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玺纲同志最近写成一部巨著——太平天国史，即将交付出版，我听了这个消息，感到十分高兴。他出版过许多专著，也发表过许多专题论文，可是这一巨著，不独卷帙浩繁，而且具有综合五十四年来研究成果的独特内容，他已经是八十四高龄的人，精力仍如此旺盛，真正是「莫道桑榆晚，馀霞尚满天」的了。
罗玺纲同志是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一位老专家。太平天国史学史专家祁龙威教授在其太平天国史研究概论一文中，评论我国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编写太平天国史工作的情况，曾论列到他，说是：「在五十年代，罗玺纲同志恁着积累的研究成果，用纪传体形式撰成太平天国史稿」，「从大量的事实出发，论述太平天国革命是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对于这一带根本性的问题」，「肯定还是否定这次农民阶级斗争的性质，实质上是肯定还是否定近代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问题，也是肯定还是否定近百年中国民族民革命的问题。罗玺纲同志对太平天国史研究所作出的贡献，不仅是学术上的，而且是政治上的。这是不容抹煞的。」其他人也有类似的评述，学术界对玺纲同志的所有成就，从来都给予以十分关切。他这部新著的问世，读者也会从多方面给予评论。我虽然阅读过他的许多著作，但在近代史研究上毕竟是门外汉，不敢对此妄有论列。但由于我与玺纲同志，相交已经五十多年了，他一直是我的挚友和畏友，深知其为人与治学的基本精神和基本态度，原意在这些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这就是说，他怎样研究历史和怎样能写成这部书的，说的虽然是些题外的话，却也有必要对罗玺纲同志的为人与治学作些简要的介绍。因为，读其书，需要知其人，论其人，也有助于评其书，老话说，「文如其人」，此语是否正确，此语又怎样来予以正确理解，让我们作出如下的一些解剖。
太平天国史料伪作之多，谬误之甚，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这已经是被证明了的一个事实。不认真进行辨伪考信的工作，太平天国史就会陷于荒谬、混乱的地步。玺纲同志青年时就受到五四时代辨伪风气的影响，又受过考据学的教育与训练。一九三一年秋，他发现清人薛福成所撰张忠武轶事，其中与太平天国有关的史实，他证明乃系薛福成所捏造的，而薛福成却被清史稿誉为是「长於论事记载」，看到了所「长于论事记载」者也会作伪，更看到了太平天国史料伪、误的严重情况，他决心做个披荆斩棘的「清道夫」，走上了研究太平天国史的道路。在他的研究当中，除了做史料上的辨伪、记载的订谬外，还悉力从考据人手，掌握比较可靠和比较充分的史料，予以分析综合，对太平天国史重大事件进行探索，先后写成以考证为主的专题论文二百多篇，其中大部分已编入太平天国史论文集十集内。又写成太平天国游击性运动战、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等专书。他的考证，大都是见人所未见，道人所未道，所以常不易为人所接受，或者遭到激烈的反对；而随着岁月的增进、新史料的发现，其论断往往能得到证实。他所作的考证，有的是一些细小问题，其目的在于广泛的为研究太平天国史扫清道路；更大量的考证，乃是围绕着太平天国革命有关重大事件而进行的，具有理论上的重大作用或重大意义。他从考证入手，提供出一些理论性重要研究课题；或者，从考证后的可靠史实出发，作出初步的理论分析，进而争取学术界的共同探讨。他从来没有不先做考证就来叙述史实的，也从来没有把未经鉴定的史料或未经考订的史事就进行理论性探讨，更不会作出自己的论断或写入他撰著的史书内。这是他治学的一个特点，也是他治学的一个优点，应该首先向读者介绍。
玺纲同志所以取得为人称道的成就，并不是他具有出类拔萃的聪明才智，而是由于他的勤奋和诚实。考据学的要求，是要在错综复杂的资料中，寻求出符合于历史真相的结果，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这就取决于研究者对待工作的态度如何。对玺纲同志说来，谈到勤奋，早已为人所共知。抗日战争前，最初给人家抄写和做家庭教师，后来到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做整理金石拓本的工作。从抗日战争起，他转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做清代兵制的研究工作。