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祖因享庙，谓礼部臣曰：“经言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人谨方寸于此，而能格神明于彼，由至诚也。然人心操舍无常，有所警而后无所放。乃命礼部铸铜人一，高尺有五寸，手执简书，斋戒三日，凡致斋之期则置朕前，庶朕心有所警省而不敢放也。”
太祖谓李善长曰：“人之一心，最难点检。朕起兵后，年二十七八，血气方刚，军士日众。若不自省察，任情行事，谁能禁我者？因思心为身之主帅，若一事不合理则百事皆废，所以常自点检。此身与心若两敌然，时时自相争战。凡诸事，为必求至当，以此号令得行，肇成大业。今每遇祭祀，以为当斋整心志，对越神明。而此心不能不为事物所动，检持甚难。盖防闲此身，使不妄动，则自信己能；若防闲此心，使不妄动，尚难能也。”
洪武四年春，严内城门禁之法。官一日一代，士卒三日一代。凡内官内使，出入皆用号牌。有以兵器杂药到门者，论如律。
中书省臣言：“宦官俸宜月给三石。”太祖曰：“内使辈衣食，于内自有定额。彼得俸，将焉用之？但月给一石足矣。”
太祖谓省台臣曰：“朕诸子日知务学，必择端谨文学之臣兼宫寮之职，日与之居，讲说经史，蓄养德性，博通古今，庶可以承籍天下国家之重。但人之相与，气习易移。与正人处，则日习于正，如行康衢，自不为偏岐所惑；与邪人处，则日习于邪，如由曲径，往而不返，不觉入荆棘中矣。”
太祖以刘真为治书侍御史。谕之曰：“台宪之官，不专于纠察，朝廷政事或有遗阙，皆得言之。人君日理万几，听断之际岂能一一尽善？若臣下阿意顺旨，不肯匡正，则贻患无穷。今擢卿为侍御史，居朝廷之上，当怀蹇谔之风以为百官表率。至于激浊扬清，使奸邪屏迹，善人汇进，则御史之职兼尽矣。”
刑部搜狱中囚，得一私书，乃吴兴王升以寄其子平凉知县填者，其言曰：“凡为官须廉洁自持，贫者士之常也，古人谓贫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抚民以仁慈为心，报国以忠勤为本，处己以谦敬为先，进修以学业为务。有暇日，宜玩味经史，至于先儒性理之书，亦当潜心其间，于此见得透彻，则自然所思无邪。又熟读律令，则守法不惑，仕与学不可偏废。人便则买附子二三枚，川椒一二斤，必经税而后来，余物非所觊也。”太祖览书，嘉叹良久，赐升手诏，遣使往谕，赐白金百两、绢十疋、附子五枚、川椒五斤，仍复其家。
太祖谓群臣曰：“凡事，勤则成，怠则废，思则通，昏则窒。故善持其志者，不为昏怠所乘，是以业日广，德日进。圣人初无异于常人，而常人不能如圣人者，以弗勤弗思耳。”
洪武四年五月，以李守道、詹同为吏部尚书。谕之曰：“吏部者，鉴衡之司。鉴明则物之妍媸无所遁，衡平则物之轻重得其当。盖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贤否在吏部。任得其人则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则瘝官旷职。卿等居持衡秉鉴之任，宜在公平以辨别贤否，毋但庸庸碌碌充位而已。”
太祖与群臣论刑法。或曰：“法重则人不轻犯，吏察则下无遁情。”曰：“不然。法重则刑滥，吏察则政苛。钳制下民，而犯者必众；钩索下情，而巧伪必滋。夫垒石之冈，势非不峻，然草木不茂；金铁之溪，水非不清，然鱼鳖不生。古人立法制刑，以防恶卫善。故唐虞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不犯；秦有凿颠抽胁之刑，惨夷之诛，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所谓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今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则民无所措其手足矣。朕闻帝王平刑缓狱而天下服从，未闻用商韩之法可以致尧舜之治也。”
太祖谓丞相汪广洋曰：“朕观前代人君，多喜佞谀以饰虚名，甚至臣下诈为瑞应以恣矫诬。至于天灾垂戒，厌闻于耳。如宋真宗初相李沆，日闻灾异，其心犹存警惕。后大臣首启天书，以侈其心，致使言祥瑞者相继于途。朕思凡事惟在于诚，况为天下国家，而可伪乎？尔中书自今凡祥瑞不必奏，如灾异及蝗旱之事，即时报闻。”
太祖与侍臣论用将。曰：“秦裕伯尝言，古者帝王之用武臣，或使愚使贪。其说虽本于孙武，然其言非也。夫武臣，量敌制胜，智勇兼尽，岂可谓愚？攻城野战，捐躯徇国，岂可谓贪？若果贪愚之人，不可使也。”
太祖观《大学衍义》，至晁错谓：“人情莫不欲寿三王，生之而不伤。”真德秀释之曰：“人君不穷兵黩武，则能生之而不伤。”顾谓侍臣曰：“朕每临阵，观两军交战，出没于锋镝之下，呼吸之间，创残死亡，心甚不忍。尝思为君恤民，所重者兵与刑耳。滥刑者陷人于无辜，黩兵者驱人于死地。有国家者所当深戒也。”
太祖谓省台诸臣曰：“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用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卿等当知朕此意。”
太祖谕京卫诸将士曰：“勤俭为治身之本，奢侈为丧家之源。近闻尔等耽嗜于酒，一醉之费不知其几。以有限之资，供无厌之费，岁月滋久，岂得不乏！且男不知耕，女不知织，而饮食衣服必欲奢侈。夫习奢不已，入俭良难，非保家之道。自今宜量入为出，裁省妄费，宁使有余，毋令不足。”
太祖闻诸勋臣庄佃多倚势害人者。召诸臣谕之曰：“古人不亏小节，故能全大功；不遗细行，故能成大德。是以富贵终身，声名永世。今卿等功成名立，保守晚节，正当留意。而庄佃之家倚汝势，挟汝威，以凌暴乡里，卿等何可不严戒之？彼小人耳，戒之不严，必渐自纵不已，必累尔德也。”
太祖尝谕群臣曰：“凡居官者，任之大小虽不同，要皆尽其职而已。昔范文正公居位，凡日之所为必求与食相称，或有不及，明日必补之，其心始安。贤人君子于国家尽心如此，朝廷岂有废事，天下安得不治？朕每夜不安寝，未明视朝，常恐天下之事或有废怠不举，民受其弊。卿等当体朕怀。”
洪武五年二月，安南国王遣陪臣朝贡，礼部已受表。将入见，主事曾鲁取其副视之，曰：“前王乃陈日熞，今表曰叔明，必有以也。白尚书诘之。”盖叔明逼死日熞，惧朝廷致讨，故托贡以觇之，遂却其贡。
洪武五年五月，太祖祭方丘毕，还宫。皇后妃嫔见，谓之曰：“方农时，天久不雨，秧苗尚未入土，朕恐民之失望也，甚忧之。汝等宜皆蔬食，自今日始，俟雨泽降，复常膳如故。”是夜大雨，诘旦，水深尺余。
句容民献同蒂嘉瓜二，省臣以进。太祖曰：“草木之祥，生于其地，亦惟其土之人应之，于朕何预？若尽天地之间，时和岁丰，乃王者之祯。故王祯不在于微物。赐民钱遣之。”
太祖曾造红牌，镌戒谕后妃之词，悬于宫中。其牌用铁，饰字以金，其词不可考也。
