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张居正的改革
和同是改革家的王安石、商鞅相比，张居正已经算很幸运的了。虽然他死后有“鞭尸”之厄运，但是他的政策在他在世时候还是严格执行，成绩斐然，念着他好处的人还是不少。而商鞅改革秦政，却死于秦王车裂，王安石几起几落，壮志未酬，郁郁而终。
是不是中国的改革家都注定了身败名裂的命运呢？或许是中国守旧习俗使然吧。
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很多是被清朝继承下来了，也许张居正的改革只有在清朝能够得到最好的推行？
张居正绝对不是一个完人，为了推行他的改革政策，他对于自己的政敌严厉打击，不放过一个机会，更有诬陷迫害之事，然而这或许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必须具备的素质――残忍，他如果落在下风，他的政敌也会同样对待他和他的支持者。
我无意于诅咒政治斗争的残酷，相反，我支持张居正改革的雷厉风行，道理很简单，张居正的政敌们从来就没有提出或进行过改善国家财政的措施，他们对于明朝的贡献在历史上没有一点痕迹，他们反对张居正的原因只是因为权力斗争，而张居正当权的十年，却始终在进行着使明朝经济好转的改革。
隆庆五年，全国年财政的总收入只有250万两，而支出达到400多万两，明朝的财政出现了严重的赤字。
政府收入每况愈下，而皇室的开支却有增无减。隆庆皇帝的宫廷耗费比国初增长数十倍，再加上官员的贪污、浪费以及耗资巨大的军费开销，明朝的经济已经面临崩溃的地步。
隆庆六年，改变明朝历史的变故发生了，这一年隆庆皇帝病故，遗诏命高拱、张居正、高仪共同辅佐十岁的小皇帝朱翊钧，即后来的神宗万历皇帝。张居正联合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挤走高拱，加上当年高仪的病逝，使得张居正升为首辅。
张居正是年幼万历皇帝的老师，又是唯一的顾命大臣，这样张居正就掌握了明帝国的大权，也为他的改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张居正有句名言：“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未免有刚过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倾而安国!”
这“刚过”两个字，正是张居正改革的真实写照，一方面张居正雷厉风行推行新政，另一方面，张居正也党同伐异，采取了高压政策对付自己的政敌。
张居正的改革主要体现在财政上的成绩。
明朝的赋税制度是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按人头派差役。随着土地的兼并，万历前夕法定的征粮地比明初已减少一半，人口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大量的瞒田逃税和税役不均使得明朝政府的财政收入大为减少。
张居正的改革从万历五年开始，重新丈量全国田地，通过详审细核，三年时间里共查出漏税土地八十余万顷，这部分土地都是属于皇亲国戚或者豪强地主的，通过对这部分土地的征税，既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也扭转了明朝政府的财政危机。
张居正继而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就是将赋役中的各项名目，如杂泛、均徭、力差、银差等各种税收合并为一种，将力差归入田赋，一律按田亩核算，就这样减化了手续，提高了效率，还通过统一征收减少了贪污腐败。
张居正改革还涉及到了兴修水利，采取漕运与民生兼顾的方针，筑堤束水，以水攻沙，利用奔腾的河水，冲沙入海，自此多年没有大患。
黄河两岸“十年弃地转为耕桑，河上万艘捷于运输。”从而保障了生产，稳定了政府的财源。
张居正十年改革，收效甚大，嘉靖末年国家粮仓不足一年之储，改革前财政空虚，入不敷出，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改革后国家储粮可支十年，国库积银四百万两。
《明通鉴》赞誉：“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备。”
可是，在张居正死后，一切又发生了变化，反对派和守旧派，加上道德派联合在改革中受到打击的豪强，将这一切颠覆了过来，他们还得到了万历皇帝的支持。
张居正可谓是身后一败涂地。他本人连同改革一起都被明朝政府抛弃，张居正满门查抄，凡张党者，一律削职。
虽然张居正改革以失败告终，但是他的改革延缓了明朝的衰亡，万历年间明朝政府打了好几场大战，如万历三大征，如萨尔浒战役，耗资巨大，但是因为张居正改革十年的积累，使得万历有亡国之祸，而无亡国之实。
不过数场大战也将张居正改革的积累下来的底子给消耗殆尽，
张居正死后改革没有能继续进行下去，到万历末年，明朝的经济再次面临崩溃的危机，世间已无张居正后，明朝再也没有出现过真正的改革家，倒是大太监出了一个魏忠贤，明朝灭亡也已不可挽回之势迅速倾倒。
张居正改革失败，也是意料之中，明朝之毒癌本来就是深入骨髓，早已腐蚀肌体，纵是神仙也难挽救。加上张居正独断专行推行新政，犯了皇帝的大忌，也得罪了不少人，一旦病逝，墙倒众人推，乃有此劫，新政随风而去，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一场足以拯救明朝的改革就这样被明朝政府自己给断送，历史最终给予了张居正公正的评价，而明朝也以灭亡告终而结束了自己的愚昧和愚蠢，留给我们的，只是无尽的嗟叹。
5.2.袁崇焕的悲剧
袁崇焕初到辽东的时候，局面很艰巨，明朝在军事上已经是几番惨败，一代名将熊廷弼也被无端逮捕，士气低落。而朝廷中，皇帝是那位迷恋于木匠活的有名昏君、朝廷中是大权在握横行天下的阉党之首魏忠贤和他的党羽们，而袁崇焕的上司正是魏忠贤挤走熊廷弼取而代之的亲信太监。
当时辽东明军的情况是饥饿羸弱的兵卒和马匹，将官不全，兵器残缺，领不到粮饷，不时发生士兵哗变和逃亡事件，文人出身的袁崇焕初到辽东，想必热血澎湃的凌云壮志早已变得心灰意冷了吧，然而，这个袁蛮子并不是轻易就放弃努力的人。
当时明军一切守御设施，都集中在山海关。山海关号称“天下第一关”，是防守京师的第一大要塞，然而它没有外围阵地，清兵若是来攻，立刻就能冲到关门之前。
袁崇焕经过仔细勘查，提出了将防线向北移的策略。他的提议上司既不支持，也没反对，朝廷中阉党东林党内斗得不亦乐乎，谁也没工夫插手这些事情，袁崇焕也就得以按自己的想法去办这件事情。
