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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春秋》的名义

  “春秋”是各国国史的通名,如《国语·晋语七》说:“羊舌肸习于《春秋》”,意思就是羊舌肸(又叫叔向)这个人,熟悉各国史书。《楚语上》也说:“教之《春秋》”,就是说,对太子,用史书教授他。《墨子·明鬼篇》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就是指周朝、燕、宋、齐诸国都有史书,墨子曾读过。

  《春秋》又是鲁国史书的专名。各国史书有专名的,如晋国史书叫《乘》,楚国史书叫《梼杌》(见《孟子·离娄下》)。鲁国史书专名《春秋》,所以《左传·昭公二年》叙述晋平公派遣韩宣子(起)出使鲁国,看到《易》《象》和《鲁春秋》。不过韩起所看到的《鲁春秋》,一定是从周公姬旦叙起,才能说:“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而现存的《春秋》,才从鲁隐公叙起。隐公父亲惠公以上的鲁国历史原始记载已经完全亡佚。

  至迟自西周起,就有太史记载国家大事;在每一季的开始,一般要写“春”到“秋”四季的季节。但古人重视春季和秋季,因此把国史记载叫做《春秋》,这可能是“春秋”作为史书名的来由罢。

  现在,自秦以上,除鲁国的《春秋》还较完整地存在外,若把《尚书》中的若干篇文献不算,不用说西周、东周,就连春秋、战国的各种史书(《战国策》很难说是史书),都不存在了。西晋初在魏襄王墓中所发现的晋国、魏国史书,名叫“竹书纪年”的,今天也只存在一个拼凑起来的残本。

  现存《春秋》,从鲁隐公记述到鲁哀公,历十二代君主,计二百四十四年(依《公羊传》和《谷梁传》载至哀公十四年止,为二百四十二年,《左传》多二年),它基本上是鲁国史书的原文。

  第二节 《春秋》作者

  《公羊传》、《谷梁传》都在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写“庚子,孔子生”,《左传》虽然没有这一条,但于哀公十六年写“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可以想象《春秋》和孔丘有一定关系。但孔丘不可能写自己某日死,也不会写自己某日生,这一“生”一“卒”,自然不会是孔丘自己笔墨。却自《左传》作者以来,都说《春秋》是孔丘所修,《公羊传》甚至说有未曾经过孔丘修改的原本《春秋》,叫“不脩春秋”;现今的《春秋》,则是经过孔丘所修改过的。孟子甚至说,《春秋》是孔丘著作的。这些都是不可凭信的推测之辞。

  我们研究《春秋》本身,发现它前后笔调不一致,可以说是体例不纯罢,略举下列几点作为例证。

  (一)在隐公和桓公时,若不是鲁国卿大夫,无论国际盟会或者统军作战,都不写外国卿大夫的姓名。到庄公二十二年,《春秋》才写“及齐高傒盟于防”, 这是和外国卿结盟写出他姓名的开始。文公八年春写“公子遂会晋大夫赵盾于衡雍”,这是盟会鲁国和外国的卿大夫都写出姓名的开始。

  (二)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四公时,外国卿大夫统军出外征伐,都只称“某人(即某国人)”,如隐公二年:“郑人伐卫”。到僖公十五年,才写“公孙敖(鲁之孟穆伯)帅师及诸侯之大夫救徐”。写“诸侯之大夫”,还不写出大夫的姓名;到文公三年,才写“晋阳处父帅师伐楚以救江”,写明了外国统帅姓名;到宣公六年才写“晋赵盾、卫孙免侵陈”,两国率领军队之卿大夫都写出。直到成公二年,鲁国及各国统帅都历历写出:“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四人皆鲁卿大夫)帅师会晋郤克、卫孙良夫、曹公子首及齐侯战于鞌,齐师败绩”,各国统帅之官都一一写明。

  (三)在僖公以前,《春秋》多称某国君为某人,不称某侯。如隐公十年:“翚(公子翚,鲁卿大夫)帅师会齐人、郑人伐宋。”从传文,经所谓“齐人”,实是齐僖公;“郑人”,实是郑庄公,但不书“齐侯”“郑伯”。僖公以后,仅秦、楚两国之君有时称“秦人”“楚人”。宣公五年以后,就是秦、楚两国之君也不称“人”,而称“秦伯”、“楚子”。

  这类例子还很多,这是古人所谓“书法”。书法的意义何在?前人说孔丘意在“寓褒贬,别善恶”,但深入研究,并不如此。只是因为时代推移,,形势变动,太史有死者有继承者,因此各不相同而已。

  古本《竹书纪年》,是晋国、魏国的历史文献,西晋的杜预亲自看见刚出土的竹简,在其《春秋左传集解后序》中说:“其《纪年篇》……大似《春秋经》。”唐代刘知己也看到这书,在《史通·惑经篇》中也说:“《竹书纪年》,其所记事,皆与《鲁春秋》同。”就《公羊传》和《谷梁传》以及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所极度推崇的僖公十六年《春秋》的“陨(《公羊》作“霣”,同)石于宋五”的一条说,不过记载那天宋国有陨石,落下五块石头罢了。这种措辞构句没有什么奇怪,而《公羊传》等却越说越离奇,董仲舒认为这是“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本孔丘语,见《论语·子路篇》)。其实,根据《史通·惑经篇》所引《竹书纪年》,也是“陨石于宋五”。可见这是宋国的天象,宋国把它通报诸侯,各国史官记了下来,何尝是孔丘的笔墨?《礼记·坊记》曾经两三次引用《鲁春秋》,就是《公羊传》所谓“不脩春秋”,也和今天的《春秋》基本相同。因此,我们认为下列诸人的说法是正确的:

  孔颖达《左传正义》说:

  推寻经文,自庄公以上弑君者皆不书氏,闵公以下皆书氏,亦足以明时史之同异,非仲尼所皆贬也。

  宋郑樵《春秋考·自述》说:

  按《春秋》之经,则鲁史记也。

  他还说:

  以《春秋》为褒贬者,乱《春秋》者也。

  刘克庄说:

  《春秋》,史克之旧文也。

  清人袁谷芳《春秋书法论》说:

  《春秋》者,鲁史也。鲁史氏书之,孔子录而藏之,以传信于后世者也。

  石韫玉《独学庐初稿·春秋论》也说:

  《春秋》者,鲁史之旧文也。《春秋》共十二公之事,历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笔而书者必更数十人。此数十人者,家自为师,人自为学,则其书法,岂能尽同?