太祖念驿传重繁，谕省臣曰：“善治者，视民犹己，爱而勿伤；不善治者，征敛诛求，惟日不足。殊不知君臣一体，民既不能安其生，君亦岂能独安厥位乎？譬之驭马者，急衔勒，厉鞭策，求骋不已，鲜不颠蹶。马既颠蹶，人独能无伤乎？元之末政，宽者失之纵，猛者失之暴。观其驿传一事，尽百姓之力而苦劳之，此与驭马者何异？自今马夫必以粮富丁多者充之，有司务加存抚。有非法扰害者，罪之。”
洪武五年十二月，诏曰：“农桑衣食之本，学校理道之原。朕尝设置有司，颁降条章，敦笃教化。务欲使民丰衣足食，理道畅焉。何有司不遵朕命，秩满赴京者，往往不书农桑之务、学校之教，甚违朕意。特敕中书，令有司今后考课，必书农桑学校之绩。违者降罚。民有不奉天时负地利，及师不教导生徒隳学者，皆论如律。於戏！彝伦不振，实君师之过。坐享民供而不修政教，亦岂职分之当为？凡在君民，体朕至意。”
太祖尝于冬月幸三山门观修浚城濠者，见有役夫裸行水中，若探物状。令人问之，则督工吏掷其锄于水中，求之未得耳。令别取锄偿之。曰：“农夫供役，手足皴裂，亦甚劳矣，尚忍加害乎？”捕吏杖之。顾谓丞相曰：“今日衣重裘体犹觉寒，况役夫贫困无衣，其苦何可胜道？”即命罢其役，仍命行工部，遣各夫匠还家。
内使有奏增肉饲虎者，太祖曰：“养牛以供耕作，养马以资骑乘，养虎欲以何用？而费肉饲之乎？”命以虎送光禄，他禽兽皆纵之。
太祖尝谕来朝守令曰：“慈祥恺悌，身之德也。刻薄残酷，德之贼也。君子成其德而去其贼，小人养其贼而悖其德，故殃流于众。且人莫不有是德，君子守之不失，故天理恒昭融于中；小人舍而不为，故私欲恒蔽锢其内。朕之任官，所用惟贤。举廉兴孝，惟欲厚俗；崇德劝善，惟欲成风。若伪为慈祥，必无仁爱之实；伪为恺悌，必无乐易之诚。尔等勉修厥德，广施惠政，以副朕怀。”
太祖尝谓御史台臣曰：“为人不可太刚，亦不可太柔。刚则伤物，柔则废事。往见贪饕之徒，常执谦下，不拂人意。盖缘所守不正恐举劾其奸，故为此取媚之态。人喜其媚己，以为贤，则堕其术中矣。其不贪者自谓操守廉洁，故与人言，议稍有不合，辄起争端。此虽刚强，人恶其拂己，以为不肖，则失人矣。夫以中而处刚，则必无矫激之情；以正而处柔，则必无畏佞之态。”
太祖谓詹同曰：“声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溺人。一有溺焉，则祸败随之，故其为害甚于鸩毒。人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色，窈窕之声，何求而不得？苟不知远之，则小人乘间纳其淫邪，不为所迷惑者几人焉？况创业垂统之君，为子孙之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谨。”
太祖尝命御史察举天下有司，谕之曰：“古人有言，礼义以待君子，刑戮加于小人。盖君子有犯，或出于过误，可以情恕。小人之心奸诡百端，无所不至，若有犯，当按法去之，不尔则遗民患。君子过误，责之以礼义，则自知愧悚，必思改为。彼小人者不知廉耻，终无忌惮，所以不得不去之也。故朕于廉能之官，虽或有过，常加宥免；若贪官之徒，虽小罪不赦也”。
太祖制中都城隍神主成，谓宋濂曰：“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朕则上畏天，下畏地，中畏人。自朝达暮，恒竞惕自持。夫人君，父天母地，而为民父母者也。苟所为不能合天地之道，是违父母之心；不能安斯民于宇内，是失天下之心矣。如此者，可不畏哉！”
太祖命群臣采汉唐以来藩王善恶可为劝戒者，著为书，曰《昭鉴录》，以赐藩王。因谓秦王傅文原吉等曰：“朕于诸子，尝切谕之：一，举动戒其轻；一，言笑斥其妄；一，饮食教之节；一，服用教之俭。恐其不知民之饥寒也，尝使之少忍饥寒；恐其不知民之勤苦也，尝使之少服劳事。但人情易至于纵恣，故令卿等编辑此书，必时时进说，使知所警戒。”
太祖一日阅武罢，谕诸将曰：“畜兵所以卫民，劳民所以养兵。今尔等无耕耨之劳而充其食，无织之苦而足其衣，是皆出于民也。无知之徒不知捍御之道，横起凌虐之心以害其民，民受其害而至于困弊者，是自损其衣食之本也，不仁甚矣。尔等宜戒其恣纵之心，体朕恤下之意。且贵能思贱、富能思贫者，善处富贵也；忧能同其忧、乐能同其乐，善体众情也；不违下民之欲，斯能合上天之心，合乎上天之心，斯可以享有富贵矣。”
卫卒有差还，受亲旧私遗者，卫官以违法并逮其亲识，请罪之。太祖曰：“人归故乡，孰无亲识？慰劳馈赠，人之常情。”命皆释之。因谓侍臣曰：“近来诸司用法，殊觉苛细。用法如此，使人举动即罹刑网，甚失宽厚之意。”
太祖谓群臣曰：“昔唐太宗谓：‘人主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殆，岂可得也？’此言甚善。朕观汤以从谏弗咈而兴；纣以饰非拒谏而亡。兴亡之道在从谏与咈谏耳。大抵自贤者必自用，自用则上不畏天命，下不恤人言，不亡何待？从谏者则乐善，乐善则正人日亲，俭人日远，号令政事必底于善。故未有不兴者。朕于卿等深有所望，勿怀顾忌而不尽言。”
太祖尝命吏部访求天下贤才，谕之曰：“世有贤才，国之宝也。古之圣王恒汲汲于求贤，盖贤才不备不足以为治。鸿鹄之能远举者，为其有羽翼也；蛟龙之能腾跃者，为其有鳞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为其有贤人而为之辅也。今山林之士，岂无德行文艺之可称者？宜令有司采举，备礼遣送至京。朕将任用之，以图至治。”
太祖谓中书省臣曰：“马虽至驽，策励可以致远；木虽至朴，绳削可以致用；人虽至愚，勉教可以成材。故圣人之教无弃人；君子之化无鄙俗。今之为吏犯法者多，若得贤官长以表率之，岂有不化而为善者。自今台省六部官，遇有暇时，集属吏，或教以经史，或讲以时务，以变其气质。年终考之，视其率教与否，则可以知其贤不肖矣。”
太祖谓中书省臣曰：“唐虞三代，典谟训诰之词质实不华，诚可为千万世法。汉、魏之间，犹为近古。晋、宋以降，文体日衰，骈丽绮靡而古法荡然矣。唐、宋之时，名儒辈出，虽欲变之，而卒未能尽变。近代制诰表章之类，仍蹈旧习。朕尝厌其雕琢，殊异古体，且使事实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诰谕臣下之词，务从简古，以革弊习。尔中书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笺奏疏，毋用四六对偶，悉从典雅。”
太祖尝谓皇太子曰：“人君统理天下，人情物理，必在周知，然后临事不惑。吾自起田里至于今日，凡治军旅理民事，无不尽心。恒虑处事未当，故常深念古人。为治必广视听，凡言之善者，吾即行之；不善者，吾虽不行，亦绎思至再，果不可行，然后置之。夫虑事贵明，处事贵断，庶几不眩。况汝生长宫掖，未涉世故，若局于见闻则视听不广，而欲以区区知识决天下之务，能一一当理，难矣！宜亲贤乐善以广聪明。逆己之言必求其善；顺己之意必审其非。如此，则是非不混，理欲判然。天下之事，可得而治矣。”
太祖谕中书省臣曰：“忧人者当体其心，爱人者每惜其力。朕尝亲军旅，备知其疾苦。每进一膳，即思天下军民之饥；服一衣，即思天下军民之寒。今临濠营造之士，宜各给衣米，庶不至饥寒也。”
