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部 > 宋代文化与文学研究 > 浪子词人柳永与正统君臣审美意识的冲突

  柳永被时人和后人视为浪子词人,是因为其人其词涉及了许多风流浪荡之事。其实,他在少年时代并非浪子,而是很勤勉的书生。他的故乡建州(今福建崇安一带)在当时是人才辈出的“文献名邦”,“家有诗书,户藏法律,其民之秀者狎于文”[1]。柳永生长于此地一个传统读书奉儒之家,祖父、父亲、叔父都读书为官[2],长兄柳三复也在真宗朝进士及第并为官。受此影响,柳永自幼也喜欢勤学苦读,他曾在其《劝学文》中写道:“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3]。他少年时写的诗已颇见功夫[4]。从青年时代起,他到汴京开始了漫长的举子生涯。他成为浪子词人,也就是在此时期。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云:“柳永字耆卿,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这一方面是缘于性情和爱好,另一方面也是他以才取财,获得“润笔”以维持生计的途径之一。据宋人罗烨《醉翁谈录》载:“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懂音乐,长作词,使他不仅可以尽情地到“烟花巷陌”去“浅斟低唱”、“偎红倚翠”,而且还能得到一些稿酬,这又助长了他的风流性情。他甚至结交一些“狂朋怪侣”,在京都的酒楼、妓馆里欢饮狂歌,纵情享乐。他的词风靡一时,从市井百姓到文人学士,甚至皇帝都喜欢他的词。陈师道《后山诗话》云:“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骩骳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从歌之再三。”

  然而,当柳永科考求官时,他在词中对浪漫情事的铺陈渲染和对自由意志的公开表达,恰恰成了他入仕的障碍。此时,浪子词人与正统君臣的人格美和艺术美意识的差异变成了社会性、历史性的冲突。

  一、柳永与帝王人格美意识的冲突

  以下三条史料是人们谈论柳永与帝王关系时常引用的。北宋末严有翼撰《艺苑雌黄》:

  当时有荐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词柳三变乎?”曰:“然”。上曰“且去填词。”由是不得志,日与儇子纵游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自称云:“奉旨填词柳三变。”

  稍后,吴曾在《能改斋漫录》卷十六中云:

  仁宗留意儒雅,务本向道,深斥浮艳虚薄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景祐元年方及第。后改名永,方得磨勘转官。

  王闢之《渑水燕谈录》[5]:

  柳三变景祐末登进士第……皇祐中,久困选调。入内都知史某爱其才,而怜其潦倒。会教坊进新曲《醉蓬菜》,时司天台奏老人星见,史乘仁宗之悦,以耆卿应制。耆卿方冀进用,欣然走笔,甚自得意,词名《醉蓬菜慢》。比进呈,上见首有“渐”字,色若不悦。读至“宸游凤辇何处”,乃与御制真宗挽词暗合,上惨然。又读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乃掷之于地。永自此不复进用。

  以上三则史料所述,参以其它史料,大致可信,但仍有疑点。首先是《鹤冲天》的写作原因、时间及柳永的科考经历。先看其词: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游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词中明言“青春”、“偶失”,当是初应科考落榜后所作。若非初次,当言“再失、”“又失”或“屡失”等。那么,柳永初试科举于何时呢?由于史料不足,柳永的确切年龄尚难断定,但学界考订柳永的生年不晚于雍熙四年[6]。以此年算起,则柳永在仁宗即位前已36岁。今存柳词中有《玉楼春》(凤楼郁郁呈嘉瑞)等,当系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作于汴京,其时柳永23岁[7]。从这一年到真宗朝结束,共开科考四次: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五年(1012年)、八年(1015年)、天禧三年(1019)年[8]。就是说,柳永23岁、27岁、30岁、34岁、均有可能应考。宋人多喜自言“老”,而自言“青春”当不过30岁。以柳永勤奋读书的经历,以其家庭父、兄辈的影响,他应考绝不会很晚。他进京就是为了应考,20多岁的举子在当时是常见的。据此推测,柳永在23岁、至迟27岁时已参加过科考,《鹤冲天》词则作于他初考落第之后。

  第二个疑点是:《艺苑雌黄》所载“上曰”,是真宗还是仁宗?《鹤冲天》作于“上曰”之前还是其后?