解放后，党和人民重视他，让他专心致志於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他更加奋发有为，五十年代中，到各地办太平天国史的展览，调查太平天国的遗迹，还搜集、整理并编纂了太平天国的文献和资料，编成太平天国文献四大部及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等二千多万字。他无论是抗日战争前后或解放后，阅读和写作，都是在夜间进行的。他在北京居住前后三十年，只陪朋友的父新听过一次京戏，许多名胜古迹都没有去过，至今还没有游览过长城，日日夜夜，埋首斗室，出门不辨方向。我的朋友，大都是一些勤奋的人，玺纲同志又是其中最突出的。谈到诚实，做考据工作，是一项机为谨严的任务。太平天国史辨伪考信，一般都涉及与革命有关的重大史实问题，必须忠实於所从事的职守，忠实於历史的客观真实实际。章炳麟曾讲到作为经师的条件有六，即审名实、重左证、守凡例、断情感、汰花词、戒妄牵，实际上这就是考据学的六条法则，要求做考据的人诚实的予以遵守。玺纲同志在考据学的方法论上的思想境界，已远远超越於这六条法则之上，这是人们所早已窥见得到的，无容详述。玺纲同志治学之始，就是从掌握一定的可靠史料出发，作为一种待证的假设，不允许凭空设想作为前提，也即反对捕风捉影不重证据的浮夸和虚伪学风。假定成立之后，又必须积累充分的证据并能经得起反证，才能成为定论，决不主观臆断。即万一遇有疏忽失检之处，也必须服从客观的真实史实，予以改正，只尊重学术上的严肃性，后来不考虑个人面子上的「尊严」。
有一位同志在安徽史学一九八四年第一期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太平天国科举考试「始自辛开元年在广西永安州时」吗？就此题目的内容跟他商桷。他读到此文后，立即撰写了对旧著太平天国史稿科举志举行考试始自永安州时说法订误一文，同时热情洋溢地给安徽史学编辑部写了一封长信，请编辑部在稿前加写按语，以他为「的」，在史学界的学术争呜中提倡一种互相切磋、承认错误的好风气。安徽史学於同年第四期把订误稿和信刊出。光明日报以在百家争呜中提倡一种好风气，文汇报以为百家争呜提倡一种好风气为题，立即表示赞同。文汇报评论说：「他对同他商桷的同志，不摆权威架子，平等待人，虚心求教。他提出以他为『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创造一个百家争呜的好风气。他这种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和治学精神，不正是我们当今学术界所应该大力提倡的吗？如果学术界的同志都能如此，『百家争呜』必将出现崭新的局面。」玺纲同志正是这样的一个尊重客观史实的诚实人，因而他的考证文章，一般都是谨严的，谨严依从於他治学的高度诚实。他善於独立思考，从不人云亦云，一切从史实出发，从研究问题提出假设到具备条件作出结论，容不得半点浮夸和虚假，读者只要仔细阅读太平天国史事考等书，有关他早期的一些考证文章，便很容易看出他治学的这一重要特点。例如洪大全考是他最早的成功作品之一，解决了太平天国史上一椿大公案，后来经过专家们共同反复研究、讨论，大家同意了他所作出的结论。到六十年代初，由于新材料的发现，还写了洪大全考补，其谨严与诚实态度，是一丝不苟的。
玺纲同志在旧社会做研究工作只是十八年，解放后到今年作为一个段落来算，恰好是两倍於解放前的工作时间，这对於他的治学，是很幸运的获得了政治社会优越的客观条件，他在解放后，接受党的教育培养，又经历过许多政治运动以及思想改造，对於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很热情很认真，其研究工作也因之出现了一个飞跃。解放前，他受着资产阶级进化论的影响，做学问往往是孤立静止的看待问题，所作的考证，也往往只是就事论事。在分离的每个问题上即使正确，也只能说明那一个历史事件「是什么」，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或者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作为史料的辨误正讹来讲，虽然有其一定的价值，要是作为历史科学来讲，那时候他跟我一样，纯属无知。他在学习、运用马列主义以后，开始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从事历史的科学研究工作，其中成就最大，成绩最多的，仍然要算考据方面的研究。不过他不再是就事论事，而是力围在说明每一件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一个「为什么」，即知其然而又知其所以然。这首先是他能充分重视有关历史发展规律上的重大问题，掌握一定的可靠的史料作为科学的假设，然后继续努力，充分占有史料，抓住典型史料，进行辩证的分析综合，作出符合於客观发展规律的正确结论。他在从旧史学改造到步入历史科学的过程，原是十分艰巨的。他以尊重科学的诚实态度，勇於否定自己。