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部 > 宋代文化与文学研究 > 史论求其通而深——评王兆鹏《唐宋词史论》

  观世之学术,治史者求其真而全,论史者求其通而深。今王兆鹏教授之《唐宋词史论》(下简称《史论》),当属后者。

  词学史、论之著,远且不论,近年吴熊和《唐宋词通论》、杨海明《唐宋词史》等,皆显赫者。吴著重点在词,所论乃词源、词体、词调、词派、词论、词籍、词学诸端。杨著则系统疏理唐宋词之发展脉络,举凡源流递嬗、词人词作、风格流派,一一述而论之。《史论》后出,既不似吴著据体而考辨,亦不似杨著依史而梳理。

  《史论》实分史论、考据两篇。史论篇分《流变论》、《定位论》、《范式论》、《个性论》四章;考据篇分《词籍考》、《词人考》两章,勘考《兵要望江南》、《花草粹编》、《天机余锦》、《乐府纪闻》四种词籍,王以宁之生平事迹及王居安等十六词人之生卒年代。

  作者“尝试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示例性地考察唐宋词史的发展状况及其演变历程,为今后写出一部自己心目中的唐宋词史在方法和理论上做些探索和准备”(《史论·后记》,P385)。

  既曰“示例性地考察”,则考察的对象必有示范价值。作者的这种努力主要体现在第四章《范式论》和第五章《个性论》中。十年前,王兆鹏博士的学位论文《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一书由台湾文津出版社收入“大陆地区博士论文丛刊”出版,书中专设章节阐述“范式”问题。作者借鉴现代科学方法和西方哲学观念,从托马斯·S·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引进“范式”这一概念,将词的“抒情范式”分为“情感层”和“表现层”,进而“认为唐宋词史上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抒情范式:一是由温庭筠创建的‘花间范式’,二是由苏轼定型的‘东坡范式’,三是由周邦彦建立的‘清真范式’。唐宋词的发展历程,主要是这三大范式相互更迭,不断演进的过程”(见该书第158—159页)。

  十年过去了,中国词学和王兆鹏的词学研究都进入了二十一世纪。词学界对“三大范式”论的审度、批评、认可的情况,本文且不论。作为“范式”论的首倡者,王兆鹏由青年而步入中年,由词学博士而教授,他对自己十年前提出的“范式”论持何态度呢?“唐宋词范式的研究,既让我迷恋,又让我困惑。唐宋词中的抒情范式是普遍存在的,但应该怎样清晰科学地揭示这些范式的特征及其演变过程,我至今还没有寻找到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法和答案”(《史论·后记》)。

  幸耶非耶?当浮士德博士对自己的追求感到满足时,他在人世间的生命也就结束了。哲人云:成熟即死亡。王兆鹏博士对“范式”还在迷恋,还在困惑,他觉得“范式论”亦可如“原型批评”、“意象批评”一样,称之为“范式批评”,成为文学、文学史研究的一种批评范式,他深感这想法虽颇有新意,但仍欠“成熟”。欠熟则正方兴未艾,因此他的研究仍在继续。在《史论》第五章《范式论》的序中,他对“范式”的解释比十年前更详细且增添了新义。他说这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他更为详细地介绍了库恩的“范式”理论。库恩说范式的特点“一是它能够把一些坚定的拥护者吸引过来,二是为一批重新组合起来的科学工作者留下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促使科学家“突破一种范式进入另一种范式……范式的更换,不仅会产生新的科学发现,也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开拓了人们的视野。”

  这的确是个富于启迪性的思路。循着这一思路,王兆鹏博士对二十世纪文学史研究之主流批评范式——“诗——史范式”、“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范式”进行了反思,认为现在应该在这些“常态”批评范式之外,寻找一些“非常态”的批评范式。而在词学研究领域进行“范式批评”,正是这样的尝试。为了论证范式批评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他援引了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之“规范体系”说,王逸《楚辞章句》之“规范”说,刘勰《文心雕龙》之“定势”说,刘知己《史通》之“师范”说,董棨《素养居画学勾探》之“法度”说,以见“范式批评”实乃文学艺术史与批评史中“一种潜在的有待开掘、深化和宏扬的批评方式。”“如果将融入了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方法和西方当代科学哲学的思维方式的‘范式批评’运用于古典文学研究,势必会拓宽人们的视野和研究领域,发现新问题,突破多年来形成的单一的研究格局,至少可以改变人们惯常的审视角度,改变传统的模糊性、直观性的感性把握方式,从而趋近规范化、科学化和明晰化的理性阐释。”

  怀着对范式批评的这份信心和期待,作者对他十年前就曾论述过的东坡范式、李清照词抒情范式等问题进行了重新阐释,增添了许多新意和深意。前后对照读之,约略可见作者对宋词范式问题锲而不舍的探索和追究。十年前,他对“东坡范式”的阐释侧重于“自我化、个性化”,《史论》则分别从四个角度论述之:

  《主体意识的强化——词的抒情主人公由共我向自我的转变》;