  细审前引三则史料,于本事多含糊其词,而宋人其它诗话、词话、笔记转述者,亦不考原委,皆言仁宗,而不确言“上曰”之“上”为何人,以致后人有“耆卿蹉跎于仁宗朝”[9]之误会。其实,柳永蹉跎于科场20多年,主要不是在仁宗亲政之后,而是在真宗朝和仁宗年少、章献太后听政朝间。严有翼说“耆卿喜作小词,然薄于操行”,因而“上曰:‘且去填词。’”可知他的词名从他初试科场就已成为障碍,而命他“且去填词”之人,当是真宗。严有翼又说“由是不得志”等等,已说明柳永“无复检约”、“奉旨填词”实与“上曰”有因果关系。细审《鹤冲天》词中之抱怨、赌气之意,正由此而发。这样看来,严氏《艺苑雌黄》所记之事,正是柳永在真宗朝初次应考不中之事。

  而吴曾《能改斋漫录》所言仁宗因《鹤冲天》词而黜落柳永之事,并非“据严语而更演之”[10],而应是发生在章献太后听政时期的另一件事。

  仁宗即位时只有13岁。章献太后听政11年直至去世,24岁的仁宗才亲自执政。柳永在仁宗亲政的第二年,即景祐元年(1034年)终于及进士第。如果他因《鹤冲天》词而被黜落之事属实,则只能发生在太后听政期间。此间开科考三次:天圣二年(1024年)、天圣五年(1027年)、天圣八年(1030年)。柳永从22岁(大中祥符元年)应考到48岁(景祐元年)中举,这26年间有七度科举,他到底参加了几次?现有史料尚难说明。但吴曾所言至少表明:他在天圣年间的三次科举中有一次已经入选进士,但在皇帝最后审批时,因《鹤冲天》之故而被黜落了。这时的仁宗虽未独立执政,但已开始参与处理政务了。

  然此事令人费解之处亦多。史载仁宗“天性仁孝宽裕,喜愠不形于色”[11]。有一次他听到有考进士者因殿试落第而赴水自尽,不禁为之“恻然”,于是立了一项制度:凡经初试进入殿试阶段的举子,一律不再黜落。即便不令人十分满意,也收在榜末[12]。他亲政不久,既于景祐初年下诏曰:“乡学之士益蕃,而取人路狭,使孤寒栖迟,或老而不得进,朕甚悯之。其令南省就试进士、诸科六举;尝经殿试、进士三举、诸科五举;及尝预先朝御试,虽试文不合格,毋辄黜,皆以名闻”(柳永“景祐元年方及第”,或许与此诏之意不无关系)。对读书人这样宽宏仁爱的仁宗皇帝,为什么对柳永就一次次地不客气呢?

  《鹤冲天》惹祸的故事颇可疑。再来看看王闢之《渑水燕谈录》所言故事,亦有可疑。这故事的关键是《醉蓬莱》词:

  渐亭皋叶下,陇首云飞,素秋新霁。华阙中天,锁葱葱佳气。嫩菊黄深,。拒霜红浅,近宝阶香砌。玉宇无尘,金茎有露,碧天如水。  正值升平,万机多暇,夜色澄鲜,漏声迢递。南极星中,有老人呈瑞。此际宸游,凤辇何处?动管弦清脆。太液波翻,披香帘卷,月明风细。

  《渑水燕谈录》所言三条令仁宗不悦的原因,前两条都是皇帝身旁的人察颜观色,猜测揣摩的,未必用了一个“渐”字,用了仁宗作真宗挽词用过的“宸游凤辇”几个词语,就能引起龙颜不悦,绝了人家的仕途。“太液波翻”的“翻”字的确不如用“澄”显得柔和、宁静。但如果仅是艺术趣味不同,似也不至于使龙颜变色。那么到底为什么仁宗对柳永这么严厉苛刻呢?