太祖尝谓秦府左相文原吉曰：“蓄药所以防病，积货所以防贫，用贤所以辅德。朕为诸子择贤以为之辅，尔等居左右宜朝夕规诲，以成其德。人情于大事或能谨之，而常忽于细微。夫细行不谨，大德必亏；姑息小过，大愆必至。尔若曰所失者小，可勿言也。俟其大失，然后规之救，有所弗及矣。夫善虽小，可以成名；恶虽小，足以亡身。尔等宜尽心所事。”
洪武六年十月，太祖尝命礼部考究前代纠劾内官之法，礼部议置内正司，设司正、司副，专掌纠察内官失仪及不法者。”
潞州贡人参。太祖谕之曰：朕闻人参得之甚艰，岂不劳民？今后不必进。”因谓省臣曰：“往年金华贡香米，朕命止之。遂于苑中种数十亩，计所入，亦足供用。太原岁进蒲萄酒，自今亦令其勿进。国家以养民为务，岂以口腹累人哉！尝闻宋太祖家法，子孙不得于远方取珍味，甚得贻谋之道也。”
太祖谓都督府臣曰：“自古贤君，皆安不忘危，治不忘乱。今重兵之镇，惟在北边，然皆坐食民之租税。将不知教，兵不知习，猝欲用之，岂能济事？且兵食一出于民，所谓农夫百养战士一，疲民力以供闲卒，非长策也。古人有以兵屯田者，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兵得所养而民力不劳，此长治久安之道。然必委任得人，庶不废事。今命尔等往彰德、济宁、真定等处，统理军政，凡镇守、屯田、训练之务，皆专之。”
洪武七年二月丁酉朔春分，当朝日，以是日日食，改于己亥日行礼，释奠先师孔子，亦改于次丁日。”
彰德府税课司有税及民间瓜菜柿枣畜牧饮食之物者，事闻，太祖曰：“古谓聚敛之臣甚于盗臣，正此等官吏也。”命执而罪之。
礼部尚书牛谅言：“古礼，凡大祀斋日，宰犊牛为膳，以助精神。”太祖曰：“大牢非常用，致斋三日而供三犊，所费太侈。夫俭可以制欲，澹可以顺性。若无节制，惟事奢侈，徒增伤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谅曰：“周礼古人所定，非过侈也。”曰：“周官之法，不行于后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其可哉？”
初大祀，既终献，方行分献礼。太祖以为未当。命学士承旨詹同与学士宋濂议，乃改定初献奠玉帛将毕，即分官行初献礼。亚献、终献皆如之。又谓古人祭用香烛，所以达道阴阳，以接神明。初无上香之礼，遂罢之。
太祖尝谓中书省臣曰：“天下一家，民犹一体，有不得其所者，当思所以安养之。昔吾在民间，目击其苦。鳏寡孤独饥寒困踣之徒，常自厌生，恨不即死。吾乱离遇此，心常恻然。故躬提师旅，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余年，若天下之民有流离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于代天之工，亦不能尽。其令天下郡县，访穷民无告者，月给以衣食，无依者，给以屋舍。”
山阳民有父得罪当杖而子请代者。太祖谓刑官曰：“父子之亲，天性也。然不亲不逊之徒，亲遭患难，有坐视而不顾者。今此人以身代父，出于至情。朕为孝子屈法，以劝励天下。其释之。”
太祖命御史台选国子生分教北方，谕之曰：“致治在于善俗，善俗本于教化。教化行，虽闾阎可使为君子；教化废，即中材或坠于小人。近北方丧乱之余，人鲜知学，欲求方闻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学诸生中，年长学优者，卿宜选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
太祖尝谓侍臣曰：“人君深居高位，恐阻隔聪明，过而不闻其过，阙而不知其阙，故必有献替之臣，忠谋之士，日处左右以拾遗补阙。言而是也，有褒嘉之美；言而非也，无谴责之患。故人思尽职竭其忠诚，无有隐讳。如此，则嘉言日闻，君德日新。令闻长世，允为贤明。若昏庸之主，吝一己之非，拒天下之善，全躯保禄之臣，缄默而不言。或畏威而莫谏，塞其聪明，昧于治理，必至沦亡而后已。由此观之，能受谏与不能受谏之异也。”
太祖谓侍臣曰：“举大器者，不可以独运；居大业者，不可以独成。故择贤任能，布列庶位，安危协心，盛衰同德。昔殷周之兴也，用伊尹、周公诸贤，故卜世永久，历祚灵长。秦、隋之季，弃群策于汉高，委英雄于唐主，独任其智，未几而亡。盖根疏者易拔，源浅者易涸。人君欲弘其德，惟当广览兼听，博达群情，则治益盛隆，道日光大矣。”
洪武八年，改建大内宫殿。太祖谓廷臣曰：“唐虞之时，宫室朴素。后世穷极侈丽，习尚华美，去古远矣。朕今所作，但求安固，不事华丽。凡雕饰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坚壮可传永久，使吾后世子孙守以为法。至于台榭苑囿之作，劳民费财，以事游观之乐，朕决不为。其饬所司，如朕之志。”
太祖与侍臣论用人之道，谓之曰：“金石之有声，击之而后鸣；舟航之能运，操之而后动；贤者之有才，用之而后见。然人之才智，有长于彼而短于此者，若因其短而并弃其所长，则天下之才难矣。”
洪武时南郊甘露降，群臣有献诗颂德者。太祖曰：“人之常情，好祥恶妖，然天道幽微莫测，若恃祥而不戒，祥未必皆吉；睹妖而能惩，妖未必皆凶。盖闻灾而惧，或者蒙休；见瑞而喜，反以致咎。何则？凡人惧则戒心常存，喜则侈心易纵。朕德不逮，惟图修省之不暇，岂敢以此为己所致哉！”
太祖谓太子、诸王曰：“汝等闻修德进贤之道乎？藻率杂佩，为身之容；恭逊温良，为德之容。见于外者，可知其内。古之君子，德充于内而著乎外，所以器识高明而善道日臻，恶行不见而邪僻益远。己德既修，自然足以服人，贤者汇进而不肖者自去。能修德进贤，则天下国家未有不治。不知务此者，鲜不取败。夫货财声色，为戕德之斧斤；谗佞谄谀，乃杜贤之荆棘。当拒之如虎狼，畏之如蛇虺。苟溺于嗜好，则必为其所陷矣。”
太祖命汤和等防边，谕之曰：“自古重于边防，边境安则中国无事。然虏人聚散无常，若边防不严，即入为寇，待其入寇而后逐之，则塞上之民必然受害。朕尝敕边将严为之备，复恐久而懈惰，特命卿等率众以往。众至边上，常存戒心，虽不见敌，常若临敌，则不至有失矣。”
洪武九年五月，将有事于方丘，适有晋王妃之丧，太祖命翰林官考古制以闻。学士宋濂等言：“按《王制》，丧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越绋而行事。宋真宗时有内丧，神宗当郊而丧未除，皆未尝废。夫郊社之礼，国之大事，圣人所重。虽有三年之丧，亦不敢废，所以示有尊也。”从之。
洪武时，日照知县马亮考满，州上其考曰：“无课农兴学之绩，而长于督运。”太祖曰：“农桑衣食之本，学校风化之原，此守令先务。不知务此，而曰长于督运，是弃本而务末，岂其职哉？”遂黜之。
