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部 > 宋代文化与文学研究 > 狂者进取——宋代文人的淑世情怀

  汉语中“狂”字多有贬义,但从孔子开始,狂便获得了积极的高级精神形态的含义。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何晏集解引包咸语曰:“狂者进取于善道,狷者守节无为”。邢疏曰:“狂者进取于善道,知进而不知退;狷者守节无为,应进而退也”。朱熹《集注》:“狂者志极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余”。

  孔子说的“狂”与“狷”这两种精神形态,宋代文人都有。但本文只探讨宋代“狂者进取于善道”的情形。这种“狂者”,富于淑世情怀,执着追求修身治国的理想,不屈不移,不夺不悔。这是一种智慧心态,是一种高尚的人文精神。以下从读书、为政、治学三方面述论之。一、进取的狂想和读书的狂热

  宋王朝重视文化,重用文人治国。宋太祖立国之初就注意兴学、尊儒。他主张“宰相须用读书人”,“以儒臣知州事”,“朕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他的这些倡导被其后代君王奉为祖宗家法,“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

  赵宋皇室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国理念,实际化为文官政治,而文官政治的基础是科举取士。唐代科举虽已颇具规模,但选拔官吏除科举以外,军功、门荫也很重要。宋代则以科举选官为主,而且“取士不问家世”,军功和门荫等其它渠道较为次要了。据马端临《文献通考》〈选举〉二至五统计,唐代289年间科举取士总计约8500名,平均每年不足30人。宋代从太祖建隆元年(960)到理宗嘉熙二年(1238)279年间科举取士约49300余名,年均约176人。这样的科举规模为王朝选官提供了较充足的人才基础,保证了选官途径的纯一化──“用读书人”,从而形成了“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三百余年元臣硕辅、鸿博之儒、清江之吏皆自此出”的崇文尊儒局面。

  这样的时代大大激发了文人士子进取功名富贵的狂热理想。苏辙在《上皇帝书》中说:

  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

  宋代每年科举取士虽然是唐代的六倍,但还是远远不能满足天下读书人的期望。以《文献通考》〈选举三〉所载太宗淳化三年为例,诸道发解到京的举人凡17000多名,而录取进士、诸科共1127名,录取比例仅为1/15。这一数字说明当时读书应举之风尚。

  与科举取士相应,中央和地方大力扩办官学,民办书院、私塾也大为兴盛,“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质彬彬矣”。教育规模的扩大为平民百姓增加了入学读书的机会。而当时印刷出版技术的长足进步又为读书人提供了书籍的便利。这些都激发了读书的狂热。太祖朝首任宰相范质作《戒子孙》诗,第一条讲孝悌,第二条劝读书:“学而优则仕。不患人不知,唯患学不至”。柳永《劝学文》曰:“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李之彦《东谷所见》:“劝学文曰:‘书中自有黄金屋’”。

  在宋学形成之初起过重要作用的“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都是嗜书如狂的人。胡瑗“家贫无以自给,往泰山与孙明复、石守道同学,攻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坐十年不归。得家书,见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涧中,不复展,恐扰其心也”。孙复“笃学不舍昼夜”。石介“学笃而志大”。“三先生”是当时影响很大的教育家,欧阳修《胡先生墓表》云“自景祐、明道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暨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三人”。

  曾经举荐过“三先生”的范仲淹,更是一位苦读之士。欧阳修《范公神道碑》记其少年读书事曰:“入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其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经之旨”。《宋史》本传载:“去之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依戚同文学,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促淹不苦也”。又据《范文正公年谱》26岁下:他在应天府读书时,有一天真宗“驾次南京(即商丘)”。人们都出去观看,惟独他不去,读书不辍。有人问他,他说:“异日见之未晚”。有位同学是留守官之子,奉父命给他带来好饭菜,他不吃,他认为“食粥安之已久,今遽享盛馔,后日岂能啖此粥乎”。这是有意识地按孟子所说的“大任斯人”的方式磨砺自己。

