丛部 > 经书浅谈 > 《周 礼》

  作者:金景芳

  《周礼》是谈政治制度的书。汉初时,名为《周官》;将《周官》之名改称《周礼》,盖始于刘歆。自郑玄兼注《周礼》、《仪礼》、《礼记》,《周礼》遂为三礼之一。

  第一节 《周礼》作者和成书年代

  《周礼》作于何时?这个问题自汉以来,即众说纷坛。说《周礼》出于周公或刘歆伪作,固然不对;说“出于六国时人”①,也不见得对。近人洪诚采朱谦之等人之说,断为“成书最晚不在东周惠王后”②,我看比较接近事实。

  朱说:

  “此书中所用古体文字,不见于其他古籍,而独与甲骨文金文相同,又其所载官制与《诗经·大雅·小雅》相合,可见非在西周文化发达的时代不能作。”③

  洪氏更补充说:

  “从语法看,文献中,凡春秋以前之文,十数与零数之间,皆用‘有’字连之,战国中期之文即不用。《尚书》、《春秋经》、《论语》、《仪礼》经文、《易·系辞传》皆必用。《穆天子传》以用为常。《王制》、《庄子》不定。《左传》、《国语》以不用为常。《山海经》中之《五藏山经》不用。《孟子》除论述与《尚书》有关之事而外,亦不用。《周礼》之经记全部用,此种语法与《尚书》、《春秋经》同,故非战国时人之作。”④

  我基本上同意洪诚的观点。

  考周公营成周(即洛邑)原是周武王的宿愿。这一点,《史记·周本纪)采《逸周书·度邑》述武王语说:

  “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洛伊,毋远天空’。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

  这是说,周武王曾因地理形势,决定在伊、洛流域、原来夏人的旧地营建洛邑,作为新都。于“周公行政七年”下又说:

  “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洛诰》。”

  从这两条材料里,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营成周是武王的意思,其出发点在于考虑地理形势,至于“天下之中”,则是营成周的副产物,并不在初时考虑之内。而《周礼》则不然。《周礼》把“求地中”作为“惟王建国”的唯一标准。说什么“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万物阜安,乃建王国焉。”⑤这种说法显然违背周初营洛事实。

  《周礼》封国之制,不但与《孟子》、《王制》之说不合,也与《左传》、《国语》之说不合。例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

  “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

  意思是说:过去天子之地辖区千里,列国之地辖区各百里,依此递降。昭公二十三年说:

  “无亦监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

  这是说:楚国若敖(楚君熊仪)、蚡冒(楚君,即楚武王之父),至于武王、文王,封地不超过百里。《国语·楚语》说:

  “齐桓晋文皆非嗣也,还轸诸侯,不敢淫逸……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备一向,而至于有畿田。”

  此处所载封地同样不超过百里。可见,周初封国无有过百里的。而《周礼·大司徒》却说:

  “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

  这种封国之制,断非周初所有。

  畿服之制古籍有二说。

  其一,《尚书·康诰》说:

  “候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

  这是说,侯、甸、男邦、采、卫五诸侯和周朝官民,都效力于周新大邑。这里,侯、甸、男、采、卫依次称为五服。《酒诰》说:

  “越在外服、候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

  意思是:在外服的职官,如侯、甸、男、卫的国君;在内服的职官,如各级官员,众长官,以及副职、其它官吏和王族官员。根据《尚书》所记,则王畿之外,有侯、甸、男、采、卫五服,且甸服属于外服。

  其二,《国语·周语》说:

  “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

  这是说,先王的制度规定,王畿方千里之内为甸服;王畿之外为侯服;侯服之外为宾服,宾服之外为要服,要服之外,称荒服。

  《荀子·正论》亦有类似的记载。根据《国语·周语》所记,则甸服属内服,即王畿之地,而甸服之外,还有宾服、要服、荒服等等。

  以上二说不同,最合理的理解,为《尚书》所记应是周初仍袭殷制,未及改作,《周语》、《荀子》所述,则是周人新制,后世沿用。而《周礼》却于《夏官·大司马·职方氏》、《秋官·大行人》说什么“九畿”、“九服”(指侯、甸、男、采、卫、蛮、夷、镇、藩等九服。自王畿千里之外,每五百里为一服,依次为别),周公时显然不可能有如此辽阔的疆域。