洪武时，福建参政魏鉴、瞿庄笞奸吏至死，太祖赐玺书劳之曰：“自古天下之治乱，在于君臣之能驭不能驭耳。若君能驭臣，臣能驭吏，故治由此始；若君不能驭臣，臣无以驭吏，则乱亦由此始。或云胥吏小人，何预治乱，是大不然。吏诈则蠹政，政既隳矣，民何由安？朕所以著为令，欲使上官驭吏，严之以法。奈何贪官动为下人所持，任其纵横，莫敢谁何！所以政弛而民受枉。今丞相奏福建两参政致极刑于奸吏，朕闻兹事，当哉。故往谕之。尚慎终如始，乃能其官。”
太祖与侍臣论及古之女宠、宦官、外戚、权臣、藩镇、夷狄之祸，曰：“汉无外戚阉宦之权，唐无藩镇夷狄之祸，国何能灭？朕观往古，深用为戒。然制之有道，若不惑于声色，严宫闱之禁，贵贱有体，恩不掩义，女宠之祸，何自而生？不牵于私爱，惟贤是用，苟干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祸，何由而作？阍寺便习，职在扫除，供给使令，不假以兵柄，则无宦寺之祸。上下相维，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谨威福之下移，则无权臣之患。藩镇之设，本以卫民，使财归有司，兵必合符而调，岂有跋扈之忧？至于御夷狄，则修武备，谨边防，来则御之，去不穷追，岂有侵暴之虞？凡此数事，尝欲著书，使后世子孙以时观览，亦社稷无穷之利也。”
洪武时，刑部主事茹太素疏论时务累万余言。太祖令人诵之再三，采其切要可行者才五百余言。因叹曰：“朕所以求言者，欲其切于事情，而有益于天下国家。彼浮词者，徒乱听耳。”遂令中书行其言之善者，且定为建言格式，颁示中外，使言者陈得失，无烦文。
太祖尝谓中书省臣曰：“官员听选之在京者，久住客邸，日有所费，甚至空乏，假贷于人，昔元之弊政，此亦其一端。自今常选官，宜早与铨注，即令赴任。铨选之后，以品为差，皆与道里费。仍令有司给舟车送之，著为令。”
太祖谓省臣曰：“食禄之家与庶民，贵贱有等。趋事执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贤人君子，既贵其身，而复役其家，则君子野人无所分别，非劝士待贤之道。自今百司见任官员之家，输租外悉免其徭役。”
太祖曾敕中书省曰：“向荆、蕲等处水灾，朕寝食不安，亟命户部主事赵乾往赈之。岂意乾不念民艰，坐视迁延，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六月之交，方施赈济，民饥死者多矣。夫民饥而上不恤，其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之意，视民死而不救，罪不胜诛。其斩之，以戒不恤吾民者。”
临淄县丞王基言：“乞发山海之藏，以通宝路。”太祖召而诘之曰：“汝云发山海之藏，须人力乎？自发乎？况发之未必得，而劳人莫甚焉。昔唐太宗罪权万纪，为其言利而不进善也。汝之言，果导人君以善乎？”遂黜之。
有内使以久事内廷，从容言及政事者，太祖即日斥遣还乡，命终身不齿。因谕群臣曰：“自古贤明之君，凡有谋为，必与公卿大夫谋诸朝廷，而断之于己，未闻近习嬖幸之人得与谋者。况阍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际，声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结君心。而便嬖专忍，其本态也。苟一为所惑，而不知省，将必假威福窃权势以干与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于不可抑，由是而阶乱者多矣。朕尝以是为监戒，故立法。寺人不过侍奉洒扫，不许干与政事。今此宦者虽侍朕日久，不可姑息，决然去之，所以惩将来也。”
太祖谕中书省臣曰：“清明之朝，耳目外通；昏暗之世，聪明内蔽。外通则下无壅遏；内蔽则上如聋瞽。国家治否，实关乎此。朕常患下情不能上达，得失无由以知，故广言路以求直言。其有言者，朕皆虚心以纳之。尚虞微贱之人，敢言而不得言；疏远之士，欲言而恐不信。如此，则所知有限，所闻不广。其令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实封直达朕前。”
太祖尝谓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无为为藉口，纵恣荒宁，不亲政事。殊不知治天下者，无逸然后可逸。若以荒宁怠政为垂拱无为，帝舜何为曰‘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才阴，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且人君日理万几，怠心一生，庶务壅滞，贻患不可胜言。朕自即位以来，尝以勤励自勉，未旦即临朝，晡时而后还官，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观天象，见一星失次，即为忧惕；或量度民事，有当速行者，即次第笔记，待旦发遣。朕非不欲暂安，但祗畏天命，不得不尔。朕言及此者，恐群臣以天下无事，便欲逸乐，股肱既惰，元首丛挫，民何所赖？”
太祖造观心亭成，亲临幸焉。时致仕学士承旨宋濂来朝，召而语之曰：“人心易放，操存为难。朕酬庶务，罔敢自暇自逸。况有事于天地、宗庙、社稷，尢用祗惕。是以作为此亭，名曰观心，致斋之日，端居其中，吾身在是，吾心即在是。却虑凝神，精一不二，庶几无悔。卿为朕记之，传示来裔。”
太祖谓韩国公李善长曰：“人君聪明虽得于天性，然于物理，必察识而后知；于人情，必谙练而后熟。设若临事不熟，骤然决断，恐未尽善。既行之后，自觉其非，急欲改之，妨事亦已多矣。前者令皇太子躬听朝臣启事，欲以练习国政，恐听览之际，处置或有未当。自今诸司奏启，卿等二三大臣，更为参决可否，然后奏闻。”
太祖尝谓礼部臣曰：“《周书》有言：‘人无于水鉴，当于民鉴。’人君深居独处，能明见万里者，良由兼听广览，以达民情。胡元之弊，政专中书，凡事必先关报，然后奏闻。其君又多昏蔽，是致民情不通，寻至大乱，深为可戒。大抵民情幽隐，猝难毕达。苟忽而不究，天下离合之机系焉，甚可畏也。所以古人通耳目于外，鉴得失于民，有见于此矣。尔礼部其定奏式，申明天下。”
洪武十二年春正月，太祖合祀天地于南郊，自斋誓至祭之夕，天宇澄霁，星纬昭焕，祥风庆云，光彩烨煜。太祖大悦，敕中书省臣曰：“凡有国者，必以祀事为先。祀事之礼，起于古先圣王，其周旋上下，进退奠献，莫不有仪。然仪必贵诚，而人心叵测，至诚者少，不诚者多，暂诚者或有之。若措礼设仪，文饰太过，使礼烦人倦，而神厌弗享，非礼也。朕周旋祀事，十有一年，见其仪文太烦，乃以义更其仪式。合祀社稷既，祀神乃歆。今合祀天地，而上下悦，若有肹蚃，答于朕心。尔中书下翰林儒臣纪其事，以彰上帝皇祗之昭格。”
太祖御华盖殿，皇太子侍，谓曰：“尔看书，亦知古人为君之道否？君道以事天爱民为重，其本在敬耳。人君一言一行，皆上通于天，下系于民，必敬以将之，而后所行无不善也。盖善，天必鉴之；不善，亦必鉴之。一言而善，四海蒙福；一行不谨，四海惟殃。言行如此，可不敬乎！”
