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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左传》的传授过程

  前一章讲到《春秋》一书。因为《春秋》叙一件事,只是寥寥几个字,很不容易了解,于是后人有给它作解说的“传”。根据《汉书·艺文志》,解说的《春秋》“传”有五家:

  (一)《左氏传》三十卷

  (二)《公羊传》十一卷

  (三)《谷梁传》十一卷

  (四)《邹氏传》十一卷

  (五)《夹氏传》十一卷

  但《汉书·艺文志》又说:“邹氏无师”,就是没有人为它传授下来。又说:“夹氏未有书”,连成文的课本都没有。因此,现在所存的只有《左氏传》《公羊传》和《谷梁传》三种。

  《左氏传》简称《左传》。古代《春秋》和“三传”(即左、公、谷)本“各自单行”,就是《春秋》是一种书,《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各自单独成书。《左传》不附《春秋》“经”文是肯定的。到后来,《春秋》经文按年分别写在《左氏传》文每年之前,成了目前这种本字。

  《左氏传》成于战国时,本是用战国时文字写的。到汉朝,通行当时的隶书。《公羊传》和《谷梁传》写于汉代,当然是用汉隶写的。所以便把《左氏传》叫“古文”(“文”就是“字”),《公羊》和《谷梁》叫“今文”。《公羊传》和《谷梁传》两者“立于学官”,就是在国立大学开设专门课程,请专家讲授;《左氏传》却只在民间传授。

  《左传》的流行,在战国已经开始。现在举出几条确凿无疑的证据。

  (一)战国时,楚威王时有个太傅叫铎椒的,曾经摘钞《左传》,写过一本叫《抄撮》书,尽八卷。《抄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名为《铎氏微》,《汉书·艺文志》说《铎氏微》只有三篇。

  (二)战国赵孝成王时,宰相虞卿也采取《左氏传》,写了八篇,叫《虞氏春秋》,既见于《十二诸侯年表序》,又见于《史记·虞卿列传》。《虞氏春秋》,根据孔颖达《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的疏引刘向《别录》也叫《抄撮》,一共九卷,似乎比铎椒的《抄撮》丰富一些。

  (三)西晋武帝咸宁五年,汲郡人叫不准的,盗掘魏襄王墓,发现一本叫《师春》的书,完全抄录了《左传》有关卜卦占筮的文字,连上下次第都没有改动。杜预和束皙都亲眼看到这书,并且认为师春是抄录者的姓名。

  由以上三事看来,《左传》已被战国时人所爱好,并且采摘成书。

  到汉代,汉高祖刘邦的谟诰便引用过《左传》,汉初的张苍,曾为秦朝御史,主持四方所上文书,也曾从荀卿学习《左传》,张苍又把《左传》传给贾谊,贾谊又传授给自己孙子贾嘉,贾嘉传给河间献王博士贯公,贯公传给自己小儿子贯长卿,贯长卿传给张敞和张禹,张禹传给萧望之和尹更始,尹更始传给自己儿子尹咸和翟方进及胡常,胡常传给贾护,贾护传给陈钦。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古籍,发现孔壁中古文《左氏传》,又从尹咸和翟方进学习《左传》。这是西汉一代私人传习《左传》的过程。

  第二节 《左传》是怎样解说《春秋》的

  刘向、刘歆父子都喜爱《左传》,刘向作《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书,采用不少《左传》的内容。刘歆曾竭力争取使《左传》“立学官”, 在国立大学开设专门课程。但遭到守旧派的一些人反对,反对理由之一,说“《左氏》为不传《春秋》”。《左传》究竟传不传《春秋》,必须由《左传》自己说话。我们考察《左传》,肯定它是“传”《春秋》的。它传《春秋》有几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说明书法。如隐公元年《春秋》:

  元年春王正月

  《左传》则说: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

  传文对经文作了二个解释。第一个解释“王正月”的“王”,《左传》在“王”下加一“周”字,说明这王是周王,也就说明,这个“春正月”是遵循周王朝所颁布的历法而定的。第二个解释是,因为依照《春秋》条例,鲁国十二君,于其元年,应该写“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而隐公元年却没写“公即位”三字,《左传》加以解释,因为隐公只是代桓公摄政,所以不写“公即位”。这个理由是有根据的。隐公元年冬十月,改葬隐公和桓公的父亲惠公,隐公却不为丧主,便是不敢以继承君主者自居,传文也明白地表示惠公在世,桓公已被立为太子,一也。二年冬十二月,桓公的母亲子氏死了,用夫人礼,史书薨,而隐公自己母亲于第二年夏四月死了,却不用夫人礼,只写“君氏卒”,便说明隐公自己只是摄政(代行政事)者,桓公实际将为正式鲁君,所以用夫人礼对待桓公母,而对待字迹母亲却却不用夫人礼,二也。隐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宫”,就是替桓公之亡母别立一庙而落成之,这表示对待桓公之母何等尊重,也就表示隐公之把幼小的异母弟桓公视为鲁君了,三也。隐公十一年传:

  羽父(即公子翚)请杀桓公,将以求大(同“太”)宰。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地名),吾将老焉。”

  就是说明羽父请求隐公允许他把桓公杀死,他自己以此要求太宰的官。隐公说:“因为他(桓公)年轻,所以我代他为国君,我不久便把君位交还给他。我已派人在菟裘这地建筑房屋,打算在那儿过老。”这更表明隐公无意于留恋君位,这杀证据之四。由此足以说明《左传》之说隐公代桓公摄行政治,完全是当时史实,鲁太史因此不书隐公即位。这种说明“书法”之处很多,这不过是一例罢了。

  第二种方式是,用事实补充甚至说明《春秋》。鲁隐公实是被杀而死。羽父求隐公杀桓公,隐公不同意,并且表示本心,但隐公太不警惕了,对羽父这样的坏人未加处置。羽父反而害怕,因此向桓公挑拨,这样,隐公被暗杀,并且使某些无辜者作了替罪羊。而《春秋》只写“公薨”二字,好象是病死的。《左传》便把这事源源本本叙述出来。

  第三种方式是订正《春秋》的错误,如襄公二十七年《春秋》:

  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左传》则是: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下略)

  “日有食之”是当时习惯语,等于今天说“日蚀”。《春秋》和《左传》只有一字之差,《春秋》是“十二月”,《左传》是“十一月”。《左传》有一条例,杜预叫做“传皆不虚载经文”。意思是《左传》作者,如果对《春秋》经文某些条文没有补充、修改或说明,便不为这条经文立传,所以《左传》中有不少经文没有传文。这一条传文,则是《左传》作者订正《春秋》经文的错误。根据古代天文历法家,如后秦姜岌(姜岌是世界上第一位能追算日食并发现蒙气差的天文学家)、元代郭守敬(郭守敬是元代大天文学家、水利专家和仪器制造家)等人的计算,实是十一月乙亥朔入食限,根据今法计算,这是当时公历十月十三日的日全蚀,乙亥朔应在周正十一月,日蚀就在这天。《春秋》作“十二月”,可能是当时的笔误,也可能为后人的误钞,而《左传》作者根据更可靠的资料改订为“十一月”。

  第四种方式是,《春秋》经所不载的,《左传》作者认为有必要写出来流传后代,于是有“无经之传”。《左传》开头便写了“惠公元妃孟子”一段,这本是和“元年春王正月”相连结为一章的,因后人分经之年,每年必以“元年春”开始,有时便截断上下文,把“元年春”的上文截置于上年的传尾。这一段也是如此,还不能算是“无经之传”。以隐公元年论,《春秋经》共七条,都有《传》;《传》有十四条,有七条是“无经之传”,而且传文都说明太史所以不书于《春秋》的缘故,这些都是对《春秋》史料阙失地补充。《春秋》经文仅一万六千多字,除掉无传之经,还不足一万字,而传文则有十八万多字,绝大多数是叙述史实的,而且行文简练含蓄,流畅活泼;描写人物,千姿百态,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既是较可信的史料,又可作为文学作品欣赏,如果没有《左传》,《春秋》的价值便会大大下降。例如鲁庄公二十六年《春秋经》:“曹杀其大夫。”僖公二十五年经又书:“宋杀其大夫。”这两条都没有传来说明或补充,那么,杀者是谁,被杀者又是谁,为什么被杀,其经过如何,一切无法知道。杜预作注,也只得说,“其事则未闻”。无怪乎东汉初桓谭在《新论》中说:

  《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

  这是《经》待《传》而明的例子。也有《传》待《经》而明的例子。如成公十七年《经》:

  夏,公会尹子、单子、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邾人伐郑。

  《传》却说:

  公会尹武公、单襄公及诸侯伐郑,自戏童至于曲洧。

  《传》仅说“诸侯”,如果没有《经》所记载的“晋侯、齐侯”等,离开了《经》,谁也不知道“诸侯”是哪些国君。桓谭说《经》不能离开《左传》;其实,《左传》也不能离开《春秋经》。

  由此,可以得一结论:《左氏传》是“传”《春秋经》的。它和《春秋经》相结合,正如桓谭所论,好比衣服之有表有里,不过它的“传”《春秋》是根据大量可靠史料来补充、甚至订正《春秋》脱露和错误的,也有说明“书法”的,不像《公羊传》《谷梁传》多逞臆说罢了。

  第三节 《左传》著作年代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左氏春秋》(即《左传》)成于左丘明,西汉初的严彭祖甚至说,孔丘和左丘明一同到周王朝看所藏史料,一个作《春秋经》,一个作《左氏传》(见《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孔颖达《正义》引沈氏说),这些话虽然是西汉人说的,却不能相信。左丘明这个人,见于《论语·公冶长篇》: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慝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孔丘引左丘明以自重,说明其人至少和孔丘同时,年龄或许还大于孔丘。可是《左传》最后记事到鲁哀公二十七年,最后一段说明智伯被灭,还称赵无恤为襄子,足以说明《左传》之作在赵无恤死后。智伯被灭距孔丘之死已经二十六年,距赵襄子之死已经五十三年。孔丘活到七十二岁,假若左丘明和孔丘同年,赵无恤死时他已一百二十五岁,怎么还能著书?