  然而除此而外,《周礼》其余部分则什九是西周旧制,无可疑者。

  我考儒家的儒,得《太宰》“九两”的“儒以道得民”。了解到儒字古义是“有六艺以教民者”,证之以太史公谈《论六家要指”说“儒者以六艺为法”’《汉书·艺文志》说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而皆通。我考井田制,从《地官·载师》而知古时远郊亦曰牧,实为思格斯《马尔克》一文中所说的“公共马尔克”,近郊亦曰“农郊”(农郊取《诗·卫风·硕人》),实为恩格斯《马尔克》一文中所说的“分配马尔克”。从《地官·遂人》而知井田制就是“把土地分配给单个家庭并定期实行重新分配”,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农村公社完全一致。其它如“合耦”之制,“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之制,等等,都不能伪,并不可能作于春秋中期以后。

  因此,我认为《周礼》一书是东迁以后某氏所作。作者得见西周王室档案,故讲古制极为纤悉具体。但其中也增入作者自己的设想。例如封国之制、畿服之制一类的东西,就是作者自己设想所制定的方案。这个方案,具有时代特点,不但西周不能为此方案,即春秋战国时人也不会作此方案。原因是春秋战国时,周室衰微已甚,降为二、三等小国,当时不会幻想它会复兴。而在西周的历史条件下,则不可能产生这样的设想。至于郑玄所说“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谓之《周礼》”,是没有根据的。

  第二节 体例和内容

  《周礼》文繁事富,体大思精。全书用六官区分为六部分。今冬官全亡,地官司禄、夏官军司马、舆司马、行司马、掌疆、司甲、秋官掌察、掌货贿、都则、都士、家士诸职亦阙。

  六官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每一官都有“惟王建国,辩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数语冠首。以下,如在天官则说“乃立天官冢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冢宰为六卿之首、百宫之长,其职掌理天下政务,以辅佐王者统治天下。天官所属编制,上自大宰、小宰,下至屦人、夏采,包括六十二种职官。

  在地官则说“乃立地官司徒,使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地官之长大司徒,掌邦教、土地、赋税等。其编制有大司徒、小司徒、乡师、乡大夫、州长、党正,以及饎人、槀人等。

  在春官则说“乃立春官宗伯,使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宗伯为六卿之一,掌邦礼,主管宗庙祭祀等。春官的编制,上自大宗伯、小宗伯,下至都宗人、家宗人包括六十九种职官。

  在夏官则说“乃立夏官司马,使帅其属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国”。夏官之长大司马,为六卿之一,掌军政,统领军队。夏官之属有军司马、舆司马、行司马、司勋,以及撢人、都司马等六十八种官名。

  在秋官则说“乃立秋官司寇,使帅其属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国”。秋官大司寇为六卿之一,其职掌狱讼刑罚等司法政务。秋官之属有士师、乡士、遂士、掌交、朝大夫等六十五种官名。以上诸官均先叙其官名、爵等、员数,再分叙各自的职掌。

  《周礼》冬官全亡,以《考工记》补之。所记包括治木之工、治金之工、设色之工、刮摩之工、搏埴之工等,对于车、削、矢、剑、钟、量、甲、韦革、皋陶、染羽、磬、玉、弓等等的制作,叙述甚详。

  应该指出,《周礼》所说“惟王建国”的“国”,实包括王畿全部。“体国经野”的“国”,则为与野相对而言,但指远郊以内。至“以佐王均邦国”的“国”,则是指诸侯之国。一篇之内,用了三个“国”字,而义各不同,不可不辨。同时,“惟王建国”数语,是从一般意义来讲的。这个“王”不定指某王。表明这只是草拟一个备用的方案。

  第三节 史料价值、影响及注本

  读《周礼》,不仅可以考见古制,还可以看到《周礼》作者的逻辑思想。学者称赞孙詒让《周礼正义》“以太宰八法为纲领”。其实太宰的六典、八法、八则、八柄、八统、九职、九赋、九式、九贡、九两都有纲领意义。即都是运用逻辑思想,从复杂繁赜的职事中,概括为若干条原则。