  历览两宋文化精英的事迹,不论文学大师、理学诸子还是名臣贤相,其笃志进取、嗜书如狂的事迹实难尽数。这使他们成为中国历史上文化修养最为渊博、深厚、全面的一代文人。近代学人所言宋代文学、史学、哲学、科技之发达,宋代文化之登峰造极,宋代历史之诸多成就,其实都离不开这种狂热进取的精神和笃志苦学的努力。

  二、狂热的淑世理想与狂直的进谏风尚

  宋代文人入仕后的“狂者”心态,与皇帝的鼓励直接相关。据说太祖立国三年曾刻誓碑,上书三条誓言立于太庙以密诫其子孙嗣帝位者。其一曰:“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句话包含厚待文人和保护进言者两条重大国策,体现了赵宋皇室的文化胸怀和政治远见。清王夫之云:“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韶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这种大大有别于汉、唐、明、清等朝的相对开明的政治,宋太祖实开其端。据司马光《涑水纪闻》卷1载:

  太祖常弹雀于后苑,有群臣称有急事请见。太祖见之,其所奏乃常事。上怒,诘其故,对曰:“臣以为尚急于弹雀。”上愈怒,以柱斧柄撞其口,堕两齿。其人徐俯拾齿置于怀。上骂曰:“汝怀齿,欲讼我耶?”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有史官书之”。上悦,赐金帛。

  如此鼓励直言,遂代有诤臣直士。太宗、真宗朝名臣田锡,“慕魏征、李绛之为人,以尽规献替为己任”。“好言时务”,“直言时政得失”。真宗称他“得争臣之体”,数予擢拔。及其病卒,犹“遗表劝上”。真宗“览之恻然,谓宰相李沆曰:‘田锡,直臣也。朝廷少有阙失,方在思虑,锡之章奏已至矣。若此谏官,亦不可得’。嗟叹久之,特赠工部侍郎”。

  仁宗时,受宠的张贵妃(后来晋封为温成皇后)为其表叔张尧佐请官,仁宗命为宣徽使,立即遭到大臣反对,遂止。后来仁宗“欲申前命。一日将御朝,温成送至殿门,抚背曰:‘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上曰:‘得得。’既降旨,包拯乞对,大陈其不可,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帝卒为罢之。温成遣小黄门次第探伺,知拯犯颜切直。迎拜谢过。帝举袖拭面曰:‘殿丞向前说话,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神宗时以陕西用兵失利,内批出令斩一漕官。明日,宰相蔡榷奏事……曰:‘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愿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与刺面,配远恶处。’门下待郎章谆曰:‘如此即不若杀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杀不可辱。’上声色俱厉曰:‘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谆曰:‘如此快意,不做得也好!’”。

  “高宗在徽宗服中,用白木御椅子,钱大主入觐,见之曰:‘此檀香椅子耶?’张婕妤掩口笑曰:‘禁内用胭脂皂荚多,相公已有语,更敢用檀香作椅子耶?’时赵鼎、张浚作相也”。

  以上事例说明朝臣与皇帝议政时勇于直谏的情形和对皇室的监督。宋代皇帝允许中书、枢密、尚书三省长官对圣旨提出非议。中书省官员在起草皇帝命令时的首要责任就是权衡诏命当否,若“事有失当及除授非其人,则论奏封还词”,也就是退回诏命,请重新考虑。这在君权时代并不常见。苏轼熙宁二年(1069)《上神宗皇帝书》云:

  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长官,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

  皇帝右文纳言,必然激发士人狂热的淑世情怀和直言勇谏的人文正气。范仲淹是振起此风的代表人物。这位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中进士后初任职事就表现出不顾个人得失的狂直精神。他作《灵鸟赋》礼赞灵鸟“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可谓夫子自道。天圣七年(1029),他41岁,任秘阁校理。当时仁宗已成年,而章献太后仍垂帘听政,且最忌“还政”的话题。百官皆知利害而不言,独他以“小臣之狂”而“昧死力言”,两次上疏直言还政,因遭贬黜。

