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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逺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
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逹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
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
周德旣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刋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
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刋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
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逺，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
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巳，非例也。
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舎族尊夫人、梁亡、城縁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盗、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
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荅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襃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榖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揔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襃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
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
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榖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於孔丘卒，敢問所安？荅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旣没，文不在兹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鳯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巳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鳯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虚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絶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
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荅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
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髙則旨逺，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旣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
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旣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