解放后，写了许多自我批评的文章在报上发表，到一九五六年秋，他写成七集论文集后，又严肃地检查了他那旧考据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在其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跋文中，用三万字的篇幅，以自己的旧考据为实例，作了自我批评。他从旧考据的束缚中逐步解放出来了，同时也逐步跨入历史科学的大门而又逐步登堂入室了。还必须指出，玺纲同志在解放后先后出版了十多部专著，主要都是他的新作，其中也包括有改写、重写的上百万字的旧作。这充分表明他在学术上的巨大进步，也表明他那种破旧立新的巨大勇气。在许多部书的序言里，又都充满着自我批评的具体内容和深刻认识，他敢於把缺点甚至错误公开的宣布於读者面前，表明他心底无私天地宽，忠诚的向学术负责，向读者负责。这就是「科学上的诚实」（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册第一百二十五页，下引「科学上的必要」一语，同）。这种诚实，反映出一位学者在学术上的有破有立、大破大立的永不停顿的进取精神，也正是「科学上的必要」。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年事虽然是越来越高了，却是屬劲倍增，著述益丰，勇于探索，勇于创新，提出一些新的科学的假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指导下，运用辩证的方法，对史料进行严格的鉴定，对史实进行科学的分析综合，得出了可资讨论或者初步可作定论的论断。例如他把太平天国前期领导层的「内讧」问题，提到阶级斗争在领导层内部的反映的高度来分析。又如对太平天国后期，苏浙地区土地问题，考明保护地主收租的只是那些给降将、匪帮和蜕化变质分子盘踞的那一部分地方，而保护农民的太平天国政府，则采取「着佃徵粮」进而颁发新土地证的政策，使农民得到所耕的土地。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解决了十分复杂的问题。他又探索性的提出太平天国政体为军师负责制，不独从太平天国革命过程中搜集到政治组织上较为丰富的论据，而且试围追溯其历史渊源和天地会类似政体的例证，是研究太平天国政体和天地会组织形式的一个崭新的课题，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理论意义。伟大革命导师恩格斯指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赞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
玺纲同志这些新论述，虽然还谈不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却是属于唯物主义范畴内的一种探索性的尝试，他是运用了新的考据学，对大量的史料进行了批判审查，以服务于历史科学中重大问题的研究。他的论述，从来不讲空话，而是非有正面的充分证据和经得起各种反证的检验，一定不写文章，这仍然是「科学上的诚实」，在他本人看来，这种诚实，又正是「科学上的必要」。这里还要提及的，是近几年来，他把太平天国史研究项目以外的绿营兵志、湘军兵志、晚清兵志等，加以改写或重写，现已在陆续出版。而尤其值得在这里特别予以指出的，是他正确的解决了水浒传的著者和原本问题。他以无可辨驳的充分证据，证明水浒传原本只七十回，主题思想为歌颂农民起义，是罗贯中于明朝初年所著。其宣扬投降主义的百回本忠义水浒传，乃明朝宣德、正统以后的人所续加并盗改的。他这一研究，了结了水浒传的著者和原本问题聚讼四百年的公案，除恢复水浒传著者和原本的本来面目外，澄清了水浒传是非界线的混淆，而且对于研究梁山泊农民起义的深远影响、对于研究封建社会中两种文化的发展，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理论意义，他这一巨大贡献，是值得我们加以称许的。上面说过，玺纲同志是善于独立思考的，他的水浒传研究，正是他善于独立思考、敢于打破框框而获得辉煌成就的一个典型范例，也是他一生治学精神、研究态度最具代表性的完满体现。他所以取得这些新的成绩，主要是受着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各项改革政策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政策的感召，激发了他对党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他以实际行动响应党的号召，要在科学上攀登高峰，这又是政治上诚实的一种具体表现。政治上的诚实与科学上的诚实凝聚在一起，产生着无穷的智慧和力量。由此可知，这部太平天国史的写成和出版，决非偶然。