  宋人因直谏而得罪皇帝或权臣,虽被贬谪,却无死罪,因此还能获得刚正不阿、忠直敢谏的美誉,一有机会就可能重获升迁。宋代许多名臣都有这种经历。范仲淹被贬四年后,章献太后去世,仁宗亲政,范即被召回除右司谏。后来仁宗欲废郭皇后,不许大臣劝谏。范却率台谏十臣伏阙叩门大呼不可,于是立即被贬。此事“骇动中外”。富弼上疏说“仲淹所谏大惬亿万人之心”,批评仁宗“逐忠臣”。两年后(景祐二年),仁宗再次起用范。吕夷简畏其直言,命他知开封府,欲以繁务困之,使他无暇他顾。他还是奋不顾身地干预朝政。宦官闫文应恃宠弄权,他“闻知而不食,将入辨,谓若不胜,必不与之俱生。即以家事属长子。明日尽条其罪恶闻于上。上始知,遽命窜文应岭南”。景祐三年,他向仁宗上“百官图”,抨击宰相吕夷简用人惟私。吕反斥他“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将他贬知饶州。此事激起朝臣义愤,纷纷上疏为范鸣不平,甚至请求从坐。欧阳修写信指责高若讷身为谏官而不敢为正义申辩,“是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这次与范一同被贬的有余靖、尹洙、欧阳修。西京留守推官蔡襄为此写了《四贤一不肖》诗,称范、余、尹、欧为“四贤”,高为“一不肖”。此诗引起都人争相传抄,“鬻书者市之,颇获厚利”。范出京时,天章阁待制李纮、集贤校理王质不顾风险为他饯行。有大臣批评王质:“君长者,何自陷朋党?”王曰:“范公天下贤者,顾质何敢望之?若得为其党人,公之赐质厚矣”。可见当时朝野人心对狂直之士的推重。像这些敢于坚持正义的狂直之士虽然动辄被贬,但却能赢得人心和美誉。尤其在宋代的政治环境中,往往还能很快得到重用。皇帝也乐于启用这类“直臣”、“谏臣”。这就是苏轼所说“纵有薄责,旋即超升”之意。范仲淹外任仅一年半,就有大臣上疏请皇帝“深自咎责,详延忠直敢言之士”。不久,被“天下指为狂士”的范仲淹就被重用为参知政事,入朝执政。虽然他领导的新政不到一年就失败了,他从此离开朝廷,辗转地方任职,但他忧国忧民的淑世情怀和“有犯无隐”、狂直敢谏的作风,对两宋士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宋史》本传说他“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宋史·忠义传序》云:“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源自孔、孟、屈原的“狂者进取”精神与宋代君主右文尚言的开明政治相互激励,在宋代孕育出了一批批富于淑世理想、勇于直言进谏的“狂者”群体。上举范仲淹发动十位台谏官叩门伏阙进谏,就是群体行为。紧步其后的欧阳修知谏院时期,又形成了以欧阳为中心的狂谏群体。

  史称欧阳修“为人质直宏廓,见义敢为。机阱在前,直行不顾。每放逐困蹇辄数年。及复振起,终不改其操”。韩琦为他作《祭文》称:“公之谏诤,务倾大忠。在庆历初,职司帝聪,颜有必犯,阙无不缝。”又韩作《墓志铭》言其早年知谏院时,“自任言责,无所顾忌,横身正路,风节凛”。晚年居相府,“毅然守正,不为富贵易节。凡大谋议大利害与同官论辩,或在上前,必区判是否,未尝少有回屈……台谏官论事有不中理者,往往正色折之”。欧阳修历仕41年,数因言事被贬。在景祐三年(1036)的“四贤一不肖”事件中,他是明知后果而为之的。那时他29岁,只是小小的馆阁校勘,人微位卑,本与范、吕之争无涉,却情愿自投罗网。庆历五年(1045)三月,他已再为贬官外任,仍冒死上《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为因“新政”被贬的范仲淹等人辨护,批评皇帝远贤臣,用奸邪,并自明心志曰:“士不忘身不为忠,言不逆耳不为谏。故臣不避群邪切齿之祸,敢干一人难犯之颜,惟赖圣明,幸加省察”。

