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针灸科

汉代针灸学术,在继承前人经验基础上,继续取得发展。 淳于意是西汉初期的著名医学家,他从公乘阳庆、公孙光等战国时期老一辈医家那里继承了针灸学术,并将其传授给高期、王禹等人。针灸学在《难经》中占着重要的地位。《难经》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上,对针灸学理论有一定的充实和提高。在西汉时期,刘胜墓出土的九枚医用金针和银针,亦标志着针灸用具的显著进步。《后汉书·郭玉传》的记载,有涪翁、程高、郭玉等一派互为师承的针灸家撰著《针经》、《诊脉法》等,互相传授,虽然均已失传,但涪翁“时下针石,辄应时而效”的高超针术仍得以流传。程高学于涪翁,并将所学针灸技术传与郭玉。郭玉在东汉和帝(89~105年)为太医丞,在针灸上不仅具有“一针即差”的本领,而且还深刻地认识到“针有分寸,时有破漏。”他认为“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说明在针刺治疗上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并已获得显著的疗效。 西汉末至东汉延平(8~106)年间,在针灸史上出现一部名著《黄帝明堂经》;即《明堂孔穴针灸治要》,是中国第一部针灸学的腧穴学专著。隋唐之间,曾先后两次由政府下令,加以修订,规定为针灸医生的必修课本,并流传到日本等国,对后世中外针灸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武威汉代医简》有九枚医简涉及针灸,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的留针时间较长,可达“炊米一升顷”之久,简文共载有三里、肺俞二穴。其泉水,从上下文看亦当为穴名,但不见于后世针灸著述。肺俞穴,似为脾俞穴的误记。三里穴,原简作“时下五寸”亦与今穴不同。简文还谈到刺灸与年龄的关系,这也是其他针灸著述所未见的。《黄帝虾蟆经》是一部论述四时刺灸禁忌的专著,全书有十分之七的内容为插图,其中有一幅全身谨避针灸的人体图,是按六十甲子交替排列的,共有六十个禁刺部位。 华佗亦长于针灸。史载:”若当灸,不过一两处,每处不过七八壮,病亦应除。或当针,亦不过一两处,下针言,当引某许。若至语人。病者言:‘已到’,应,拔针,病已行差。”形象他说明了针刺是否得气和疗效的关系。曹操“苦头风,每发,心乱目眩,佗针鬲,随手而差。” 张仲景对针灸亦有独到见解,以伤寒为例,发热恶寒,……,寸脉浮紧,大渴欲饮,自汗便利的宜刺期门;妇人中风,发热恶寒,经水适来,热除脉迟,身凉下满,……,亦宜刺期门。在69条有关条文中,以刺期门主治为最多,张仲景在针灸操作方法上也有所发展,如针刺与温针、烧针、艾灸等,并各有比较明确的适应症。如所论之“可刺”、“不可刺”、“可灸”、“不可灸”、“可火”、“不可火”等,专篇论述针灸的忌宜,成为张仲景针灸学说的又一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