袁崇焕到达离山海关外二百余里宁远，当即筑城，在袁崇焕的亲自监督下，这座城“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四尺，……遂为关外重镇”。袁崇焕的这一招，一下子就把明军的防御战线拉长了二百余里，而这座城墙把清兵挡在山海关外达二十一年之久。
仿佛是为了造就袁崇焕，在宁远城筑好之后，努尔哈赤率领清军来袭，袁崇焕指挥明军一连打退了努尔哈赤的两次进攻，从来攻无不克的努尔哈赤首次尝到了败绩，不得不怀忿恨的撤离宁远。
努尔哈赤在这次交战中受伤，七个月后病死，后人多把此事和宁远的失败联系起来，虽然有些牵强，不过却不能忽视宁远战败对努尔哈赤的打击。
宁远大捷捷报传到京师，满朝震动，欣喜欲狂。兵部尚书王永光说：“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
天启皇帝朱由校也说：“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
袁崇焕一战成名，从此晋身中国名将之列，在这段时期内，他甚至得到了魏忠贤的支持。
然而宁远大捷不过是血战险胜。
这次的胜利只是属于防守性质的，什么时候开战、什么时候撤走，都取决于清兵，清兵有充分的机动性和灵活性，他们不利的时候就撤退，有利的时候就进攻，明军胜利并没有给清兵造成致命的打击。那时候的明军野战能力极差，防守依靠火炮的威力，勉强为之，追击是谈不上的。宁远大捷，也可以算作是清兵的战略撤退。
袁崇焕上了一道奏章，提出守辽的基本战略。其中主张：一、用辽人守辽土；二、屯田，以辽土养军队；三、以守为主，等待机会再出击。他提出了战术的基本原则：“兵不利野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这样的政策显然是正确的。
在努尔哈赤死后，因为内部人心动荡，即位的皇太极的权位还没巩固，加上出现了经济困难，又遇上辽东发生饥荒。于是皇太极极力倾向于同明朝改善关系。
1627年，女真的使者来到宁远，致书袁崇焕，书中列述了“七大恨”，详细申明了女真在明朝统治下所受之冤屈，随后表示愿意重修两国之好，并要求互赠礼品。而袁崇焕却写了一封态度强硬的复书，这封复书语气凌人，甚至含有警告之意。它主要就“七大恨”问题进行辩解，而且还指出，女真必须将开战以来所占领的全部城池和战俘退还明朝，和平才能实现。
袁崇焕是主战派的代表人物，他对女真有清醒地认识，并不认为可以实现真正的和平，其拒绝皇太极的求和的做法可以理解。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和平有助于明朝的国力恢复，辽饷在明朝政府财政开支中占有很大的份额，如果达成和平协议，短期内减少辽饷的开支，对明朝政府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
袁崇焕也应该很清楚，要女真退还全部城池和战俘是过于苛刻而不可能被接受的条件，而辽东明军虽然依靠火炮取得防御性胜利，但是要做到主动出击，通过野战来击溃清兵根本不可能，只要清兵不进攻，其实就相当于和平的状态。
既然和平能够有利于明朝政府，又是既定的事实，为什么袁崇焕不予接受呢？
道理也很简单，明朝政府从来就看不起女真，一直把他们当成蛮夷对待，以皇太极的身份，在明朝而言也只配和袁崇焕打交道，袁崇焕显然也继承了这些偏见，瞧不起女真，加上明朝大臣都是持“言和者杀”的态度，对于议和不感兴趣，此次议和因此而不了了之，明朝政府也没有因为这次机会来让自己缓口气。
了解到明朝政府的立场，皇太极就开始考虑别的出路，他定下了正确的战略：侵略朝鲜。朝鲜物产丰富而兵力薄弱，明清交战时，朝鲜出兵助明，又供给明军粮食，牵制了女真的后方。皇太极进攻朝鲜，可以解决经济上、战略上的双重难题，同时凭借军事胜利树立自己的威望，进而巩固自身权位。
不久清兵进攻朝鲜，明军营救不及，朝鲜投降，签订了对女真十分有利的和约。
明朝政府始终无所作为，在这段难得的和平时期内，辽东的明军既没有练兵，也没有筑城，甚至连袁崇焕也在魏忠贤的压力下被迫辞职。明朝政府的无能再次使得明方处于战略被动的地位。
崇祯即位，诛杀魏忠贤后，袁崇焕才得以重回宁远担当大任，这个时候，皇太极早已在女真内部树立起了自己的威信，并且通过军事打击取得了蒙古和朝鲜的支持，踌躇满志的自称皇帝，对明方处于战略性进攻的状态。
袁崇焕在这样不利的情况下，主动向皇太极提出了议和，皇太极也有诚意的答应了袁崇焕提出废除帝号的要求，恢复称“汗”。皇太极对求和很感兴趣，他不但自己写信给明朝边界官员，又曾经托朝鲜居间斡旋，劝蒙古王公上书明朝政府。
《天聪实录稿》记载，皇太极曾经致信崇祯皇帝说道：“后金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边官作践太甚，小国恼恨，又不得上达……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详陈也。小国下情，皇上若欲垂听，差一好人来，俾小国尽为申奏。若谓业已讲和，何必又提恼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国之人，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谨奏。”皇太极用辞十分谦卑，也表现出了相当的诚意，可是我们的崇祯皇帝和明朝大臣们很有骨气，明明知道打不过清兵，可就是不肯议和，对皇太极的倡议傲慢无理，慷慨激昂的要收复河山，袁崇焕的提议得不到明朝政府得支持，第二次的议和又作罢。
因为袁崇焕的盛名，皇太极率清兵十余万，避开袁崇焕重兵防守的山海关，由蒙古兵作先导，绕道西路进攻。
清军越三河，略顺义，至通州，渡河，进军牧马厂，直逼北京城。袁崇焕闻讯大惊，连忙带领手下的精锐部队，经过两日两夜急行军三百余里，终于赶到了北京广渠门外。
两军在广渠门外一番混战，恶斗了八小时，清兵终于不支败退。
当时因为急于救援，袁崇焕调来的辽东精锐数量不多，他注意到各地勤王的部队陆续赴京，所以打算集结更大规模兵力，对清兵进行围歼，于是他没有将所有援兵都调来守北京城，反而还调开了部分兵力，打算骚扰清兵，断绝清兵的后路，形成战略性包围。
就在这个时候，因为清兵溃败之后，心中不忿，在北京郊外大举烧杀出气。
不少北京城的居民财产受到了破坏，这些民众看到袁崇焕没有积极和清兵交战，加上自己的损失，竟然说袁崇焕的不肯出战是别有用心。
那些对袁崇焕“议和”早就不满的朝廷大臣们开始恶毒攻击袁崇焕，居然说清兵是袁崇焕引来的，其目的在“胁和”，使皇帝不得不接受他一向所主张的和议。