太祖与礼部尚书朱梦炎论治民之道，曰：“君之于民，犹心于百体，心得其养，不为邪淫所干，则百体皆顺令矣。苟无所养，为众邪所攻，则百病生焉。为君者，能亲君子远小人，朝夕纳诲，以辅其德，则政教修而恩泽布。若惑于怜邪，荒于酒色，怠于政事，则君德乖而民心离矣。天下安得而治！”
太祖谓李善长曰：“人之一心，最难点检。朕起兵后，年二十七八，血气方刚，军士日众。若不自省察，任情行事，谁能禁我者？因思心为身之主帅，若一事不合理则百事皆废，所以常自点检。此身与心若两敌然，时时自相争战。凡诸事，为必求至当，以此号令得行，肇成大业。今每遇祭祀，以为当斋整心志，对越神明。而此心不能不为事物所动，检持甚难。盖防闲此身，使不妄动，则自信己能；若防闲此心，使不妄动，尚难能也。”
洪武四年春，严内城门禁之法。官一日一代，士卒三日一代。凡内官内使，出入皆用号牌。有以兵器杂药到门者，论如律。
中书省臣言：“宦官俸宜月给三石。”太祖曰：“内使辈衣食，于内自有定额。彼得俸，将焉用之？但月给一石足矣。”
太祖谓省台臣曰：“朕诸子日知务学，必择端谨文学之臣兼宫寮之职，日与之居，讲说经史，蓄养德性，博通古今，庶可以承籍天下国家之重。但人之相与，气习易移。与正人处，则日习于正，如行康衢，自不为偏岐所惑；与邪人处，则日习于邪，如由曲径，往而不返，不觉入荆棘中矣。”
太祖以刘真为治书侍御史。谕之曰：“台宪之官，不专于纠察，朝廷政事或有遗阙，皆得言之。人君日理万几，听断之际岂能一一尽善？若臣下阿意顺旨，不肯匡正，则贻患无穷。今擢卿为侍御史，居朝廷之上，当怀蹇谔之风以为百官表率。至于激浊扬清，使奸邪屏迹，善人汇进，则御史之职兼尽矣。”
刑部搜狱中囚，得一私书，乃吴兴王升以寄其子平凉知县填者，其言曰：“凡为官须廉洁自持，贫者士之常也，古人谓贫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抚民以仁慈为心，报国以忠勤为本，处己以谦敬为先，进修以学业为务。有暇日，宜玩味经史，至于先儒性理之书，亦当潜心其间，于此见得透彻，则自然所思无邪。又熟读律令，则守法不惑，仕与学不可偏废。人便则买附子二三枚，川椒一二斤，必经税而后来，余物非所觊也。”太祖览书，嘉叹良久，赐升手诏，遣使往谕，赐白金百两、绢十疋、附子五枚、川椒五斤，仍复其家。
太祖谓群臣曰：“凡事，勤则成，怠则废，思则通，昏则窒。故善持其志者，不为昏怠所乘，是以业日广，德日进。圣人初无异于常人，而常人不能如圣人者，以弗勤弗思耳。”
洪武四年五月，以李守道、詹同为吏部尚书。谕之曰：“吏部者，鉴衡之司。鉴明则物之妍媸无所遁，衡平则物之轻重得其当。盖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贤否在吏部。任得其人则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则瘝官旷职。卿等居持衡秉鉴之任，宜在公平以辨别贤否，毋但庸庸碌碌充位而已。”
太祖与群臣论刑法。或曰：“法重则人不轻犯，吏察则下无遁情。”曰：“不然。法重则刑滥，吏察则政苛。钳制下民，而犯者必众；钩索下情，而巧伪必滋。夫垒石之冈，势非不峻，然草木不茂；金铁之溪，水非不清，然鱼鳖不生。古人立法制刑，以防恶卫善。故唐虞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不犯；秦有凿颠抽胁之刑，惨夷之诛，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所谓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今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则民无所措其手足矣。朕闻帝王平刑缓狱而天下服从，未闻用商韩之法可以致尧舜之治也。”
太祖谓丞相汪广洋曰：“朕观前代人君，多喜佞谀以饰虚名，甚至臣下诈为瑞应以恣矫诬。至于天灾垂戒，厌闻于耳。如宋真宗初相李沆，日闻灾异，其心犹存警惕。后大臣首启天书，以侈其心，致使言祥瑞者相继于途。朕思凡事惟在于诚，况为天下国家，而可伪乎？尔中书自今凡祥瑞不必奏，如灾异及蝗旱之事，即时报闻。”
太祖与侍臣论用将。曰：“秦裕伯尝言，古者帝王之用武臣，或使愚使贪。其说虽本于孙武，然其言非也。夫武臣，量敌制胜，智勇兼尽，岂可谓愚？攻城野战，捐躯徇国，岂可谓贪？若果贪愚之人，不可使也。”
太祖观《大学衍义》，至晁错谓：“人情莫不欲寿三王，生之而不伤。”真德秀释之曰：“人君不穷兵黩武，则能生之而不伤。”顾谓侍臣曰：“朕每临阵，观两军交战，出没于锋镝之下，呼吸之间，创残死亡，心甚不忍。尝思为君恤民，所重者兵与刑耳。滥刑者陷人于无辜，黩兵者驱人于死地。有国家者所当深戒也。”
太祖谓省台诸臣曰：“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用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卿等当知朕此意。”
太祖谕京卫诸将士曰：“勤俭为治身之本，奢侈为丧家之源。近闻尔等耽嗜于酒，一醉之费不知其几。以有限之资，供无厌之费，岁月滋久，岂得不乏！且男不知耕，女不知织，而饮食衣服必欲奢侈。夫习奢不已，入俭良难，非保家之道。自今宜量入为出，裁省妄费，宁使有余，毋令不足。”
太祖闻诸勋臣庄佃多倚势害人者。召诸臣谕之曰：“古人不亏小节，故能全大功；不遗细行，故能成大德。是以富贵终身，声名永世。今卿等功成名立，保守晚节，正当留意。而庄佃之家倚汝势，挟汝威，以凌暴乡里，卿等何可不严戒之？彼小人耳，戒之不严，必渐自纵不已，必累尔德也。”
太祖尝谕群臣曰：“凡居官者，任之大小虽不同，要皆尽其职而已。昔范文正公居位，凡日之所为必求与食相称，或有不及，明日必补之，其心始安。贤人君子于国家尽心如此，朝廷岂有废事，天下安得不治？朕每夜不安寝，未明视朝，常恐天下之事或有废怠不举，民受其弊。卿等当体朕怀。”
洪武五年二月，安南国王遣陪臣朝贡，礼部已受表。将入见，主事曾鲁取其副视之，曰：“前王乃陈日熞，今表曰叔明，必有以也。白尚书诘之。”盖叔明逼死日熞，惧朝廷致讨，故托贡以觇之，遂却其贡。
洪武五年五月，太祖祭方丘毕，还宫。皇后妃嫔见，谓之曰：“方农时，天久不雨，秧苗尚未入土，朕恐民之失望也，甚忧之。汝等宜皆蔬食，自今日始，俟雨泽降，复常膳如故。”是夜大雨，诘旦，水深尺余。
句容民献同蒂嘉瓜二，省臣以进。太祖曰：“草木之祥，生于其地，亦惟其土之人应之，于朕何预？若尽天地之间，时和岁丰，乃王者之祯。故王祯不在于微物。赐民钱遣之。”
太祖曾造红牌，镌戒谕后妃之词，悬于宫中。其牌用铁，饰字以金，其词不可考也。
太祖念驿传重繁，谕省臣曰：“善治者，视民犹己，爱而勿伤；不善治者，征敛诛求，惟日不足。殊不知君臣一体，民既不能安其生，君亦岂能独安厥位乎？譬之驭马者，急衔勒，厉鞭策，求骋不已，鲜不颠蹶。马既颠蹶，人独能无伤乎？元之末政，宽者失之纵，猛者失之暴。观其驿传一事，尽百姓之力而苦劳之，此与驭马者何异？自今马夫必以粮富丁多者充之，有司务加存抚。有非法扰害者，罪之。”