  根据上文说楚威王太傅铎椒曾经采择《左传》作《抄撮》,那在公元前329年(楚威王末年)以前《左传》便已流行,《左传》当完成于公元前329年以前。闵公元年《左传》说:

  (上略)大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以灭耿、灭霍、灭魏。……赐毕万魏,以为大夫。…… 卜偃曰:“毕万之后必大。……”

  初,毕万筮仕于晋,……辛廖占之,曰:“吉。…… 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

  毕万本是周代毕国的后代,到他本人,早已为衰微,沦为一般自由民。到此时,刚到晋国做官,得到魏邑的赏赐,职位为大夫。《左传》作者说毕万所占得的卦是“公侯之卦”,他的后代一定会“复其始”,意思是恢复为国君。《左传》作者好讲预言。预言灵验的,便是《左传》作者所目见耳闻的;不灵验的,便是预测错了,他未尝料想到的。他的毕万之后代一定昌盛而恢复为公侯,证明他曾见到魏文侯为侯,却不曾见到其后称王。那么,由此可以推测,《左传》作于周威列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即魏斯称侯以后。

  《左传》作者不可能是左丘明,因此,我们不纠缠作者为谁的问题。但著作年代却在战国初年,公元前403年以后。

  宣公三年《左传》说:

  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

  这里有个问题:周的世数和年数应从文王计算起,还是从武王灭纣后算起,还是根据这段文字从成王定鼎算起。我认为“成王定鼎于郏鄏”,只是说明卜世卜年的时间和背景,而卜世卜年应该包括周王朝所传之世、所得之年,至迟应该从武王算起。《晋书·裴楷传》说:“武帝初登阼,探策以卜世数多少。”这也是从西晋开国计算起,正和成王卜世相类。《汉书·律历志》说:“周凡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岁。”西、东周总共三十四王,《律历志》说“三十六王”,是把东周的哀王和思王计算在内。若说卜世三十,到安王便已三十王。安王末年(二十六年)为公元前376年,东周年代近四百年,加上西周约三百年,《左传》成书年代很难到周安王年代。我们可以大胆推定,《左传》成书在公元前403年以后,公元前386年前,离鲁哀公末年约六十多年到八十年。

  第四节 怎样读《左传》

  《春秋左氏传》是一部重要典籍,研究先秦史者固然必须读它,研究先秦文学者也一定要读它。但它所包内容比较丰富,某些地方不大容易理解。从西汉贾谊作《春秋左氏传训故》以来,便不断有人替《左传》作注释,但在西晋杜预作《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以后,以前那些注释《左传》的书都已先后亡佚。杜预作《集解》时,还见到十多家注解《左传》的书,也曾采用西汉末刘歆、后汉贾徽、贾逵父子、许淑、颖容之说,为什么没有采用当时尚存的服虔《春秋左氏传解》(见《后汉书·儒林传下》)呢?孔颖达《正义》认为“服虔之徒,殊劣于此辈(指上文刘、贾、许、颖五家),故弃而不论也”。杜预作《集解》,的确费了很大功力。他自称有“左传癖”。他作《集解》之外,还有《春秋释例》、《春秋经传长历》当书,可惜都已散佚,《春秋释例》,《永乐大典》中尚存三十篇,其余则仅存于孔颖达《正义》的引文中。《春秋左传注疏》是《十三经注疏》之一,今天还有参考价值。

  杜预以后还有一些关于《左传》的著作,但比较完善的却没有。清洪亮吉《左传诂》,着笔不多,有意排斥杜预的注释,而引用贾逵、服虔之余说较多,谈不到通释《左传》。刘文淇有意作《春秋左氏传》新疏,可惜他和他儿子、孙子几代用功,还仅写到襄公初为止。而且从今天看来,难以使人满意。一则为他们所处时代所限制,缺乏科学性;二则刘氏过于相信《周礼》,用《周礼》来套《左传》,往往龃龉不合,反而不如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往往能够求学术之真。

  最近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已经出版,和《春秋左传注》相配合的有沈玉成的《左传译文》(已出版),杨伯峻的《春秋左传词典》也即将出版。这是目前通释《春秋左传》的一部较有功力的书。作者广泛采取古今中外有关春秋一代历史的研究成果,加以己意,务求探索本意,不主一家之言。尤其重视更可靠的资料,如甲骨文、金文、地下发掘文物等加以印证,是一部较好的《春秋左氏传》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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