  苏轼说:“宋兴七十余年……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自欧阳子”之说有所不确,但欧阳修开风振气的作用亦不可低估。

  南宋朝廷软弱,却亦不乏忠义狂直之臣。国难当前,士大夫进取之心尽倾于抗敌复国之理想,以忠义之心而狂直忠谏者,前赴后继。如战乱中砥柱中流的李纲、宗泽、赵鼎,皆有狂直之名。

  孝宗朝名臣张栻,“为人表里洞然,勇于从义,无毫发滞吝。每进对,必自盟于心:不可以人主意悦辄有所随顺。孝宗尝言伏节死主之臣难得,栻对:‘当于犯言敢谏中求之。若平时不能犯颜敢谏,他日何望其伏节死义?’……前后奏对忤上旨虽多,而上每念之未尝加怒”。名儒周必大,官至将相,立朝刚直敢言。孝宗曾对他说:“意卿止能文,不谓刚正如此”。“卿不迎合,无附丽,朕所倚重”。光宗朝中书舍人楼钥“持论坚正”,“缴奏无所回避。禁中或私请,上曰:‘楼舍人朕亦惮之,不如且已’”。

  南宋最有名的“狂人”可推胡铨、陈亮。胡铨是高宗朝进士。绍兴八年(1138)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在枢密院编修官任上,因宰相秦桧与金议和,遂愤然上疏千言,痛斥主和人物秦桧、孙近、王伦,言其可斩之罪。奏疏最后曰“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断三人之头,竿之藁街。然后羁留虏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尔,宁能处小朝廷求活邪!”。秦桧立即以“狂妄凶悖”的罪名把他远谪岭南,此后又一贬再贬。凡为他申辩或表示同情者亦难幸免。二十多年后,孝宗即位,他才重新入朝为官,仍然直言好谏。

  陈亮是思想家、文学家。他恃才傲物,以平民身份执着地进言干政。25岁时应礼部试落第,次年上《中兴五论》,抨击朝廷苟安政策,力主抗金复国,批评皇帝用人不当,导致士风不振,苟且成风。九年后,他再至临安,改变名字,连上三书,情辞更加狂直激烈。《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五千余言,痛“君臣上下苟一朝之安而息心于一隅”,力陈复国之策。孝宗震动,“欲榜朝堂以励群臣,……将擢用之。”由于朝臣阻挠,他不得回音,便愤然连上二书,毫不掩饰忠愤之情,直责皇帝“笼络小儒,驱委庸人,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纵论朝政,力陈抗金复国之策,并执意要求面君。皇帝和大臣们不想采纳他的意见,但继续不理睬又不体面,就想给他个小官了之。“亮笑曰:‘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搏一官乎!’亟渡江而归。日落魄醉酒,与邑之狂士饮,醉中戏为大言,言涉犯”,险些惹祸。又十年后,46岁的陈亮第三次到临安上书,被朝臣目为“狂怪”。不屈不挠的陈亮天真地以为如果有个官职,或许可以实现抗金复国的理想。于是在51岁(1193)参加了礼部考试,被光宗擢为状元,半年后就病逝了。

  两宋史籍对狂直之臣一律予以赞美,这反映了宋代文人在赵宋王朝右文纳言的政策感召下,以狂直为美的普遍心态。

  三、文化自信和疑古、立言的狂傲

  在中国学术史上,汉、宋、清三代最有成就。在思想史上,先秦、魏晋、两宋是最辉煌的时代。陈寅恪认为“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邓广铭也说宋代最高统治者“对于儒释道三家无所轻重于其间,对于思想、学术、文学、艺术领域的各个流派,也一概采取宽松态度”。宋代文人享受并利用这种自由和宽松,他们博览群书,通经达古而不盲从,蓄多积厚而不拘泥,敢于怀疑经典,标新立异,在思想和学术方面也表现出一种进取和创新精神,并且卓有建树。