  那么,《春秋》和孔丘究竟有什么关系呢?我认为,孔子教学生,不能不教他们近代和现代史,《春秋》一书,孔子不过曾用它作过教本罢了。《春秋》本是鲁国官书,由此传到民间,由孔门弟子传述下来,孔门弟子或者加上孔子生的年月日,或者加上孔子死的年月日,以此作为纪念而已。

  第三节 对《春秋》的评价

  《春秋》这书,今天如何评价?

  第一,它既是鲁国史官所记当时之大事,必然基本上是可信的。我们从所记日蚀和其他天象可以得到证实。《春秋》记载日蚀三十六次,而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初一、十月初一的一连两次日蚀,又二十四年七月初一、八月初一的两次日蚀;相连两月而日蚀,前人叫做“比食”,虽然并非没有这种可能,但在同一地两次日蚀都能见到,却没有可能性。尤其在前一次是日全蚀或环蚀之后,绝不能于下月初一又发生日蚀。因之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初一的日蚀可能是误认或者误记;襄公二十四年八月的日蚀可能是错简(好比今天的书页次序装订错乱了)。除这两次而外,实记载三十四次,而三十三次据现代较精密的科学方法追算,是可靠的。这是古人所不能伪造的。

  又譬如庄公七年记载,“星陨如雨”,这是公元前687年3月16日所发生的天琴星座流星雨记事,而且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记载。不是当时人看到,当时史官加以记载,谁也不能假造。还有文公十四年的“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这是世界上对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也是无法假造的。

  另外,上文已经说明,《春秋》的记事,和《竹书纪年》(古本,即汲冢本)可以互相印证。尤其是关于春秋时代一段,书法也相同。而且,从出土不少青铜器铭文中和若干古文物中,也足以证明《春秋》的可信。如隐公二年“无骇(鲁国卿)帅师入极”,极国就是金文中“遽”;又如隐公四年“莒人伐杞”,清光绪年间,在山东新泰县出土杞伯器多种,因之可以推顶春秋前杞国国都所在;又如隐公五年“卫师入郕”,从古青铜器和泉(钱币)文中知道郕国古本作“成”,后来才加“邑”(“阝”)旁写作“郕”。文公元年:“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今传世青铜器有楚王頵钟,铭文云:“楚王頵自作铃钟”,足证楚成王名頵。又如襄公十七年“邾子牼卒”,邾子牼即邾宣公,名“牼”,可是《公羊》《谷梁》“牼”皆作“瞯”,而端方《陶斋吉金录》有邾公牼钟四器,可证《左氏经》正确。这些仅仅是少数例子,已足以证明《春秋》是可信史料。

  第二,《春秋》所记,是二百四十多年的春秋各国大事,目前所存全文,不过一万六千多字,但据曹魏时的张晏和晚唐时人徐彦引《春秋说》,都说是一万八千字(张说见《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徐说见《公羊传·昭公十二年疏》引),可见《春秋》原文,从三国以后脱露了一千多字。很多大事漏记。再以日蚀而论,《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鲁都曲阜可以见到日蚀在六十次以上,《春秋》仅记载了一半,另外一半或者失载,或者说脱落了。《春秋》载女子出嫁的仅七次,难道在十二代君主中,一共只有七个女孩出嫁?而且宣公十六年有“郯伯姬来归”,成公五年又有“杞叔姬来归”,这两位女公子,只记载她们被男方抛弃会娘家,却未记载她们的出嫁,又是什么缘故呢?又如鄅国在哀公三年时早已属鲁所有,《左传》和《公羊传》《谷梁传》都说《春秋经》条例之一是“重地”(见《公羊传·襄公二十一年》和《左传·昭公三十一年》),为什么鲁兼并鄅国土地却不记载呢?漏记情况还不少。拿今天辑本《竹书纪年》和《春秋》比较,又有若干条为《春秋》所应有而未有,是脱落,还是失载,就难说了。

  第三,《春秋》是粗线条的笔墨。譬如宣公二年《春秋》“秋九月乙丑(二十六日)晋赵盾弑其君皋夷”。其实,杀晋灵公(名皋夷)的不是赵盾,而是赵穿,赵盾可能是指使着,也可能不是。其中有一段曲折,《左传》有详细叙述。若没有《左传》,谁知道其中底蕴?又如庄公二十六年《经》,“曹杀其大夫”,僖公二十五年《经》,“宋杀其大夫”,两条《春秋》都没有《传》来说明,究竟杀人者是君是臣,被杀者又是谁,为什么被杀,怎样被杀的,从《春秋》经文仅仅五个字从,谁也看不出。杜预也不懂,只得说“其事则未闻”。王安石讥讽《春秋》是“断烂朝表”(见苏辙《春秋集解·自序》),便是对《春秋》残缺的不满意。

  《春秋》本有自己的单行本,其后和各种传文按年合并,先经后传,即《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和《春秋左氏传》。三种《传》的《春秋经》文字基本上相同,也有一些差异,等下面讲《三传》时,再具体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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