北京城朝野惊人一致的指责，流言蜚语，加上崇祯皇帝看到袁崇焕迟迟不肯决战清兵，于是心存猜忌，而皇太极恰到好处又使出一个“离间计”来，我们的崇祯皇帝在这个关键时候把袁崇焕下狱了。
得到袁崇焕下狱的消息，皇太极喜出望外，立刻调遣部队回军，在芦沟桥击破明副总兵申甫的车营，再次迫近北京永定门。崇祯皇帝一再催促满桂（袁崇焕手下大将）出战，迫不得已的满桂只好出兵，结果全军覆没。
祖大寿是袁崇焕手下另一员大将，他本来是率军营救京城的后继部队，得知袁崇焕下狱的消息，心中不忿，当即就掉头冲出山海关北去，被吓坏了的崇祯皇帝让袁崇焕劝祖大寿回来，袁崇焕在狱中写了一封书信给祖大寿，祖大寿收到了袁督师的书信，改变了主意，打算靠打胜战立功救出袁崇焕。
于是回军和清兵接战，并且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皇太极顾忌到后路被切断，于是退回了辽东。
北京之围终于被化解。
袁崇焕立了大功，是不是能就能逃脱厄运了呢？
事情远没有想象得那么简单，试问，辽东大军连皇帝的命令尚且不听，而袁崇焕的一纸修书竟然就能够调动，不正是犯了崇祯的大忌？崇祯本来就是一个刚愎自用、冲动多疑的皇帝，这次央求袁崇焕在狱中劝祖大寿，更让他觉得自己受了袁崇焕的威胁，如今危机一过，新仇旧怨一起算，袁崇焕难逃此劫。
不久，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在押送处死中途中，就被民众“咬穿肚腹，直达内脏”。
袁崇焕无罪被杀，对于明朝整个军队士气打击非常沉重，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明朝才有整个部队向大清投降的事。
另外，当时各地来北京勤王的部队很多，而袁崇焕下狱，各路兵马缺乏统一调度，军心大乱，再加上明朝政府习惯了的欠饷，山西和陕西的两路援军竟然都溃散回乡。
这伙溃散的明军后来成为了流民组成的“流寇”骨干。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溃兵正式加入流寇，使得平日只会抢粮、不会打仗的饥民有了军事上的领导，“流寇”也因此成为明朝最大的威胁，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袁崇焕的死对明朝来说影响深远，他的悲惨命运更是令后人叹息。他生而不幸在了明朝末年，上天对他不薄，宁远大捷成就盛名，上天却也对他太苛，因莫须有而深受凌迟酷刑结束了一生。
他面对着狂怒的皇帝，衣冠楚楚口口声声仁义道德却诬陷他的群臣，以及那些对他痛恨彻骨的百姓，究竟想起了什么呢？
那个悲剧时代太多太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凌迟看起来也不算很不可理解。
袁崇焕的悲剧命运或许早就已经注定了，他的凌迟和吴三桂的投降招致万世骂名，和洪承畴的入“贰臣传”，和史可法的与扬州同归于尽，和之前张居正死后的“鞭尸”以及满门查抄，和李定国的壮志难酬、吐血身亡，甚至和崇祯的煤山的自杀，从本质上讲没有区别。
明朝末年的特殊形势把这些人推到了历史舞台之上，他们殚精竭力使出浑身解数，最终不堪精疲力尽的倒下，无论是政治家、军事家，还是坚贞不屈的忠臣，他们都无力改变明朝衰亡的命运，只是徒然的陪上自己的性命，袁崇焕也没有例外的逃脱悲剧的命运，也许凌迟对他来说不是最坏的结果吧。
对袁崇焕来说，一切悲剧都在北京城解围后结束了，然而，对于明朝来说，这还远远不是悲剧的高潮。
5.3.吴三桂的投诚
吴三桂的投诚改变了历史，然而这位改变历史的人物思考和举动都是下意识做出来的吧，如果他能够预知未来，了解到历史对他的评价，他还会不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呢？
吴三桂驻守山海关的时候，局面之艰难、承受的压力只有比袁崇焕更大。
女真征服了蒙古和朝鲜，已经没有后患和牵制，并且可以不经山海关进攻北京城。洪承畴的失败投降，松山、锦州的占领，清军战略位置极佳，实力更是空前强大，甚至他们都有了火炮等装备。
山海关这儿，袁崇焕被杀的影响深远，辽东明军军心早已涣散，士兵逃亡哗变，由于明朝政府财政的恶化，军饷问题达到历史最严重的地步。
此刻山海关已经没有了防御缓冲地带，整个的战略防守形态根本就不具备，只是依靠山海关勉强支撑。
而明朝局势已糜烂不可收拾，李自成大军更是直逼北京城。崇祯皇帝几经考虑，终于下命令，要吴三桂放弃山海关，全力救北京城。
此时，大明朝已经处于崩溃边缘，李自成的军队连战连捷，士气正旺。吴三桂的五万关宁铁骑能挡得住李自成的百万大顺军吗？吴三桂应该与大明朝共存亡，并且就算是送死，也该兴冲冲地赶着去吗？
在吴三桂奔向北京城的途中，李自成出乎意料地快速攻下了北京城，崇祯自杀，国都易主。
这个时候，吴三桂必须做一个决定。
当时他可以有三个选择。
一、忠于明朝，领兵杀回北京，夺回明朝皇帝后裔，退回山海关，依险而守，等待援兵。然而关键是：吴三桂的军力太少，根本打不过李自成。清兵在关外虎视眈眈，吴三桂腹背受敌，补给不足，援兵遥遥无期，这根本就是不现实的想法。
要想活下来，必须连大顺抗清，或连清抗大顺。
二、投降大清。马上开关，与清兵合力攻打李自成，然而吴三桂背不起这个汉奸之名，明朝溃烂，吴三桂早已心知肚明，改朝换代也是可以理解的，李自成既然有招降之意，那么也没有必要效忠死敌。
三、投降李自成。说实话，要作到这点也不容易。吴三桂是大明提督，而且大明刚刚灭亡，不思报国犹自可，马上投奔“反贼”，只怕招人非议。
可是从战略眼光看，不可能选择两面作战的愚蠢做法，也不可能面对这么大的变故不做反应，既然排除了投降大清的选择，自然要倒向李自成。毕竟大家都是汉人，这样能够保证国家不受到外敌的入侵，对自己和士兵的北京家属问题也是一个交待。
吴三桂一代名将，他看到这样的局势下，投诚李自成是最好的选择。于是吴三桂把山海关交给了大顺军，带领部队到北京来见李自成。然而李自成却令吴三桂失望了。
在回京路上，吴三桂得到李自成手下冲进他的私宅、查封他的家产、抓走他的家人、甚至于抢走他的爱妾陈园园的消息。
就这个消息看，吴三桂可以理解为李自成对他的示好置若罔闻，这种不友好的态度令吴三桂无法信任李自成。
试想自己身为边防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后面的统治者却玩花样，抢走财产、打击家人、甚至把老婆也夺去，这简直就是吴三桂及其辽东军队的奇耻大辱，连吴三桂都保不住自己的家人，那些边防士兵的家属更不必说。
吴三桂当即退回山海关，并且开始联络大清多尔衮，意图借兵复国。
不久，李自成大军进攻山海关，清兵奇袭李自成，并且击溃了李自成，清兵顺理成章的进驻北京，建立了大清王朝。