  柳开(948──1001)是宋初最早反对骈文,倡导古文的人。然而他的用意主要不在文学,而在于振兴儒家道统。这位性情上的狂人在学术思想上也是狂者。他说“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他以此“道”自任,自号“东郊野”、“补亡先生”,是韩愈以下三百年来“当仁不让”的第一人;著述可比司马迁、班固“二家之良者”。后来索性认为孟、荀、扬、韩只不过是“圣人之徒”,倒不如干脆“取六经为式”,直接以先师为法,从而“正百家之失,廓尧舜之正途,张周孔之至、管晏之俦、霸者之佐”。沈括《梦溪笔谈》卷9载:“柳开好大言凌物。应举时以文章投主司帘下,凡千轴,载以独轮车……欲以此骇众取名”。这位狂者虽然在思想上建树不多,但他充满自信的传道精神却颇可说明宋代学人的狂傲气概。

  宋学有疑传派、疑经派。范仲淹是疑传派的发轫者。他在天圣五年执掌南京应天府学并兼管应天书院时“四方从学者辐辏”。他在讲解六经时,“病注说之乱六经”,著《易义》、《易兼三材赋》等若干文章探讨《易》学,表现出不盲从古人的自立精神。这是宋人疑传的开始。他的门人孙复师承其学,也“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成为宋学疑传派的首席代表。受范氏学术思想影响的人不止孙复。据《宋元学案》卷3《高平学案》所列,范氏周围有一个几乎囊括当时名儒的学术群:富弼、张方平、张载、石介、李觏、刘牧、吕希哲及范氏纯仁、纯祐、纯礼、纯粹四兄弟是高平门人;胡瑗、孙复、周敦颐是高平讲友;韩琦、欧阳修是高平同调。这是宋代思想文化自立进程中的第一个学术群体。

  欧阳修是疑经派的开风气者。他认为“正经首唐虞,伪说起秦汉”。“自秦汉以来,诸儒所述,荒虚怪诞,无所不有”。他对《诗经》的毛传郑笺曾有怀疑:“先儒注疏有所不通,务在勇断不惑。……为《诗本义》,所更正百余篇”。清代学者对此感到惊讶:“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欧”。

  欧阳修因疑传进而疑经,认为自秦焚书,“六经于是中绝。汉兴盖久而后出,其散乱磨灭,既失其传。然后诸儒因得措其异说于其间。如《河图》、《洛书》,怪妄之尤甚者……伪说之乱经也”。他作《易童子问》,断定《易经》中有后人伪作。

  清人对欧阳修疑经决不赞成,陈澧《跋欧阳文忠公集》即批评欧阳修之多疑:“如欧阳子之说,六经真可焚矣”。

  宋代经学疑古之风在欧阳修这里全面形成了。其后如王安石、苏轼、程颐等人疑《尚书》,至南宋朱熹乃断《古文尚书》为伪书。南宋永嘉学派叶适作《习学记言》,对传世的先秦典籍提出了许多疑问。疑古之风波及科场,有“举人举经史疑义可以出策论题目凡数千条,谓之《经史质疑》”。可见两宋疑古思潮之浩大。

  宋人治经学多从《易》始,盖因《易》本筮书,其意晦涩不定,具有广泛的可解释性,这很适合宋人喜欢自由发挥的作风。现存宋人《易》学著述60人69种。《四库全书》所收历代《易》类著作158种,附录8种,其中宋人56种。此数字略可说明宋人治《易》的热情。宋人治《易》不重前人传注。不论象数派、义理派,都从《易》中发掘可为己用的思想资料,用以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或者通过解《易》来发挥自己的思想。周敦颐、邵雍是象数派的代表,他们开创了以图表解《易》的门径,从而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表达自己对宇宙、人生的思考和心得。这是颇有胆识、信心和勇气的创举。义理派的代表人物程颐则专讲义理而不讲象数。他所谓理,包括精神本体、事物规律、道德标准等含义。他也是通过解《易》来阐述自己的哲学体系。这当然也是一种创造性的思想活动。又如司马光之《易说》“大都不袭先儒旧说”,也是阐释义理以切实用的。苏轼《东坡易传》“推阐理势,言简意明,往往足以达难显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盖大体近于王弼,而弼之说唯畅玄风,轼之说多切人事”。