洪武五年十二月，诏曰：“农桑衣食之本，学校理道之原。朕尝设置有司，颁降条章，敦笃教化。务欲使民丰衣足食，理道畅焉。何有司不遵朕命，秩满赴京者，往往不书农桑之务、学校之教，甚违朕意。特敕中书，令有司今后考课，必书农桑学校之绩。违者降罚。民有不奉天时负地利，及师不教导生徒隳学者，皆论如律。於戏！彝伦不振，实君师之过。坐享民供而不修政教，亦岂职分之当为？凡在君民，体朕至意。”
太祖尝于冬月幸三山门观修浚城濠者，见有役夫裸行水中，若探物状。令人问之，则督工吏掷其锄于水中，求之未得耳。令别取锄偿之。曰：“农夫供役，手足皴裂，亦甚劳矣，尚忍加害乎？”捕吏杖之。顾谓丞相曰：“今日衣重裘体犹觉寒，况役夫贫困无衣，其苦何可胜道？”即命罢其役，仍命行工部，遣各夫匠还家。
内使有奏增肉饲虎者，太祖曰：“养牛以供耕作，养马以资骑乘，养虎欲以何用？而费肉饲之乎？”命以虎送光禄，他禽兽皆纵之。
太祖尝谕来朝守令曰：“慈祥恺悌，身之德也。刻薄残酷，德之贼也。君子成其德而去其贼，小人养其贼而悖其德，故殃流于众。且人莫不有是德，君子守之不失，故天理恒昭融于中；小人舍而不为，故私欲恒蔽锢其内。朕之任官，所用惟贤。举廉兴孝，惟欲厚俗；崇德劝善，惟欲成风。若伪为慈祥，必无仁爱之实；伪为恺悌，必无乐易之诚。尔等勉修厥德，广施惠政，以副朕怀。”
太祖尝谓御史台臣曰：“为人不可太刚，亦不可太柔。刚则伤物，柔则废事。往见贪饕之徒，常执谦下，不拂人意。盖缘所守不正恐举劾其奸，故为此取媚之态。人喜其媚己，以为贤，则堕其术中矣。其不贪者自谓操守廉洁，故与人言，议稍有不合，辄起争端。此虽刚强，人恶其拂己，以为不肖，则失人矣。夫以中而处刚，则必无矫激之情；以正而处柔，则必无畏佞之态。”
太祖谓詹同曰：“声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溺人。一有溺焉，则祸败随之，故其为害甚于鸩毒。人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色，窈窕之声，何求而不得？苟不知远之，则小人乘间纳其淫邪，不为所迷惑者几人焉？况创业垂统之君，为子孙之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谨。”
太祖尝命御史察举天下有司，谕之曰：“古人有言，礼义以待君子，刑戮加于小人。盖君子有犯，或出于过误，可以情恕。小人之心奸诡百端，无所不至，若有犯，当按法去之，不尔则遗民患。君子过误，责之以礼义，则自知愧悚，必思改为。彼小人者不知廉耻，终无忌惮，所以不得不去之也。故朕于廉能之官，虽或有过，常加宥免；若贪官之徒，虽小罪不赦也”。
太祖制中都城隍神主成，谓宋濂曰：“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朕则上畏天，下畏地，中畏人。自朝达暮，恒竞惕自持。夫人君，父天母地，而为民父母者也。苟所为不能合天地之道，是违父母之心；不能安斯民于宇内，是失天下之心矣。如此者，可不畏哉！”
太祖命群臣采汉唐以来藩王善恶可为劝戒者，著为书，曰《昭鉴录》，以赐藩王。因谓秦王傅文原吉等曰：“朕于诸子，尝切谕之：一，举动戒其轻；一，言笑斥其妄；一，饮食教之节；一，服用教之俭。恐其不知民之饥寒也，尝使之少忍饥寒；恐其不知民之勤苦也，尝使之少服劳事。但人情易至于纵恣，故令卿等编辑此书，必时时进说，使知所警戒。”
太祖一日阅武罢，谕诸将曰：“畜兵所以卫民，劳民所以养兵。今尔等无耕耨之劳而充其食，无织之苦而足其衣，是皆出于民也。无知之徒不知捍御之道，横起凌虐之心以害其民，民受其害而至于困弊者，是自损其衣食之本也，不仁甚矣。尔等宜戒其恣纵之心，体朕恤下之意。且贵能思贱、富能思贫者，善处富贵也；忧能同其忧、乐能同其乐，善体众情也；不违下民之欲，斯能合上天之心，合乎上天之心，斯可以享有富贵矣。”
卫卒有差还，受亲旧私遗者，卫官以违法并逮其亲识，请罪之。太祖曰：“人归故乡，孰无亲识？慰劳馈赠，人之常情。”命皆释之。因谓侍臣曰：“近来诸司用法，殊觉苛细。用法如此，使人举动即罹刑网，甚失宽厚之意。”
太祖谓群臣曰：“昔唐太宗谓：‘人主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殆，岂可得也？’此言甚善。朕观汤以从谏弗咈而兴；纣以饰非拒谏而亡。兴亡之道在从谏与咈谏耳。大抵自贤者必自用，自用则上不畏天命，下不恤人言，不亡何待？从谏者则乐善，乐善则正人日亲，俭人日远，号令政事必底于善。故未有不兴者。朕于卿等深有所望，勿怀顾忌而不尽言。”
太祖尝命吏部访求天下贤才，谕之曰：“世有贤才，国之宝也。古之圣王恒汲汲于求贤，盖贤才不备不足以为治。鸿鹄之能远举者，为其有羽翼也；蛟龙之能腾跃者，为其有鳞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为其有贤人而为之辅也。今山林之士，岂无德行文艺之可称者？宜令有司采举，备礼遣送至京。朕将任用之，以图至治。”
太祖谓中书省臣曰：“马虽至驽，策励可以致远；木虽至朴，绳削可以致用；人虽至愚，勉教可以成材。故圣人之教无弃人；君子之化无鄙俗。今之为吏犯法者多，若得贤官长以表率之，岂有不化而为善者。自今台省六部官，遇有暇时，集属吏，或教以经史，或讲以时务，以变其气质。年终考之，视其率教与否，则可以知其贤不肖矣。”
太祖谓中书省臣曰：“唐虞三代，典谟训诰之词质实不华，诚可为千万世法。汉、魏之间，犹为近古。晋、宋以降，文体日衰，骈丽绮靡而古法荡然矣。唐、宋之时，名儒辈出，虽欲变之，而卒未能尽变。近代制诰表章之类，仍蹈旧习。朕尝厌其雕琢，殊异古体，且使事实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诰谕臣下之词，务从简古，以革弊习。尔中书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笺奏疏，毋用四六对偶，悉从典雅。”
太祖尝谓皇太子曰：“人君统理天下，人情物理，必在周知，然后临事不惑。吾自起田里至于今日，凡治军旅理民事，无不尽心。恒虑处事未当，故常深念古人。为治必广视听，凡言之善者，吾即行之；不善者，吾虽不行，亦绎思至再，果不可行，然后置之。夫虑事贵明，处事贵断，庶几不眩。况汝生长宫掖，未涉世故，若局于见闻则视听不广，而欲以区区知识决天下之务，能一一当理，难矣！宜亲贤乐善以广聪明。逆己之言必求其善；顺己之意必审其非。如此，则是非不混，理欲判然。天下之事，可得而治矣。”
太祖谕中书省臣曰：“忧人者当体其心，爱人者每惜其力。朕尝亲军旅，备知其疾苦。每进一膳，即思天下军民之饥；服一衣，即思天下军民之寒。今临濠营造之士，宜各给衣米，庶不至饥寒也。”
太祖尝谓秦府左相文原吉曰：“蓄药所以防病，积货所以防贫，用贤所以辅德。朕为诸子择贤以为之辅，尔等居左右宜朝夕规诲，以成其德。人情于大事或能谨之，而常忽于细微。夫细行不谨，大德必亏；姑息小过，大愆必至。尔若曰所失者小，可勿言也。俟其大失，然后规之救，有所弗及矣。夫善虽小，可以成名；恶虽小，足以亡身。尔等宜尽心所事。”