毛主席曾经说过：「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又说：「科学家是老实人」。玺缨志老老实实做学问，为人也同样是老老实实的，老实即诚实，这是五十年来我对他的一个总的观察和分析，读者中同他有交情或有过接触是不少的，想对此会具有同感。我无法像司马迁一样，能用一两句话把一个人为人的特点逼真的描写出来，只能在这里举两个实例来反映其为人，会是具体一些。解放前，他和吴晗是知心朋友，他们都是胡适的学生。玺纲同志还在胡适家当过家庭教师、整理他父亲胡传的文稿。他们都很贫寒，两人在历史研究又都已渐露头角。恰适那时候由外国侵略者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其中一小部分可以给予个人作研究补助，其数目也很可观。胡适掌握这支配特权，他们本来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但他们都没有去领这种补助。胡适曾要把玺纲同志安排到这个称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做文书工作，月领高薪，两年后还要送去美国留学，他也不肯去。他们宁愿搞点整理资料工作，或半工半读，或卖点稿子来维持生活，这就是旧社会贫寒书生的一种简朴的诚实。解放后，原来这种简朴的诚实，已改造成为社会主义自觉的诚实。上面已经提到他政治上诚实的一个事例，与此相关的，有如在五十年代后半期间，他的社会活动较多，又得了高血压神经官能症状群病症，有关活动仍坚持去参加，直到在小组会上、在大会场上晕倒了几次，经组织上加以劝止，医生多次警告，病重到不能去他才不去，尽职尽责如此，这也是其中的一个表现。由于他一贯具有诚实的优良品德，作风上也朴质无华。他的文字表达能力很强，而语言表达能力却非常之差；他写作上富于文采，而所写的字却很不好，根据这类情况，他自称是「书呆子」。我觉得他确乎具有专门埋头读书的书生气息，锐意于学，根本不想在语言与书法上下半点工夫，崇实去华，达到了令人难于理解的地步。而他自己，处之泰然，毫不介意。他为人诚实，而研究工作，又陶冶了他这种性格并形成他的一些特殊作风和习惯。今天，读其书，论其人，写出了如上的一些看法。我这样写并不意味着他的为人与治学，是完满无缺的，只是相信他会一如既往，不断接受别人批评并不断加强自我批评，从而会不断前进。至于对罗玺纲同志其人其书的全面评价以及其为人与治学的关系——是否文如其人等问题的探讨，只有等待读者去作出客观的回答。
谷霁光谨序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日于江西大学
罗玺纲同志是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一位老专家。太平天国史学史专家祁龙威教授在其太平天国史研究概论一文中，评论我国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编写太平天国史工作的情况，曾论列到他，说是：「在五十年代，罗玺纲同志恁着积累的研究成果，用纪传体形式撰成太平天国史稿」，「从大量的事实出发，论述太平天国革命是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对于这一带根本性的问题」，「肯定还是否定这次农民阶级斗争的性质，实质上是肯定还是否定近代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问题，也是肯定还是否定近百年中国民族民革命的问题。罗玺纲同志对太平天国史研究所作出的贡献，不仅是学术上的，而且是政治上的。这是不容抹煞的。」其他人也有类似的评述，学术界对玺纲同志的所有成就，从来都给予以十分关切。他这部新著的问世，读者也会从多方面给予评论。我虽然阅读过他的许多著作，但在近代史研究上毕竟是门外汉，不敢对此妄有论列。但由于我与玺纲同志，相交已经五十多年了，他一直是我的挚友和畏友，深知其为人与治学的基本精神和基本态度，原意在这些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这就是说，他怎样研究历史和怎样能写成这部书的，说的虽然是些题外的话，却也有必要对罗玺纲同志的为人与治学作些简要的介绍。因为，读其书，需要知其人，论其人，也有助于评其书，老话说，「文如其人」，此语是否正确，此语又怎样来予以正确理解，让我们作出如下的一些解剖。