这段历史，人们对于吴三桂能够起的的历史作用显然是过分夸大了，因为后人总是倾向于汉奸亡国而不论其他，然而清兵能够进入北京城无需通过山海关，袁崇焕死前那一战清兵就是绕过了山海关攻击北京城。
事实上，吴三桂的投诚是在李自成占领北京城之后，当时国都已落他人之手，崇祯皇帝上吊自杀，明朝已经灭亡，吴三桂只能在大顺和大清之间做一个选择，以他关、辽两镇兵力合计不过五万，山海关一隅之地又难以筹措粮饷，“维时内无军需，外无援旅，人心汹汹，不保朝夕”。这点兵力和财力，不要说同时对付清军和大顺军，就算是想夹缝中求生存也不能，在这个关键时候，吴三桂还是先选择了李自成。李自成的失误令得心存疑惑的吴三桂失望了，一下子国仇家恨集于一身。
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的想法并不新奇，后来的南明君臣都认同这样的做法，并且大为赞颂。
或许有人以为吴三桂是因为引清兵入关才获得高官厚禄的，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南明四镇和左良玉的部队大都未接一战就投降大清，他们的兵力都是吴三桂的数倍。
而吴三桂开关的时候，因为身受夹击，又没有后援，山海关作为国防战略第一要地的地位已经失去，此举为无可奈何不得已之策，后来吴三桂之所以被奉为平西王，那是他在大清统一战争中的功勋。
在投降清方后许多明将降而复反，他们这么做也不是因为受到民族大义感召，而是清朝政府没有在官爵和金钱上满足他们的要求，这伙家伙再次混进南明，也全然没有忠心爱国的念头，一味的争权夺利，把持朝政，相互陷害。要说无耻，这般人比吴三桂更有资格。
明亡于大顺，而清实则是取大顺而代之，吴三桂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无关紧要，如果吴三桂当时还能有第二个选择，想必他一定能够看到，然而，当时还有第二个选择吗？
以明朝之人才济济，尚且一误再误，无论名臣、名将，都不能力挽狂澜，不是被自己的主君或者敌人杀死，就是要背上汉奸之名，默默无闻者只能听天由命，这样的局面究竟是谁造成的呢？谁更应该为明朝的灭亡负主要责任呢？
5.4.李自成的速胜
在李自成是“贼”这一点的认识上，无论是明朝政府还是以后的南明，或是清朝政府都不约而同的保持了一致。
所以关于李自成的资料，是不能够依靠《明史》的，清朝的编撰者把李自成视为“贼”，既然立场不同，自然就会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同样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因为清朝的统治者和明末的遗臣对于李自成的起义都抱有成见，这就导致了在明末清初那段历史时期，无论朝野的记载都有诬蔑和造谣之嫌。
我于李自成的判断来源《南明史》，当然，对于顾城的某些观点我持保留态度，但以为一些《南明史》直接引用的原始资料不妨摘录一二。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李自成的误解有二，大都是对李自成的偏见，其一是认为李自成的义军没有得到地主乡绅的支持，其二是认定李自成进京的迅速腐败招致了其灭亡，这两点对于认识明亡于大顺，以及判断李自成兵败有很大关系，不可不提。
1643年，陕西三边总督孙传庭部主力被大顺军歼灭以后，明朝官绅眼见大势已去，政治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明朝之腐败无能，明朝之无药可救，明朝之必亡，在当时已经成了所有人的共识。那个时候，明朝官绅显然不可能选择尚在山海关外的大清，他们从来都是蔑视女真族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明亡顺兴完全可以理解成为历史上常见的改朝换代，既然明朝之颓废无可挽回，那么为了自身利益也好，顺其大流也好，投靠大顺政权，所以认同大顺政权无疑是唯一的选择。
大顺军在短短三个月时间里就占领了包括京师在内的整个黄河流域，除了在宁武和保定两地稍遇抵抗以外，到处是一派望风归附的景象。甚至在保定城里“代帝亲征”的大学士李建泰也主张投降。在大顺军占领北京时，明朝廷在京的两三千名官员自尽的只有二十人，其他“衣冠介胄，叛降如云”。这其中不乏以道德自居的东林党人。
国子监生陈方策塘报中说：“我之文武诸僚及士庶人，恬于降附者，谓贼为王者之师，且旦晚一统也。”史可法也在奏疏中痛心疾首地说：“在北诸臣死节者寥寥，在南诸臣讨贼者寥寥，此千古以来所未有之耻也！”
对于新生的大顺政权，不仅是官绅向往，连老百姓都热烈欢迎。
史料有载。
“晋民倡乱者皆传贼不杀不淫，所过不征税，于是引领西望”；京师百姓“幸灾乐祸，俱言李公子至贫人给银五两，往往如望岁焉”。明朝最后的忠臣，崇祯末年曾在朝廷任职的熊开元，真实地记载了当时的景象，“癸未（1643）、甲申（1644）间，臣待罪圜扉，闻都人望贼如望岁，不啻三百矛刺心而血欲洒而无从也”。
李自成进京后，北京的明朝官员争先恐后地前往大顺政权吏政府报名请求录用。
如少詹事项煜“大言于众曰：大丈夫名节既不全，当立盖世功名如管仲、魏征可也”。
给事中时敏声称：“天下将一统矣！”他赶往报名时吏政府大门已关闭，一时情急，敲门大呼：“吾兵科时敏也！”才得以放入。
考功司郎中刘廷谏朝见时，丞相牛金星说：“公老矣，须白了。”刘连忙分辩道：“太师用我则须自然变黑，某未老也。”勉强被录用。
首席大学士魏藻德被关押在一间小房里，还从窗户中对人说：“如愿用我，不拘如何用便罢了，锁闭作何解？”
崇祯尸骨未寒，当年以爱国之名慷慨激昂于朝廷的群臣们居然马上卖身投靠，恬不知耻的争相讨好大顺政府，试图博一官职，在李自成被大清击溃，女真人入主北京时，这伙人又一窝蜂的转向了大清政府，可见明朝吏治之坏，为官者早已麻木不仁，不知爱国为何物了。
其他方面，明朝辽东军队和官员曾奉命撤入关内勤王，由平西伯吴三桂带领于三月十三日全部进关，驻扎于昌黎、滦州、乐亭、开平一带。当得知大顺军已经占领北京，明朝廷覆亡时，就同山海关总兵高第一道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归附大顺政权。辽东巡抚黎玉田被委任为大顺政权四川节度使，奉李自成之命与明朝投降总兵马科领军西行收取四川。
至此，秦岭、淮河以北的明朝军队已全部收编，地方除辽东外均为大顺政权接管。
这便是大顺政权最辉煌的时刻，明朝之灭亡实在是其势，然也。
5.5.李自成的速败
在事实上，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之外，李自成攻入北京后，军纪是相当的严明。此结论来自于《南明史》。