洪武六年十月，太祖尝命礼部考究前代纠劾内官之法，礼部议置内正司，设司正、司副，专掌纠察内官失仪及不法者。”
潞州贡人参。太祖谕之曰：朕闻人参得之甚艰，岂不劳民？今后不必进。”因谓省臣曰：“往年金华贡香米，朕命止之。遂于苑中种数十亩，计所入，亦足供用。太原岁进蒲萄酒，自今亦令其勿进。国家以养民为务，岂以口腹累人哉！尝闻宋太祖家法，子孙不得于远方取珍味，甚得贻谋之道也。”
太祖谓都督府臣曰：“自古贤君，皆安不忘危，治不忘乱。今重兵之镇，惟在北边，然皆坐食民之租税。将不知教，兵不知习，猝欲用之，岂能济事？且兵食一出于民，所谓农夫百养战士一，疲民力以供闲卒，非长策也。古人有以兵屯田者，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兵得所养而民力不劳，此长治久安之道。然必委任得人，庶不废事。今命尔等往彰德、济宁、真定等处，统理军政，凡镇守、屯田、训练之务，皆专之。”
洪武七年二月丁酉朔春分，当朝日，以是日日食，改于己亥日行礼，释奠先师孔子，亦改于次丁日。”
彰德府税课司有税及民间瓜菜柿枣畜牧饮食之物者，事闻，太祖曰：“古谓聚敛之臣甚于盗臣，正此等官吏也。”命执而罪之。
礼部尚书牛谅言：“古礼，凡大祀斋日，宰犊牛为膳，以助精神。”太祖曰：“大牢非常用，致斋三日而供三犊，所费太侈。夫俭可以制欲，澹可以顺性。若无节制，惟事奢侈，徒增伤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谅曰：“周礼古人所定，非过侈也。”曰：“周官之法，不行于后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其可哉？”
初大祀，既终献，方行分献礼。太祖以为未当。命学士承旨詹同与学士宋濂议，乃改定初献奠玉帛将毕，即分官行初献礼。亚献、终献皆如之。又谓古人祭用香烛，所以达道阴阳，以接神明。初无上香之礼，遂罢之。
太祖尝谓中书省臣曰：“天下一家，民犹一体，有不得其所者，当思所以安养之。昔吾在民间，目击其苦。鳏寡孤独饥寒困踣之徒，常自厌生，恨不即死。吾乱离遇此，心常恻然。故躬提师旅，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余年，若天下之民有流离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于代天之工，亦不能尽。其令天下郡县，访穷民无告者，月给以衣食，无依者，给以屋舍。”
山阳民有父得罪当杖而子请代者。太祖谓刑官曰：“父子之亲，天性也。然不亲不逊之徒，亲遭患难，有坐视而不顾者。今此人以身代父，出于至情。朕为孝子屈法，以劝励天下。其释之。”
太祖命御史台选国子生分教北方，谕之曰：“致治在于善俗，善俗本于教化。教化行，虽闾阎可使为君子；教化废，即中材或坠于小人。近北方丧乱之余，人鲜知学，欲求方闻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学诸生中，年长学优者，卿宜选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
太祖尝谓侍臣曰：“人君深居高位，恐阻隔聪明，过而不闻其过，阙而不知其阙，故必有献替之臣，忠谋之士，日处左右以拾遗补阙。言而是也，有褒嘉之美；言而非也，无谴责之患。故人思尽职竭其忠诚，无有隐讳。如此，则嘉言日闻，君德日新。令闻长世，允为贤明。若昏庸之主，吝一己之非，拒天下之善，全躯保禄之臣，缄默而不言。或畏威而莫谏，塞其聪明，昧于治理，必至沦亡而后已。由此观之，能受谏与不能受谏之异也。”
太祖谓侍臣曰：“举大器者，不可以独运；居大业者，不可以独成。故择贤任能，布列庶位，安危协心，盛衰同德。昔殷周之兴也，用伊尹、周公诸贤，故卜世永久，历祚灵长。秦、隋之季，弃群策于汉高，委英雄于唐主，独任其智，未几而亡。盖根疏者易拔，源浅者易涸。人君欲弘其德，惟当广览兼听，博达群情，则治益盛隆，道日光大矣。”
洪武八年，改建大内宫殿。太祖谓廷臣曰：“唐虞之时，宫室朴素。后世穷极侈丽，习尚华美，去古远矣。朕今所作，但求安固，不事华丽。凡雕饰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坚壮可传永久，使吾后世子孙守以为法。至于台榭苑囿之作，劳民费财，以事游观之乐，朕决不为。其饬所司，如朕之志。”
太祖与侍臣论用人之道，谓之曰：“金石之有声，击之而后鸣；舟航之能运，操之而后动；贤者之有才，用之而后见。然人之才智，有长于彼而短于此者，若因其短而并弃其所长，则天下之才难矣。”
洪武时南郊甘露降，群臣有献诗颂德者。太祖曰：“人之常情，好祥恶妖，然天道幽微莫测，若恃祥而不戒，祥未必皆吉；睹妖而能惩，妖未必皆凶。盖闻灾而惧，或者蒙休；见瑞而喜，反以致咎。何则？凡人惧则戒心常存，喜则侈心易纵。朕德不逮，惟图修省之不暇，岂敢以此为己所致哉！”
太祖谓太子、诸王曰：“汝等闻修德进贤之道乎？藻率杂佩，为身之容；恭逊温良，为德之容。见于外者，可知其内。古之君子，德充于内而著乎外，所以器识高明而善道日臻，恶行不见而邪僻益远。己德既修，自然足以服人，贤者汇进而不肖者自去。能修德进贤，则天下国家未有不治。不知务此者，鲜不取败。夫货财声色，为戕德之斧斤；谗佞谄谀，乃杜贤之荆棘。当拒之如虎狼，畏之如蛇虺。苟溺于嗜好，则必为其所陷矣。”
太祖命汤和等防边，谕之曰：“自古重于边防，边境安则中国无事。然虏人聚散无常，若边防不严，即入为寇，待其入寇而后逐之，则塞上之民必然受害。朕尝敕边将严为之备，复恐久而懈惰，特命卿等率众以往。众至边上，常存戒心，虽不见敌，常若临敌，则不至有失矣。”
洪武九年五月，将有事于方丘，适有晋王妃之丧，太祖命翰林官考古制以闻。学士宋濂等言：“按《王制》，丧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越绋而行事。宋真宗时有内丧，神宗当郊而丧未除，皆未尝废。夫郊社之礼，国之大事，圣人所重。虽有三年之丧，亦不敢废，所以示有尊也。”从之。
洪武时，日照知县马亮考满，州上其考曰：“无课农兴学之绩，而长于督运。”太祖曰：“农桑衣食之本，学校风化之原，此守令先务。不知务此，而曰长于督运，是弃本而务末，岂其职哉？”遂黜之。
洪武时，福建参政魏鉴、瞿庄笞奸吏至死，太祖赐玺书劳之曰：“自古天下之治乱，在于君臣之能驭不能驭耳。若君能驭臣，臣能驭吏，故治由此始；若君不能驭臣，臣无以驭吏，则乱亦由此始。或云胥吏小人，何预治乱，是大不然。吏诈则蠹政，政既隳矣，民何由安？朕所以著为令，欲使上官驭吏，严之以法。奈何贪官动为下人所持，任其纵横，莫敢谁何！所以政弛而民受枉。今丞相奏福建两参政致极刑于奸吏，朕闻兹事，当哉。故往谕之。尚慎终如始，乃能其官。”