  《周礼》六官所记,基本上是西周历史条件下的各种现实的政治制度。因此,有人以《周礼》嫔御、奄寺、饮食、酒浆、衣服、次舍、器用、货贿,皆领于冢宰,冕弁、车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皆领于宗伯,为周公相成王格心辅德之法⑥。也有人以为周公成文武之德,相成王为太师,乃广置宫阙、猥亵、衣服、饮食、技艺之官以为属,必不然矣⑦。这都是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用后世之见来臆测古人的。殊不知《周礼》这些记载,恰是当时的真实情况。我们今日而欲考求中国古代的田制、兵制、学制、刑法、祀典诸大端,固舍是书莫属了。

  尽管自来学者对《周礼》一书疑信参半,然而此书对后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最显著的例子如王莽、王安石的变法、宇文泰的改革官制,有人认为就都是规摹《周礼》的。

  《考工记》亦是先秦古书,汉人用补《周礼》冬官。其书称“郑之刀”,又称“秦无庐”。而郑封于宣王时,秦封于孝王时,此书当然非周初作品。但不能因此就说《考工记》是战国末的书。梁启超虽然说《考工记》是战国末的书,但也不能不承认“其文体较古雅些,所叙之事也很结实,没有理想的话”⑧。其实,这一点正可作为它是周室东迁后的人所作的一个证据。《考工记》举出“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入上梓,周人上舆”,正因为此书是周人所作,所以对于车的构造记述特详。这一点也是考证《考工记》写作时代所应注意的。既然记文不是伪作,而在记里明白地举出这些,自然它不会是春秋或战国时人的作品了。至于记文的价值,今日讲工艺者,类能言之,就不在这里详说了。

  《周礼》的价值就在于它是宝贵的历史资料。我们研究古代史,论证一些问题,都可加以利用,以期把历史变成科学。这样,我看它就是无价之宝。

  古今注释《周礼》的书很多,不能一一列举,也没有必要一一列举。兹只举最基本的三部书:一、郑玄《周礼注》,二、贾公彦《周礼注疏》,三、孙詒让《周礼正义》。

  郑玄注成于东汉末,是在杜子春、郑兴、郑众、贾逵、马融诸家旧注的基础上完成的。实际上是给《周礼》学作了第一次总结。《周礼》郑注简奥融通,功力最深,为学《周礼》必读的书。

  贾公彦疏成于唐初,它是阐释郑注的。此书旧谓原出沈重《〈周官礼〉义疏》。实际上已包括魏晋六朝诸家之说,贾公彦在唐初为《周礼》学作了第二次总结。《朱子语类》论唐人诸经义疏,说“《周礼注疏》最好”,是有根据的。

  孙詒让正义成于清末,博采宋元明清诸家之说,疏通证明,折衷至当,在清人诸经新疏中,没有超过此书的。在目前,可以说是《周礼》学最后的一次总结。当然,由于历史局限性,不能说此书没有错误;不过错误很少。这就有待于后人继续研究了。

  郑玄《周礼注》通行版本很多,以四部丛刊影明翻宋刊本为最佳。贾公彦《周礼注疏》,阮元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本较好。董康诵芬室用宋椠影印《周礼疏》五十卷最称善本,然不易得。孙詒让《周礼正义》有光绪三十一年铅印本,字迹浅深不一,不便阅读。另有民国二十年笛湖精舍刻本,字迹很大,便于阅读,但错字太多。还有四部备要本,也有错字。至于国学基本丛书本,则字太小,错字和断句断错了的也不少。阅读时,最好以笛湖精舍刻本为主,用其它各种版本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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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见皮锡瑞《经学通论·三礼》。  ② 《读〈周礼正义〉》,见《孙詒让研究》。  ③ 《周礼的主要思想》,见光明日报1951年11月12日第2版。  ④ 《读周礼正义》,见《孙詒让研究》。  ⑤ 《周礼·地官。大司徒》。  ⑥ 王应麟《困学记闻》卷四。  ⑦ 胡宏《皇王大纪》。  ⑧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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