大顺军在北京一共经历了四十二天。大顺政权当时占领的范围，包括了整个西北、华北、山东、河南两省、湖北、江苏的部分地区。大顺政权的主要政策包括：一、接管政权，稳定人心。二、向南方地区派兵占据要地、委派地方官稳定地方。三、调军南下，准备南征南明朝廷。四、准备即位有关事宜。五、清点府库，没收皇宫、宗室、勋戚、太监的财产，打击官僚。
就这些政策来看，李自成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也不存在急剧腐化，政策并没有任何错误。经历山海关兵败后才出现军纪问题，但总的来说，李自成的失败并不是因为腐化问题。
那么李自成失败在哪儿呢？
一、人才录用失误。
李自成文官除牛金星、顾君恩外，其他多是明朝降官。大顺政权后期缺少的是了解情况、统筹全局、能够制定战略方针的人才。投降大顺政权的明朝官员中，并不缺少有才能的人，其中有的后来被清廷选拔为六部首脑甚至大学士。可是大顺政权规定的是文官受武将节制制度，要求的是起义将领居于支配地位，对降官不能重用，这就是战略上的最大错误。
李自成过于迷信军事上的胜利，在政治上没有作为。这与他缺乏政治上的远见和不能够重视政治治理人才有关。他的军饷主要来自追赃助饷，这样能够做到不扰民而补给充足，但是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军队庞大需要大笔的开销，树敌多，没有开展农业生产，缺乏合适的政策在占领地上实行。没有得到农民的支持，看上去占领大片领土，其实并没有良好的治理，而这些政治上的政策不是武将能够了解的。一旦兵败，马上就不可收拾，号称百万大军的大顺军之所以到后期毫无抵抗力，一败涂地，也就是这个原因。
大清在入关以前就网罗了范文程、洪承畴等人，在决定战略方针时能够征求他们的意见；入关以后，对明、顺两个政权的官员一概收揽，还多次命令已经投降的汉族官员推荐人才，动员他们写信招降。对曾经对仗的敌人也以前所未有的器量容纳。
可见人才只有在能够重用他们的君王手下才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和作用。
二、军事战略失误。
李自成在西安决策大举东征，打算攻占北京，推翻明朝政府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下一步将迎战清军的问题，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然而事实却完全相反，李自成在进北京城之前好像从来就没想到过要和清军交手，更没有意识到女真将是同自己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
因为思虑不周，李自成就犯了战略性的错误，比如他在北京地区集结的军队根本就不足以抵御清军大规模的进犯。
而此刻，李自成将大批主力部队分布在西北、湖广襄阳等四府、河南等地；进占山西、畿辅、山东以后，兵力进一步分散。这种部署对于稳定大顺政权统治区的局势是有利的，但是分兵驻防的结果势必造成在京师地区缺乏足够的兵力。
李自成曾在湖广荆襄地区部署了以大将白旺为首的七万兵马，当他的大军向北京推进时，明军左良玉部乘机进攻湖广承天、德安。这时候，白旺上书请援，李自成当即决定派绵侯袁宗第带领一支相当庞大的军队由陕西奔赴湖广。直到大顺军山海关战败，袁宗第和白旺的军队仍滞留于河南与湖广。
袁宗第所统右营为大顺军攻城野战的五大主力之一，如果能够配合李自成进京的主力部队，完全有可能做到攻占山海关，甚至拦截清军，从而进一步稳定辽东局势，稳定首都的局势。至于左良玉的袭击，以白旺七万人马防守绰绰有余，就算让左良玉取得局部胜利，只要李自成主力还在，在北京坐稳了江山，回军击溃左良玉军简直易如反掌。
李自成进京，本来是不论局部，直捣黄龙，攻敌之要害，断敌之根本的上策，可是因为估计不足，忽略了女真的威胁，为了局部的利益放弃整体的利益，自己反而分散兵力战败，被女真点中死穴，从此一溃千里，毫无翻身的机会。
三、追赃助饷失误。
大顺政权坚持“三年免征”赋税政策，通过没收明内帑、宗室、勋戚、太监的家产和对明朝官员实行追赃助饷的办法，来解决财政问题。
攻克北京后，缴获属于皇帝的私财（即内帑）白银三千七百万两，黄金一百五十万两，数量相当庞大。
就战略而言，大顺军在进入北京以后，大规模地实行追赃助饷是不合时宜的。
当时仅没收的明廷内帑，就足够大顺政权两年以上的全部支出，不存在财政上的紧迫性。并且，李自成没有考虑到进入北京后客观形势的变化，政策上没有作出相应调整。
追赃助饷从根本上就不是解决国家财政的办法，只有轻徭薄赋、整顿吏治才是正确国策，可是李自成在大顺政权统治地区地区内普遍地推行追赃助饷，使各地官绅人人自危，造成树敌过多的局面。
比如济南府“有户政府从事张琚者，谓之催饷司，拷掠宦家子，俾助饷。其被掠者以万历来科目为断，计三十余家。刑具夹？外，有铁梨花、吕公绦、红绣鞋之名”。
以至于官绅地主不胜愤慨，认为“岂是兴朝之新政哉，依然流贼而已矣。”
当然，其间最大的失误就是造成了吴三桂的倒戈。
之前李自成让吴三桂之父安抚吴三桂，并且顺利交接了山海关。但是在京城里，没收吴三桂的大笔财产、将吴三桂的家人下狱、甚至刘宗敏抢走吴三桂的爱妾陈园园，使得本来对李自成心存疑虑的吴三桂失去了对李自成的信心。
这也就直接导致了吴三桂的夺回山海关、交好大清，以国破家亡的哀兵抗击大顺军。
李自成进攻山海关失败，在于低估了吴三桂的实力和当前的形势。
吴三桂的辽东兵力其时只有五万，却是整个明军中最精锐的部队，与清兵的生死搏斗中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而且据关而守，有火炮相助，再加上清兵十万铁骑的出其不意。
李自成的大顺军实力也是相当的强，兵力上更是数倍于敌人，山海关险要，可此时此刻不比吴三桂有整个大明作为后援的抗击大清，要说吴三桂是负隅顽抗也不为过。
李自成首先将山海关团团围住，还意图劝降，这样就延误了战机。攻打山海关的时候，大顺军面对的是明军中的最强悍的部队，抵抗之强是李自成绝没有见过的。
然而即使是这样，如果没有清兵出现，山海关还是可以攻下来的。
可是多尔衮抓住了这稍纵即逝的战机，在吴三桂兵力接近崩溃的时候冲了出来。突然出现这个效果是吴三桂和多尔衮刻意隐瞒造成。李自成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看到突然出现的庞大数目辫子军，知道此战必败无疑，所以选择了主动离开战场，不久他杀害吴三桂的全家泄愤，并且最终放弃北京城。
在军事指挥上，李自成的能力极高，并不存在大的失误，只是政治上的失误导致了李自成的失败。
之后李自成经不起屡战屡败的打击，又渐渐刚愎自用，重用牛金星，杀害大将李岩，自溃长城。尽管手上有几十万的军力，但是在天才将领吴三桂及其辽东精兵、多尔衮的大清铁骑，还有南明的部队合力攻击下，迅速的兵败了。