  从宋人治《易》约略可见其在思想、学术上狂傲自信、勇于创新的进取精神。这种精神被张载表述为“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精神促成了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前半学术思想的两度繁荣。北宋自范、胡、孙、欧、李兴疑古思潮,又有王安石新学风行一时,濂(周敦颐)、洛(邵雍、二程)、关(张载)、蜀(三苏)诸派烽起而程氏理学蔚成大观。南宋前期半个世纪左右文化再度繁荣,学术上有闽学学派(朱熹)、湖湘学派(张轼)、金华学派(吕祖谦)、象山学派(陆九渊)、永嘉学派(叶适)、永康学派(陈亮)等,或对立,或互补,各有建树。

  与此相关,希圣希贤也是宋代思想家普遍的志向。王安石《忆昨诗示诸外弟》云:“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坐欲持此博轩冕,肯言孔孟犹寒饥……欲与稷契遐相希”,这是他少年心志。嘉祐元年,已经步入中年的王安石初次拜会欧阳修时,欧《赠王介甫》诗“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之语。他在《奉酬永叔见赠》诗中说“他日若能窥孟子,此身何敢望韩公”。曾有人据此讥讽他狂妄,认为他不以韩愈为然,一心比孟。这或许不无道理。他平生志趣的确主要不在文学,而首先是淑世和立言。他颁行“三经新义”倡导新学,“以所观乎今,考所学乎古,所谓见而知之者”。晚年作《字说》,以意解字。这些都被当时和后世许多人视为狂妄。张载的弟弟张戬有一次当面说他:“戬之狂直宜为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相传王安石有“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信”之语,虽出处不明,但与他生平思想之狂傲自负基本一致。苏轼奉诏所撰《王安石赠太傅制》,曾“网罗六艺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斯新人”之语评论其治学精神。

  宋代理学家中许多人都怀有立言传世,成圣成贤的理想。在他们心目中,孔、孟之后已无圣人。“孔、孟之后,其心不传”。他们要“为去圣继绝学”,就是要把孔孟之后断绝了的圣贤之学说、事业接续下去,成就一番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孔比肩的思想。周敦儒明确提出圣人可学而至的观点。二程十四、五岁便学做圣人。程颐为程颢作墓序曰:“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其实这也是程颐的自信和自负。张载也有“学必如圣人而后已”的心志。朱熹认为自己就是圣人,他曾以身示教曰:“不用某许多功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圣贤许多功夫,亦看圣贤的不出”。朱熹一生以圣人自期,他说:“自尧舜以下若不生个孔子,后人去何处讨分晓?……孔子后若无个孟子,也未有分晓。孟子后数千年乃始得程先生兄弟发明此理”。那么程子之后呢?“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是予盖将有意焉”。他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不论在不在朝堂都要“谋其政”,一生上书进言十几次,不怕惹怒皇帝,执着地布道。但对官职又常“有所不为”。他很赞成人要有点狂狷之气:“人有些狂狷方可望圣人。思狂狷尚可为,若乡愿则无说矣。今之人才说这人不识时之类,便有些好处;才说这人圆熟识体之类,便无可观矣”。陆九渊的学说曾被当代某位学者称为“虚诞的自我夸大狂的哲学”。这固然是“唯心”──“唯物”两极对立时代的说法,不过陆学中确有狂傲之气。陆九渊认为圣人与平常人之心是一样的:“某之心,吾友之心,上下千百载圣贤之心……亦只如此”。基于此,他提出了惊世骇俗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六经皆我注脚”、之论。在两宋学术思想史上“六经注我”正是一种颇为普遍的精神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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