  以上三条记载,虽有疑点,但柳永仕宦蹉跎确是事实。那么这位才子词人为何仕途不畅呢?仔细想来,这三条记载倒是透露出一些历史的必然性:浪子词人和正统帝王之间一直存在着文化观念、审美意识的冲突,不是词应该怎么作,而是人应该怎么做的问题。

  首先是放浪形骸与正统、谨慎的品行差异。仁宗是个生性谨慎、“务本向道”的正统帝王。据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二记载,仁宗有一次夜间观看众僧做道场,遂“各赐紫罗一疋”。众僧致谢时,他嘱咐说,“来日出东华门,以罗置怀中,勿令人见,恐台谏有文字论列。”还有一次,他在很受宠的张贵妃那里见到一个定州红磁器,就追问“安得此物”?贵妃说是大臣王拱辰进献的。仁宗训斥贵妃不该与臣僚通馈赠,并用柱斧打碎了磁器。后来他又发现贵妃身着灯笼锦,问清是潞国公文彦博送的,很不高兴。后来文彦博任宰相,台官唐介弹劾他,涉及送灯笼锦的事。仁宗以对上失礼的罪名把唐介贬谪到边远地方,同时也降了文彦博的职,贬他出判许州。还有一次仁宗举办赏花钓鱼宴,内侍们用金碟盛钓饵放在桌上。王安石当时知制诰,他不经意间,随手把钓饵吃光了。仁宗第二天对宰相说:“王安石诈人也。使误食钓饵。一粒则止矣;食之尽,不情也。”仁宗就是这样一个生性谨慎,规范意识很强,很注重生活小节的人。

  柳永和仁宗恰恰是两路人。他是个容易放任性情、只图一时痛快的风流才子。其实风流才子在当时也是照样可以做官的。做官的人也有风流韵事,只是大家不说出来。柳永却不但写出来,让人到处唱,而且还夸张渲染地炫耀。这就犯了忌讳。而那首《鹤冲天》词又分明是对皇权的轻慢。那种揶揄圣主、戏谑卿相、玩世不恭的浪子情调,写出来便是挑战。仁宗不可能给他好果子吃。其实,柳永做不成官也没什么冤枉的。“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并不完全是出于不得已。明确的审美追求,其最深层的精神实质是一种反叛规范、放纵天性的生命自由意识。

  柳永和仁宗人格美意识的第二点差异,是追求风流与追求儒雅的审美情趣差异。古代文人常常既风流又儒雅,柳永是风流有余,儒雅不足,仁宗则是“留意儒雅,务本向道”。他绝不会象日后的宋徽宗那样去京城名妓李师师那里走走,他重用的臣僚都是正统儒雅之士,宰辅如晏殊、富弼、韩琦、文彦博,台谏之臣如唐介、包拯、司马光、范镇、吕诲等。他当然不喜欢让那个放任自由的浪子词人领他太多的皇粮。

  第三,柳永与仁宗的人格美意识有率真和修饰的差异。这并不是指他们的道德人格有高下之分,而是指他们各自的代表着不同的文化人格。仁宗所欣赏的人格美是经过儒家理性加工、修饰过的规范人格意识。按封建时代的规范,皇帝占有多少女人都合乎规范,臣子就有限度了。妻妾成群还可以,总和妓女们混在一起就不好了。宋代允许妓女存在,也允许官僚们听听她们的歌,看看她们的舞,甚至自家也可以养几个歌儿舞女。但像柳永这样总在烟花巷陌中寻访意中人,眠花宿柳,而且还把这种生活体验不无夸张渲染地大加炫耀,到底有些过分,做官总不太合适。相比之下,柳永是过于率真任性了。