太平天国史料伪作之多，谬误之甚，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这已经是被证明了的一个事实。不认真进行辨伪考信的工作，太平天国史就会陷于荒谬、混乱的地步。玺纲同志青年时就受到五四时代辨伪风气的影响，又受过考据学的教育与训练。一九三一年秋，他发现清人薛福成所撰张忠武轶事，其中与太平天国有关的史实，他证明乃系薛福成所捏造的，而薛福成却被清史稿誉为是「长於论事记载」，看到了所「长于论事记载」者也会作伪，更看到了太平天国史料伪、误的严重情况，他决心做个披荆斩棘的「清道夫」，走上了研究太平天国史的道路。在他的研究当中，除了做史料上的辨伪、记载的订谬外，还悉力从考据人手，掌握比较可靠和比较充分的史料，予以分析综合，对太平天国史重大事件进行探索，先后写成以考证为主的专题论文二百多篇，其中大部分已编入太平天国史论文集十集内。又写成太平天国游击性运动战、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等专书。他的考证，大都是见人所未见，道人所未道，所以常不易为人所接受，或者遭到激烈的反对；而随着岁月的增进、新史料的发现，其论断往往能得到证实。他所作的考证，有的是一些细小问题，其目的在于广泛的为研究太平天国史扫清道路；更大量的考证，乃是围绕着太平天国革命有关重大事件而进行的，具有理论上的重大作用或重大意义。他从考证入手，提供出一些理论性重要研究课题；或者，从考证后的可靠史实出发，作出初步的理论分析，进而争取学术界的共同探讨。他从来没有不先做考证就来叙述史实的，也从来没有把未经鉴定的史料或未经考订的史事就进行理论性探讨，更不会作出自己的论断或写入他撰著的史书内。这是他治学的一个特点，也是他治学的一个优点，应该首先向读者介绍。
玺纲同志所以取得为人称道的成就，并不是他具有出类拔萃的聪明才智，而是由于他的勤奋和诚实。考据学的要求，是要在错综复杂的资料中，寻求出符合于历史真相的结果，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这就取决于研究者对待工作的态度如何。对玺纲同志说来，谈到勤奋，早已为人所共知。抗日战争前，最初给人家抄写和做家庭教师，后来到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做整理金石拓本的工作。从抗日战争起，他转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做清代兵制的研究工作。解放后，党和人民重视他，让他专心致志於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他更加奋发有为，五十年代中，到各地办太平天国史的展览，调查太平天国的遗迹，还搜集、整理并编纂了太平天国的文献和资料，编成太平天国文献四大部及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等二千多万字。他无论是抗日战争前后或解放后，阅读和写作，都是在夜间进行的。他在北京居住前后三十年，只陪朋友的父新听过一次京戏，许多名胜古迹都没有去过，至今还没有游览过长城，日日夜夜，埋首斗室，出门不辨方向。我的朋友，大都是一些勤奋的人，玺纲同志又是其中最突出的。谈到诚实，做考据工作，是一项机为谨严的任务。太平天国史辨伪考信，一般都涉及与革命有关的重大史实问题，必须忠实於所从事的职守，忠实於历史的客观真实实际。章炳麟曾讲到作为经师的条件有六，即审名实、重左证、守凡例、断情感、汰花词、戒妄牵，实际上这就是考据学的六条法则，要求做考据的人诚实的予以遵守。玺纲同志在考据学的方法论上的思想境界，已远远超越於这六条法则之上，这是人们所早已窥见得到的，无容详述。玺纲同志治学之始，就是从掌握一定的可靠史料出发，作为一种待证的假设，不允许凭空设想作为前提，也即反对捕风捉影不重证据的浮夸和虚伪学风。假定成立之后，又必须积累充分的证据并能经得起反证，才能成为定论，决不主观臆断。即万一遇有疏忽失检之处，也必须服从客观的真实史实，予以改正，只尊重学术上的严肃性，后来不考虑个人面子上的「尊严」。
有一位同志在安徽史学一九八四年第一期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太平天国科举考试「始自辛开元年在广西永安州时」吗？就此题目的内容跟他商桷。他读到此文后，立即撰写了对旧著太平天国史稿科举志举行考试始自永安州时说法订误一文，同时热情洋溢地给安徽史学编辑部写了一封长信，请编辑部在稿前加写按语，以他为「的」，在史学界的学术争呜中提倡一种互相切磋、承认错误的好风气。安徽史学於同年第四期把订误稿和信刊出。光明日报以在百家争呜中提倡一种好风气，文汇报以为百家争呜提倡一种好风气为题，立即表示赞同。文汇报评论说：「他对同他商桷的同志，不摆权威架子，平等待人，虚心求教。他提出以他为『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创造一个百家争呜的好风气。他这种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和治学精神，不正是我们当今学术界所应该大力提倡的吗？如果学术界的同志都能如此，『百家争呜』必将出现崭新的局面。」玺纲同志正是这样的一个尊重客观史实的诚实人，因而他的考证文章，一般都是谨严的，谨严依从於他治学的高度诚实。他善於独立思考，从不人云亦云，一切从史实出发，从研究问题提出假设到具备条件作出结论，容不得半点浮夸和虚假，读者只要仔细阅读太平天国史事考等书，有关他早期的一些考证文章，便很容易看出他治学的这一重要特点。例如洪大全考是他最早的成功作品之一，解决了太平天国史上一椿大公案，后来经过专家们共同反复研究、讨论，大家同意了他所作出的结论。到六十年代初，由于新材料的发现，还写了洪大全考补，其谨严与诚实态度，是一丝不苟的。