5.6.洪承畴的忠诚
洪承畴这一生争议颇多，他身为明朝忠臣，不论是打击李自成还是抗击清兵，都表现出了非凡的才干，在投降大清后，他又回过头来对付明军，一样是屡建奇功。
不可否认洪承畴是治国之良臣，也是用兵的高手，其能力远远超过明朝末年的那些人物，如史可法之辈。如果崇祯年间能够依靠洪承畴统筹大局，而不是调他南征北战，还在松锦战役中派太监监军，干涉他的行动，不断的要求他出兵决战，最终战败而降，明朝之灭亡很有可能会推迟数十年。
洪承畴的才能不为崇祯所用，难道他就应该自杀殉国吗？
其实在明末的大臣中，最后并没有效忠崇祯的实在太多，他们投诚李自成，李自成失败后又投向大清的怀抱，一样志满得意，并没有丝毫耻辱感，这些人平日高谈阔论，却于明朝没有一丝一毫建设之功，然而历史对他们并无指责，反而把矛头指向了曾经为明朝努力过的洪承畴。
洪承畴的降清在于可能因为他的畏死，可是这不足已被指责，每个人都有权利保全自己的性命，事实上，为了腐朽的明朝而牺牲，我并不以为有什么值得颂扬的地方。
洪承畴才能出众，也就注定了他不甘寂寞，他有自己的政治抱负，但明朝政府不能够提供给他施展才能的机会，反而处处约束，洪承畴为明朝已经尽了最后的努力，他的失败并非是他的决策过错，而清朝政府能够提供机会，让他领导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方面改革，这种诱惑力是具有治国才干的人无法抗拒的。
明朝忠臣的产生，正于黄宗羲所说，他们的最大冲动产生于东林党运动的道德和精神英雄主义。同时东林党运动也引发激烈的党争，党争在南明统治时期并没有停止，反而导致了福王的南京朝廷和桂王的追随者的分裂，党争对于明朝的危害是持续性的，他们的忠诚并没有对明朝政府产生过建设性的作用。
这些明朝忠臣强烈反对入清朝为官，他们蔑视“汉奸”，鄙夷这样的叛国行为，但是他们惊讶的发现，那些通过与清朝政府合作的叛臣正在进行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法律改革，并且逐渐取得了成就，国家得到了发展，老百姓得到了安定，大清的政权越来越稳固，而这些改革，在明朝根本就无法进行。
明末的思想家迷茫于这种现象，在反省明亡的同时，也做出了思考，比如顾炎武就努力想将个人为王朝效力和为保存文明所区别开来。在《日知录》“论正始风俗”中，顾炎武写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顾炎武认为，如果清朝政府能够延续中国的文明，比如儒学，比如礼仪，那么就应该得到老百姓的拥护，为了腐败无能的明朝政府尽忠的事情应该只是“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从另一方面看，为了不“亡天下”，明朝的忠臣甚至应该和清朝政府合作。
对明朝忠臣，尤其是有才干的明朝忠臣来说，他们或许因为对明朝的感情而不愿接受清朝的官职，但他们又困惑于以天下事为己任的理想。
如果放弃任官，这些忠臣所坚持的最终的善是什么呢？为了一个不可能挽回的明朝而放弃自己的理想，最终无所事事渡过一生吗？与他们相反，洪承畴这些人正在积极建设着这个国家，历经战乱痛苦不堪的中国在慢慢恢复元气，正急需大量的人才来完成重建帝国的任务，而明朝最后的忠臣们拒绝参与这一切，不是逃避自己的责任吗？
可是历史将会怎样看待降清的汉官呢？是予以根本的否定，还是会对他们做出公正的评价呢？
关于道德的思考直到今天也没有停止过。
是加入清朝政府以实现他们的抱负，进行在明朝不可能实现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使中国重新回到在明朝已经偏离的正轨上来，还是扼守道德，放弃读书人的责任和理想作明朝最后的忠臣？是像史可法那样用自己和全城人的性命来殉葬明朝，还是举城投降换取老百姓的活路？这样的考虑实在太多，也太艰难了。
洪承畴显然是忠于他的理想，他一定是经过漫长的思考才作出这样的决定，他肯定也意识到了后人，甚至是当世之人对他的指责，然而他无法放弃自己的责任投入到大清的统一战争和大清的建设之中，不管怎么说，如果明朝政府能提供同样的机会，他一定会更加乐意来完成这一切的。可是命运却捉弄了他，让他来做明朝的掘墓人，洪承畴要像史可法那样选择死其实很简单，可是活下来更不容易。
5.7.陈园园和明亡
一个女人左右了明朝这样庞大帝国的命运，因为此事直到今天还引起人们的讨论，可见美女的魅力的没法挡啊。
记起曾经一次讨论，大意是说女人的贞节是能够用价值来衡量的，一百万不能，一千万总可以，一千万不能，一个亿总可以，一个亿不能，拿你全家人的性命总可以，实在不行，就拿全国人的生命来威胁你。用一己之贞节换取全国人的生存，这种条件谁能够拒绝呢？所以说贞节并非无价，只不过是普通人买不起单而已。
吴三桂，却是能够买得起单的人。
然而讨论这种问题是可耻的，南唐的花蕊夫人诗曰：“四十万军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正是命中了要害，如果说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连皇帝、大臣、将军们都不能控制，最后厚颜无耻强调是红颜祸水亡国殃民，那实在是自私的推卸责任。
皇帝自称是天之子，上承天命，口含宪法，至尊无上，而朝廷大臣们高高在上，接受供养，平日作威作福，一个个以国之栋梁自居，如今搞得一塌糊涂，丧权辱国，弄到要灭亡的地步，这个时候埋怨说是因为一个女人的原因，那可真够不知羞耻的。如果这个国家的老百姓都弱智如斯，以为这就是事实，那么这个国家灭亡也就可以理解了。
历史上无数的证据表明，中华民族固然是一个勤劳、勇敢、善良、聪明的民族，但是于反省自身一点上做得不够，反而更多的是推卸责任，不愿意承认犯下的错误。
法国雅克·勒高夫说过，“拒不思考历史的民族、社会和个人是不幸的，同历史遗亡症引起的伤害相比，往昔的创伤微不足道。”
是啊，历史遗忘症使得中华民族一次又一次的跌倒在同样的地方，这样的悲剧和中华民族曾经遭遇过的那么多不幸相比，过去那些悲惨和牺牲显得毫无意义，我们自豪的宣称有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但是对于中华文明留给我们那些最宝贵的财富――失败的经验教训，却一点儿也没有继承。
举个例子来说，明代朱元璋对国家制度上的弊端相当了解，在宦官之害和土地兼并造成社会问题上，他都做出过明确的规定。
土地问题上，朱元璋曾经诏令，“耕者验其丁力，计亩给之。使贫者有所资，富者不得兼并。若兼并之徒多占田以为己业，而转令贫民佃种者，罪之”。并且限令公侯大官“其山场水陆田地，亦照原拨赐例为主，不许过分占为己业”。