太祖与侍臣论及古之女宠、宦官、外戚、权臣、藩镇、夷狄之祸，曰：“汉无外戚阉宦之权，唐无藩镇夷狄之祸，国何能灭？朕观往古，深用为戒。然制之有道，若不惑于声色，严宫闱之禁，贵贱有体，恩不掩义，女宠之祸，何自而生？不牵于私爱，惟贤是用，苟干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祸，何由而作？阍寺便习，职在扫除，供给使令，不假以兵柄，则无宦寺之祸。上下相维，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谨威福之下移，则无权臣之患。藩镇之设，本以卫民，使财归有司，兵必合符而调，岂有跋扈之忧？至于御夷狄，则修武备，谨边防，来则御之，去不穷追，岂有侵暴之虞？凡此数事，尝欲著书，使后世子孙以时观览，亦社稷无穷之利也。”
洪武时，刑部主事茹太素疏论时务累万余言。太祖令人诵之再三，采其切要可行者才五百余言。因叹曰：“朕所以求言者，欲其切于事情，而有益于天下国家。彼浮词者，徒乱听耳。”遂令中书行其言之善者，且定为建言格式，颁示中外，使言者陈得失，无烦文。
太祖尝谓中书省臣曰：“官员听选之在京者，久住客邸，日有所费，甚至空乏，假贷于人，昔元之弊政，此亦其一端。自今常选官，宜早与铨注，即令赴任。铨选之后，以品为差，皆与道里费。仍令有司给舟车送之，著为令。”
太祖谓省臣曰：“食禄之家与庶民，贵贱有等。趋事执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贤人君子，既贵其身，而复役其家，则君子野人无所分别，非劝士待贤之道。自今百司见任官员之家，输租外悉免其徭役。”
太祖曾敕中书省曰：“向荆、蕲等处水灾，朕寝食不安，亟命户部主事赵乾往赈之。岂意乾不念民艰，坐视迁延，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六月之交，方施赈济，民饥死者多矣。夫民饥而上不恤，其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之意，视民死而不救，罪不胜诛。其斩之，以戒不恤吾民者。”
临淄县丞王基言：“乞发山海之藏，以通宝路。”太祖召而诘之曰：“汝云发山海之藏，须人力乎？自发乎？况发之未必得，而劳人莫甚焉。昔唐太宗罪权万纪，为其言利而不进善也。汝之言，果导人君以善乎？”遂黜之。
有内使以久事内廷，从容言及政事者，太祖即日斥遣还乡，命终身不齿。因谕群臣曰：“自古贤明之君，凡有谋为，必与公卿大夫谋诸朝廷，而断之于己，未闻近习嬖幸之人得与谋者。况阍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际，声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结君心。而便嬖专忍，其本态也。苟一为所惑，而不知省，将必假威福窃权势以干与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于不可抑，由是而阶乱者多矣。朕尝以是为监戒，故立法。寺人不过侍奉洒扫，不许干与政事。今此宦者虽侍朕日久，不可姑息，决然去之，所以惩将来也。”
太祖谕中书省臣曰：“清明之朝，耳目外通；昏暗之世，聪明内蔽。外通则下无壅遏；内蔽则上如聋瞽。国家治否，实关乎此。朕常患下情不能上达，得失无由以知，故广言路以求直言。其有言者，朕皆虚心以纳之。尚虞微贱之人，敢言而不得言；疏远之士，欲言而恐不信。如此，则所知有限，所闻不广。其令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实封直达朕前。”
太祖尝谓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无为为藉口，纵恣荒宁，不亲政事。殊不知治天下者，无逸然后可逸。若以荒宁怠政为垂拱无为，帝舜何为曰‘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才阴，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且人君日理万几，怠心一生，庶务壅滞，贻患不可胜言。朕自即位以来，尝以勤励自勉，未旦即临朝，晡时而后还官，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观天象，见一星失次，即为忧惕；或量度民事，有当速行者，即次第笔记，待旦发遣。朕非不欲暂安，但祗畏天命，不得不尔。朕言及此者，恐群臣以天下无事，便欲逸乐，股肱既惰，元首丛挫，民何所赖？”
太祖造观心亭成，亲临幸焉。时致仕学士承旨宋濂来朝，召而语之曰：“人心易放，操存为难。朕酬庶务，罔敢自暇自逸。况有事于天地、宗庙、社稷，尢用祗惕。是以作为此亭，名曰观心，致斋之日，端居其中，吾身在是，吾心即在是。却虑凝神，精一不二，庶几无悔。卿为朕记之，传示来裔。”
太祖谓韩国公李善长曰：“人君聪明虽得于天性，然于物理，必察识而后知；于人情，必谙练而后熟。设若临事不熟，骤然决断，恐未尽善。既行之后，自觉其非，急欲改之，妨事亦已多矣。前者令皇太子躬听朝臣启事，欲以练习国政，恐听览之际，处置或有未当。自今诸司奏启，卿等二三大臣，更为参决可否，然后奏闻。”
太祖尝谓礼部臣曰：“《周书》有言：‘人无于水鉴，当于民鉴。’人君深居独处，能明见万里者，良由兼听广览，以达民情。胡元之弊，政专中书，凡事必先关报，然后奏闻。其君又多昏蔽，是致民情不通，寻至大乱，深为可戒。大抵民情幽隐，猝难毕达。苟忽而不究，天下离合之机系焉，甚可畏也。所以古人通耳目于外，鉴得失于民，有见于此矣。尔礼部其定奏式，申明天下。”
洪武十二年春正月，太祖合祀天地于南郊，自斋誓至祭之夕，天宇澄霁，星纬昭焕，祥风庆云，光彩烨煜。太祖大悦，敕中书省臣曰：“凡有国者，必以祀事为先。祀事之礼，起于古先圣王，其周旋上下，进退奠献，莫不有仪。然仪必贵诚，而人心叵测，至诚者少，不诚者多，暂诚者或有之。若措礼设仪，文饰太过，使礼烦人倦，而神厌弗享，非礼也。朕周旋祀事，十有一年，见其仪文太烦，乃以义更其仪式。合祀社稷既，祀神乃歆。今合祀天地，而上下悦，若有肹蚃，答于朕心。尔中书下翰林儒臣纪其事，以彰上帝皇祗之昭格。”
太祖御华盖殿，皇太子侍，谓曰：“尔看书，亦知古人为君之道否？君道以事天爱民为重，其本在敬耳。人君一言一行，皆上通于天，下系于民，必敬以将之，而后所行无不善也。盖善，天必鉴之；不善，亦必鉴之。一言而善，四海蒙福；一行不谨，四海惟殃。言行如此，可不敬乎！”
太祖与礼部尚书朱梦炎论治民之道，曰：“君之于民，犹心于百体，心得其养，不为邪淫所干，则百体皆顺令矣。苟无所养，为众邪所攻，则百病生焉。为君者，能亲君子远小人，朝夕纳诲，以辅其德，则政教修而恩泽布。若惑于怜邪，荒于酒色，怠于政事，则君德乖而民心离矣。天下安得而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