玺纲同志在旧社会做研究工作只是十八年，解放后到今年作为一个段落来算，恰好是两倍於解放前的工作时间，这对於他的治学，是很幸运的获得了政治社会优越的客观条件，他在解放后，接受党的教育培养，又经历过许多政治运动以及思想改造，对於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很热情很认真，其研究工作也因之出现了一个飞跃。解放前，他受着资产阶级进化论的影响，做学问往往是孤立静止的看待问题，所作的考证，也往往只是就事论事。在分离的每个问题上即使正确，也只能说明那一个历史事件「是什么」，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或者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作为史料的辨误正讹来讲，虽然有其一定的价值，要是作为历史科学来讲，那时候他跟我一样，纯属无知。他在学习、运用马列主义以后，开始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从事历史的科学研究工作，其中成就最大，成绩最多的，仍然要算考据方面的研究。不过他不再是就事论事，而是力围在说明每一件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一个「为什么」，即知其然而又知其所以然。这首先是他能充分重视有关历史发展规律上的重大问题，掌握一定的可靠的史料作为科学的假设，然后继续努力，充分占有史料，抓住典型史料，进行辩证的分析综合，作出符合於客观发展规律的正确结论。他在从旧史学改造到步入历史科学的过程，原是十分艰巨的。他以尊重科学的诚实态度，勇於否定自己。解放后，写了许多自我批评的文章在报上发表，到一九五六年秋，他写成七集论文集后，又严肃地检查了他那旧考据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在其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跋文中，用三万字的篇幅，以自己的旧考据为实例，作了自我批评。他从旧考据的束缚中逐步解放出来了，同时也逐步跨入历史科学的大门而又逐步登堂入室了。还必须指出，玺纲同志在解放后先后出版了十多部专著，主要都是他的新作，其中也包括有改写、重写的上百万字的旧作。这充分表明他在学术上的巨大进步，也表明他那种破旧立新的巨大勇气。在许多部书的序言里，又都充满着自我批评的具体内容和深刻认识，他敢於把缺点甚至错误公开的宣布於读者面前，表明他心底无私天地宽，忠诚的向学术负责，向读者负责。这就是「科学上的诚实」（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册第一百二十五页，下引「科学上的必要」一语，同）。这种诚实，反映出一位学者在学术上的有破有立、大破大立的永不停顿的进取精神，也正是「科学上的必要」。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年事虽然是越来越高了，却是屬劲倍增，著述益丰，勇于探索，勇于创新，提出一些新的科学的假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指导下，运用辩证的方法，对史料进行严格的鉴定，对史实进行科学的分析综合，得出了可资讨论或者初步可作定论的论断。例如他把太平天国前期领导层的「内讧」问题，提到阶级斗争在领导层内部的反映的高度来分析。又如对太平天国后期，苏浙地区土地问题，考明保护地主收租的只是那些给降将、匪帮和蜕化变质分子盘踞的那一部分地方，而保护农民的太平天国政府，则采取「着佃徵粮」进而颁发新土地证的政策，使农民得到所耕的土地。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解决了十分复杂的问题。他又探索性的提出太平天国政体为军师负责制，不独从太平天国革命过程中搜集到政治组织上较为丰富的论据，而且试围追溯其历史渊源和天地会类似政体的例证，是研究太平天国政体和天地会组织形式的一个崭新的课题，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理论意义。伟大革命导师恩格斯指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赞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