  《感事性的加强——由普泛化的抒情向具体化的纪实的转变》;

  《力度美的高扬——词的审美理想由女性化的柔婉美向男性化的力度美的转变》;

  《音乐性的突破——词从附属于音乐向独立于音乐的转变》。

  显然,论证的逻辑更周全,内涵更丰厚了。

  所谓“方法和理论上”的探索,除“范式批评”外,第一章《流变论》、第二章《定位论》亦颇可见证。“代群分期”一节,是将《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的思路扩大到唐宋词史,作者将两宋词人分为六个代群,一一概括其创意和群体特征,进而对传统的“婉约”、“豪放”两分法提出质疑。

  《定位论》一章,据我所知,是作者和他的师弟刘尊明教授及其研究生们多年探索的结晶。十多年来,他们坚持在词学研究中尝试定量研究,因量而定性、定位,为词学研究贡献了许多新意,使许多模糊的、感性化的东西变得清晰具体、可比较可测量。这项工作受到学界的关注和好评,也曾受到质疑和批评。成败得失,读者可于仔细阅读之后,静心思之。

  综观史论篇之四章,每章都富于创见和新意,既深涵传统词学的丰厚底蕴,又富有现代文化精神和科学意识,能给人许多启迪。

  考据是唐门硬功。王兆鹏教授固善论之士,然作考据文章,亦当行本色。凡考据之学,须熟稔版本之学、目录之学、史料之学。观《史论》所考四种词籍,《兵要望江南》一名《白猿奇书兵法杂占彖词》,是晚唐人易静的词集,“是中国词史乃至军事思想史上的一部奇书”。收易静词七百余首,“占现存唐五代全部词作的三分之一强”。然千载以来,淹没而不彰。今人张璋、黄畲、饶宗颐、任半塘、王昆吾、陈尚君等先后辑考之,然疑点颇多,故本书一考其版本,再考其词作,三考其作者。虽未能尽释疑难,然所据所论,解惑颇多。

  《天机余锦》是明人辑抄的历代词总集选本,近世以来淹没无闻,赵万里、唐圭璋先生均仅知其名而未见其书。王兆鹏“在普查现存的词籍版本时,偶然从《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序跋集录》中获知《天机余锦》尚存于台北中央图书馆”,因请台湾黄文吉博士查核。黄遂发表《词学的新发现——明抄本〈天机余锦〉之成书及其价值》一文。王兆鹏“检阅全书后,觉得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考查落实”,乃就此书的“文献著录情况及其成书年代问题”、“内容及其价值”、“部分佚词及误题作者之词”等问题进行考辨。是为本书第五章第三节《〈天机余锦〉考》。

  《花草粹编》和《乐府纪闻》是治词者常常提及的词籍。王兆鹏对《花草粹编》“误收误题之作”进行考辨,“所考凡作者十九人,作品二十五首,其中二十首原非词作,而被明清人误认作词收入各种词籍中,近人所编《唐五代词》、《全唐五代词》亦因袭其误而收录。”《〈乐府纪闻〉考》则旨在解决三个问题:“究竟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其所录唐宋金元明词人轶事及词作本事是否可信?其成书年代又在何时?”

  通观此书考据篇什,释疑解惑颇多,许多千百年谬误模糊之问题,于此乃得解释。

  《史论》附录二文亦颇可读。《论唐圭璋师的词学研究》一文,从词体、词作、词人、词史、词论、词学史等六方面论述一代大师的词学研究。自古从师者,得其学乃一境界,知其法则又一境界。作者可谓二者兼得,既熟稔先师的名山事业,又知其为山之道。文中大量引述其词学著述,或叙述或评论,含英咀华,如数家珍,简明扼要地勾勒出唐氏词学的基本轮廓。比如关于《全宋词》之“正误、补阙、辑佚和祛伪”之功的阐述,从三方面陈述唐氏对朱祖谋、王鹏运等前贤词学的发展,具体翔实,令人信服。又如关于唐师之辨伪方法,作者从七个方面归纳阐述,令人读之颇得要领。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其中许多体会和理解并非仅从先师的文字著述得出,而是从老师的言传身教、耳提面命中悉心悟得。若非深得师传之及门弟子,则难知难道。是为词学研究史之原初资料,弥足珍视。比如第六节介绍唐师对近世词学的看法,显然是平日师传之语,而作者悟得“学案”之思路。

  《忆唐圭璋师》是悼念之作,文短而情长。所忆者虽先师生平之片断,然一代词学大师之道德文章、音容笑貌、性情嗜好,皆跃然纸上,感人至深。

  先生以一人之力、弱小之躯,成词学之伟业;

  “以整整54年的独居生活来倾注他对早逝的师母生死不渝的爱情”;

  “临终前夕,他还是那样惦记着学生”,

  “27日,唐师收到我的信,十分兴奋,自己看了一遍,又让家人读给他听……次日凌晨就瞑目而逝”。

  读至此,乃知至情至性,亦唐门之高尚也。正所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刊于《中国韵文学刊》200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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