  二、浪子词人与宰相词人艺术美意识的差异

  宋张舜民《画墁录》载:

  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相府。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

  柳永比晏殊至少大四岁,但晏殊此时是堂堂宰相(集贤殿大学士兼枢密使)。这次会晤大约在晏殊53岁左右。此时柳永中进士差不多10年了,但还是沉于下僚,于是他想和宰相谈谈心,希望这位宰相词人能理解自己。这真是当局者迷。晏殊可是旁观者清。他知道皇帝不喜欢的是什么。两个人一开始就心照不宣地谈到了词。晏殊开口就点题:“贤俊作曲子么?”柳永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晏殊当然不能让步,马上指出:我虽作曲子,却不像你那么放肆。

  这次短暂的会晤中隐含着长期以来两种审美意识的冲突。这表面是词美意识的冲突,其实是如何做人的观念冲突。

  柳永是浪子词人,“恣游狂荡”是他的自我评价。晏殊是正统文人,14岁就以“神童”身份被宋真宗接见,15岁受赐同进士出身,擢秘书省正字,42岁任参知政事。以后虽有浮沉迁徙,但基本是身居高官要职。他生性谨慎,行为规范,很合仁宗的脾气。他举荐、提拔过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名儒。这些人后来都受到仁宗重用,成为一代名臣。他绝不会违反皇帝的意思而举荐柳永。《珠玉词》137首中,仅有两处使用“狂”字:“无端一夜狂风雨”(《采桑子》),“醉来拟恣狂歌”(《相思儿令》),皆与柳永“争不恣游狂荡”的“狂”不同。这次谈话虽不多,但若把《乐章集》和《珠玉词》进行对比,就会看出他们在写什么和怎么写方面都有明显分歧。

  柳词今存213首,其中直接涉及男女情事的约130—140首。这些词除写离别、相思等内容外,约有一半左右写到男女艳情。晏殊批评他时所举的词句,出自《定风波》(自春来),而柳词中描写女性体态容貌、洞房情事、床笫欢愉比较直露的词作远过于此。如被黄升批评为“丽以淫”[13]的《昼夜乐》(秀香家住桃花径),又如《尉迟杯》(宠佳丽)、《慢卷紬》(闲窗烛暗)等。严有翼批评这些词是“闺门淫媟之语”[14],并不过分。清人周济尝为柳永辩护,但也不能不批评其词中“恶滥可笑者多”[15]。这类词,晏殊是不会写的。晏殊今存词137首,无一首像柳永这样坦率地写男女艳情。晏词中纯以女性或男女情事为题材的词只是一小部分,写得也比较含蓄、优雅。如《清平乐》写女性美:

  玉碗冰寒滴露华,粉融香雪透轻纱。晚来妆面胜荷花。  鬓亸欲迎眉际月,酒红初上脸边霞。一场春梦日西斜。

  既使写恋情,也很含蓄。如《诉衷情》:

  青梅煮酒斗时新,天气欲残春。东城南陌花下,逢著意中人。  回绣袂,展香茵,叙情亲。此时拼作,千尺游丝,惹住朝云。

  柳词中的女性主要是秦楼楚馆,烟花巷陌中的女性,写得比较艳,比较露,比较性感;晏词中的女性主要是豪门华筵上唱歌跳舞或侍奉宾主的女性,写得比较典雅、含蓄、优美。柳词中的男女之情常常涉及房中床上的情事和体验,晏词则绝不写这些。晏词中的女性都是交际场上的,柳词中则多是风月场上的。晏词中的男女之情仅限于情感意念范围,而且写得委婉含蓄,柳词中则常常突破这个限度而涉及两性的云雨欢合。即使是写相思或回忆往事,或向往未来,柳词也常涉及两性间的床笫之欢。柳永不想对感情遮遮掩掩,他喜欢坦露真情,喜欢铺陈渲染。即便对风尘女子,他也敢坦言真诚的爱恋和同情之心。他把男女之情写得太真切了。