玺纲同志这些新论述，虽然还谈不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却是属于唯物主义范畴内的一种探索性的尝试，他是运用了新的考据学，对大量的史料进行了批判审查，以服务于历史科学中重大问题的研究。他的论述，从来不讲空话，而是非有正面的充分证据和经得起各种反证的检验，一定不写文章，这仍然是「科学上的诚实」，在他本人看来，这种诚实，又正是「科学上的必要」。这里还要提及的，是近几年来，他把太平天国史研究项目以外的绿营兵志、湘军兵志、晚清兵志等，加以改写或重写，现已在陆续出版。而尤其值得在这里特别予以指出的，是他正确的解决了水浒传的著者和原本问题。他以无可辨驳的充分证据，证明水浒传原本只七十回，主题思想为歌颂农民起义，是罗贯中于明朝初年所著。其宣扬投降主义的百回本忠义水浒传，乃明朝宣德、正统以后的人所续加并盗改的。他这一研究，了结了水浒传的著者和原本问题聚讼四百年的公案，除恢复水浒传著者和原本的本来面目外，澄清了水浒传是非界线的混淆，而且对于研究梁山泊农民起义的深远影响、对于研究封建社会中两种文化的发展，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理论意义，他这一巨大贡献，是值得我们加以称许的。上面说过，玺纲同志是善于独立思考的，他的水浒传研究，正是他善于独立思考、敢于打破框框而获得辉煌成就的一个典型范例，也是他一生治学精神、研究态度最具代表性的完满体现。他所以取得这些新的成绩，主要是受着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各项改革政策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政策的感召，激发了他对党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他以实际行动响应党的号召，要在科学上攀登高峰，这又是政治上诚实的一种具体表现。政治上的诚实与科学上的诚实凝聚在一起，产生着无穷的智慧和力量。由此可知，这部太平天国史的写成和出版，决非偶然。毛主席曾经说过：「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又说：「科学家是老实人」。玺缨志老老实实做学问，为人也同样是老老实实的，老实即诚实，这是五十年来我对他的一个总的观察和分析，读者中同他有交情或有过接触是不少的，想对此会具有同感。我无法像司马迁一样，能用一两句话把一个人为人的特点逼真的描写出来，只能在这里举两个实例来反映其为人，会是具体一些。解放前，他和吴晗是知心朋友，他们都是胡适的学生。玺纲同志还在胡适家当过家庭教师、整理他父亲胡传的文稿。他们都很贫寒，两人在历史研究又都已渐露头角。恰适那时候由外国侵略者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其中一小部分可以给予个人作研究补助，其数目也很可观。胡适掌握这支配特权，他们本来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但他们都没有去领这种补助。胡适曾要把玺纲同志安排到这个称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做文书工作，月领高薪，两年后还要送去美国留学，他也不肯去。他们宁愿搞点整理资料工作，或半工半读，或卖点稿子来维持生活，这就是旧社会贫寒书生的一种简朴的诚实。解放后，原来这种简朴的诚实，已改造成为社会主义自觉的诚实。上面已经提到他政治上诚实的一个事例，与此相关的，有如在五十年代后半期间，他的社会活动较多，又得了高血压神经官能症状群病症，有关活动仍坚持去参加，直到在小组会上、在大会场上晕倒了几次，经组织上加以劝止，医生多次警告，病重到不能去他才不去，尽职尽责如此，这也是其中的一个表现。由于他一贯具有诚实的优良品德，作风上也朴质无华。他的文字表达能力很强，而语言表达能力却非常之差；他写作上富于文采，而所写的字却很不好，根据这类情况，他自称是「书呆子」。我觉得他确乎具有专门埋头读书的书生气息，锐意于学，根本不想在语言与书法上下半点工夫，崇实去华，达到了令人难于理解的地步。而他自己，处之泰然，毫不介意。他为人诚实，而研究工作，又陶冶了他这种性格并形成他的一些特殊作风和习惯。今天，读其书，论其人，写出了如上的一些看法。我这样写并不意味着他的为人与治学，是完满无缺的，只是相信他会一如既往，不断接受别人批评并不断加强自我批评，从而会不断前进。至于对罗玺纲同志其人其书的全面评价以及其为人与治学的关系——是否文如其人等问题的探讨，只有等待读者去作出客观的回答。
谷霁光谨序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日于江西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