朱元璋还曾作铁榜九条申诫公侯，严禁功臣和公侯之家倚势强占官民田产。
宦官问题上，《明史·职官志》提到，洪武十七年铸铁牌。文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置宫门中。又敕诸司，毋得与内官监文移往来。可是有什么用呢？朱元璋在世的时候这些制度执行还不错，到了朱元璋的后代，制度就慢慢发生改变，最后明朝演变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太监帝国”，也因为土地兼并使得明朝成为最大的“流民帝国”。宦官和流民，绝对是明朝灭亡最主要的两个原因。
而我们今天印象最深刻的，也是“冲冠一怒为红颜”，明朝灭亡就这样变成了一场闹剧，失败者“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中华文明之衰落，根本在于人民放弃自己的责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本来国家之振兴富强是每个国民的事情，可是我们宁愿盲从那些离开他们地球就不转的领袖，宁愿服从不合理的制度并且相信这样做是为我们的长远利益着想，然而在遭遇到亡国之祸的时候，我们又将责任推诿给别人，比如红颜祸水，比如汉奸卖国，比如敌人狡诈恶毒，总之是推卸当权者的责任，进而推卸国民的责任。
其实反省历史，绝非是要谁承当责任，而是希望能够从其中汲取教训，从根本上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而不是将责任推诿给任何一人了之。
敌人是阴险无耻也好，是懦弱无能也好，还是积极进取也好，都不是我们能左右，我们要做的应该是做好自己的事情。一个根基深厚的国家，绝不可能为任何人所卖，如果说某一个人就有能力出卖国家，那么一定是这个国家的制度出了问题，才有可能为之所趁，其错根源还是在国家本身。只有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才可能一击则溃，才有可能一卖即成。不去探求根本，反而津津乐道于莫衷一是的表象与谣言，缺乏必要的反省，就不用奢谈什么自警自省，这正是下一次亡国之祸根。
陈圆圆和明亡本无关系，然而却又关系密切，我谈陈圆圆与明亡，却又不是谈陈圆圆与明亡。一个将明亡归咎于陈圆圆的民族，是必将犯同样错误的民族，这点我以为毋庸置疑。
5.8.史可法的殉国
史可法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军事家。
政治上，史可法的“复多尔衮书”提到。
“今逆贼未服天诛，谍知卷上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火召）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
他原来是打算用“同仇之谊”来感动大清，幻想连同清兵一起消灭李自成而已。贯彻南明那一套划江而治的政策。
军事上，他督师江北近一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却一筹莫展，毫无作为。清军主力南下，他节制的将领绝大多数倒戈投降。就算是他本人闻名天下的扬州战役，其实也没有组织过任何有效的抵抗。在左良玉部东下、清军南侵的紧急情况下，史可法惊惶失措，应廷吉记载，当时一部分南明军队驻于高邮，史可法一天之内三次发出令箭，上午令邳宿屯田道应廷吉“督一应军器钱粮至浦口会剿”左良玉部叛军；中午令“诸军不必赴泗，速回扬州听调”；下午又令“盱眙告急，邳宿道可督诸军至天长接应”。应廷吉对诸将说：“阁部方寸乱矣，岂有千里之程，如许之饷，而一日三调者乎！
在镇守扬州的时候，多铎下令攻城之前，史可法即已“自觉愦愦”，把军务交幕僚处理，根本没有亲自主持抵抗，扬州“城坚濠广，四野曼延，正利步骑”，可是二十四日清军开始攻城，不到一天即告失守。这就是史可法的真相。
许多历史英雄人物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单纯，如果南明的重臣名将们真有如传说般的才能与坚贞，那么南明就根本不会灭亡。
如果我们有意识的摒弃自己的偏见或者成见来审视历史，那么我们不难发现，历史上并不存在十全十美的人物，同样，也不存在大奸大恶的人物，但是历史看上去总是那么扑朔迷离，因为后人的需要，任意的篡改和虚构，将历史变得面目全非。
对于史可法的评价使我面临困惑，一方面，史可法勤奋好学，性格坚毅，居官廉洁勤慎，在最后关头宁死不屈；另一方面，他又的确缺乏政治以及军事上的才能，他或许有些文过饰非，但不可否认他是按照自己确信的道德标准来行事。
如果说明朝末年的史可法和扬州是悲剧，我宁愿把这理解成明朝专制制度造成的悲剧，既然史可法身在其位，就只能勉为其难，他缺乏力挽狂澜的能力，可是现在的他没有退路，他只能够尽力而为，虽然事情并非尽力就能办好。
史可法在南明前期的苟安并不令人惊讶，南明政府本来就是不思进取，史可法作为明朝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兵部尚书，有所例外倒还不可理解了。
史可法表面上是重兵在握，其实当时的现状是军阀割据，史可法并没有实权，也根本无法调动这些军队。如果说把这一切的错误归咎于史可法，我以为过苛了，至少在南明朝廷，比他更应该受到指责的人还有很多。
关于史可法，后世一直存在两种评价，一种是不顾史实的进行过分渲染，极尽能事给予赞颂，另一种显然是针对赞扬评价而发，对史可法的无能进行批评和阐述，从而否认史可法。
然而无能并不是过错，不能因为能力问题而涉及到个人道德或者历史结论。
按照批评者的说法，史可法应该主动退位让贤才可称得上正确，可是在当时绝不可能的。
或许史可法知道自己在政治、军事才能上的缺乏，就算他主动退出，当时谁又能够取而代之呢？当时的南明政府中像史可法一样忠臣不屈的人根本就没有几个，史可法能够信赖谁呢？他迫不得已而担当重任，绝非为了权势或者利益，我们又何必还苛求他是政治家兼军事家呢？
在明朝，只有八股文专家才能够达到他那样的地位，真正的军事家能够这么博学多才吗？
可是明朝运气真的很好，明末抗清三个名将，熊廷弼是万历二十六年的进士。
孙承宗是万历三十二年的榜眼，袁崇焕是万历四十七年进士。
然而那又怎么样？明朝皇帝罢斥了其中一个，杀死了另外两个。
史可法就算是天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能够会有好下场呢？
史可法的尴尬其实和吴三桂、和洪承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他们怎样做都是错，那个悲剧的时代根本就没有正确给他们选择。