  晏词中大量篇章写男女情事之外的生活和感受。他词中的抒情主人公常常是一位雍容典雅的达官贵人,在那里伤春、悲秋、感慨时光流逝、节序变化;或在清风明月之中,山水花草之间,渲泄一点官场上的厌倦和郁闷;或在小园香径中独自徘徊,看一看落花飞燕,叹息一番生命的衰老。他也写梦、写醉,写宾客往来,写听歌赏舞吟诗作词之事。总之他只写“高贵者”的生活,不写“卑贱者”的生活;只写正统文人清客的情趣,不写风流浪子的情趣;他追求词篇的雍容、典雅、闲适、清淡、委婉、含蓄之美,不喜欢秾艳、华丽、坦率、风流、俚俗之美。

  其实,柳词的文化市场远比晏词广阔。晏词的市场在文人骚客之中,柳词则无论市井民众还是正统文人、达官贵人都喜欢,皇帝也要听。晏殊也熟悉柳词,不然他怎么能开口就拈出柳词句子呢?后来的文人也都爱读柳词。秦观还有意无意地学柳词句法。苏轼也很熟悉柳词,以至一眼就能看出秦观词中像柳词的地方。

  看来,当时的文人以至帝王都不否认柳词的审美价值。执政者只是认为他这个人不适合从政,应该去专门写词。柳永也就真的成了“专业”词人了。正统文人则认为柳词可听可唱可读,但其中艳的部分切不可学,学了就有失身份。

  其实,浪子词人只是柳永人生角色之一。如前所述,他青少年时代是个勤学苦读的书生,为官后是个被后人列入“名宦”之林的好官。他的词也有许多是符合正统审美观念的高雅之作。比如写都市繁华的《望海潮》(东南形胜)、写羁旅情怀的《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夜半乐》(冻云黯淡天气)、写离愁别绪的《雨霖铃》(寒蝉凄切)、写悲秋念远的《玉蝴蝶》(望处雨收云断)、写执着追求的《凤栖梧》(伫倚危楼风细细)等等,这些词艺术性极高,历来被认为是柳词的代表作,是极标准的文人雅士之词,是宋词中第一流的精品。柳永拓宽了词的题材,发展慢词(长调)形式,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把俚俗词语用到词中(这一点在当时和以后都受到批评)。他是北宋词坛一个新的美学流派。他的词不仅影响到词的创作,而且影响到戏曲。清况周颐《惠风词话》卷三云:“柳屯田《乐章集》为词家正体之一,又为金、元以还乐语所自出。”

  (刊于《学术研究》199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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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嘉靖建宁府志》卷四。

  [2] 王禹偁《小畜集》卷二下《送柳宜通判全州序》有载。

  [3] 见《建宁府志》卷三十三,又日本刊本《古文真宝》亦收录(仅80余字)。

  [4] 厉鹗《宋诗纪事》卷十三录柳永诗三首,其中《中峰寺》咏崇安名胜古迹胜中峰寺,可知是其在家乡读书时作。

  [5] 王闢之乃宋英宗治平年间进士,去柳永不远,且其《渑水燕谈录》“所记质实可信,多与史传相出入”(《四库提要》)。

  [6] 参见唐璋《柳永事迹新证》(《文学研究》1957年第三期),蔡厚示、李国庭所作《柳永》评传,吴熊和《唐宋词通论》,薛瑞生《乐章集校注·前言》等。

  [7] 《宋史》卷七《真宗纪二》卷一一二《礼志可参证。》

  [8] 据《文献通考》卷三十二《选举五》。

  [9] 清·宋翔凤《乐府余论》。

  [10] 薛瑞生《乐章集校注·前言》。

  [11] 《宋史》卷九《仁宗纪纪一》。

  [12] 《邵氏闻见录》卷二。

  [13] 《唐宋诸贤艳妙词选》卷五。

  [14] 《艺苑雌黄》。

  [15] 《介存斋论词杂著》柳永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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