史可法选择了殉国，吴三桂选择了降而复反，洪承畴选择了投降并且参与建设大清帝国，明末思想家们选择了不合作，究竟谁的选择能够称得上正确呢？
或许，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我们的国家为什么会沦落到这种个人怎么选择都是错误的地步呢？
和同是改革家的王安石、商鞅相比，张居正已经算很幸运的了。虽然他死后有“鞭尸”之厄运，但是他的政策在他在世时候还是严格执行，成绩斐然，念着他好处的人还是不少。而商鞅改革秦政，却死于秦王车裂，王安石几起几落，壮志未酬，郁郁而终。
是不是中国的改革家都注定了身败名裂的命运呢？或许是中国守旧习俗使然吧。
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很多是被清朝继承下来了，也许张居正的改革只有在清朝能够得到最好的推行？
张居正绝对不是一个完人，为了推行他的改革政策，他对于自己的政敌严厉打击，不放过一个机会，更有诬陷迫害之事，然而这或许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必须具备的素质――残忍，他如果落在下风，他的政敌也会同样对待他和他的支持者。
我无意于诅咒政治斗争的残酷，相反，我支持张居正改革的雷厉风行，道理很简单，张居正的政敌们从来就没有提出或进行过改善国家财政的措施，他们对于明朝的贡献在历史上没有一点痕迹，他们反对张居正的原因只是因为权力斗争，而张居正当权的十年，却始终在进行着使明朝经济好转的改革。
隆庆五年，全国年财政的总收入只有250万两，而支出达到400多万两，明朝的财政出现了严重的赤字。
政府收入每况愈下，而皇室的开支却有增无减。隆庆皇帝的宫廷耗费比国初增长数十倍，再加上官员的贪污、浪费以及耗资巨大的军费开销，明朝的经济已经面临崩溃的地步。
隆庆六年，改变明朝历史的变故发生了，这一年隆庆皇帝病故，遗诏命高拱、张居正、高仪共同辅佐十岁的小皇帝朱翊钧，即后来的神宗万历皇帝。张居正联合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挤走高拱，加上当年高仪的病逝，使得张居正升为首辅。
张居正是年幼万历皇帝的老师，又是唯一的顾命大臣，这样张居正就掌握了明帝国的大权，也为他的改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张居正有句名言：“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未免有刚过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倾而安国!”
这“刚过”两个字，正是张居正改革的真实写照，一方面张居正雷厉风行推行新政，另一方面，张居正也党同伐异，采取了高压政策对付自己的政敌。
张居正的改革主要体现在财政上的成绩。
明朝的赋税制度是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按人头派差役。随着土地的兼并，万历前夕法定的征粮地比明初已减少一半，人口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大量的瞒田逃税和税役不均使得明朝政府的财政收入大为减少。
张居正的改革从万历五年开始，重新丈量全国田地，通过详审细核，三年时间里共查出漏税土地八十余万顷，这部分土地都是属于皇亲国戚或者豪强地主的，通过对这部分土地的征税，既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也扭转了明朝政府的财政危机。
张居正继而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就是将赋役中的各项名目，如杂泛、均徭、力差、银差等各种税收合并为一种，将力差归入田赋，一律按田亩核算，就这样减化了手续，提高了效率，还通过统一征收减少了贪污腐败。
张居正改革还涉及到了兴修水利，采取漕运与民生兼顾的方针，筑堤束水，以水攻沙，利用奔腾的河水，冲沙入海，自此多年没有大患。
黄河两岸“十年弃地转为耕桑，河上万艘捷于运输。”从而保障了生产，稳定了政府的财源。
张居正十年改革，收效甚大，嘉靖末年国家粮仓不足一年之储，改革前财政空虚，入不敷出，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改革后国家储粮可支十年，国库积银四百万两。
《明通鉴》赞誉：“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备。”
可是，在张居正死后，一切又发生了变化，反对派和守旧派，加上道德派联合在改革中受到打击的豪强，将这一切颠覆了过来，他们还得到了万历皇帝的支持。
张居正可谓是身后一败涂地。他本人连同改革一起都被明朝政府抛弃，张居正满门查抄，凡张党者，一律削职。
虽然张居正改革以失败告终，但是他的改革延缓了明朝的衰亡，万历年间明朝政府打了好几场大战，如万历三大征，如萨尔浒战役，耗资巨大，但是因为张居正改革十年的积累，使得万历有亡国之祸，而无亡国之实。
不过数场大战也将张居正改革的积累下来的底子给消耗殆尽，
张居正死后改革没有能继续进行下去，到万历末年，明朝的经济再次面临崩溃的危机，世间已无张居正后，明朝再也没有出现过真正的改革家，倒是大太监出了一个魏忠贤，明朝灭亡也已不可挽回之势迅速倾倒。
张居正改革失败，也是意料之中，明朝之毒癌本来就是深入骨髓，早已腐蚀肌体，纵是神仙也难挽救。加上张居正独断专行推行新政，犯了皇帝的大忌，也得罪了不少人，一旦病逝，墙倒众人推，乃有此劫，新政随风而去，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一场足以拯救明朝的改革就这样被明朝政府自己给断送，历史最终给予了张居正公正的评价，而明朝也以灭亡告终而结束了自己的愚昧和愚蠢，留给我们的，只是无尽的嗟叹。
5.2.袁崇焕的悲剧
袁崇焕初到辽东的时候，局面很艰巨，明朝在军事上已经是几番惨败，一代名将熊廷弼也被无端逮捕，士气低落。而朝廷中，皇帝是那位迷恋于木匠活的有名昏君、朝廷中是大权在握横行天下的阉党之首魏忠贤和他的党羽们，而袁崇焕的上司正是魏忠贤挤走熊廷弼取而代之的亲信太监。
当时辽东明军的情况是饥饿羸弱的兵卒和马匹，将官不全，兵器残缺，领不到粮饷，不时发生士兵哗变和逃亡事件，文人出身的袁崇焕初到辽东，想必热血澎湃的凌云壮志早已变得心灰意冷了吧，然而，这个袁蛮子并不是轻易就放弃努力的人。
当时明军一切守御设施，都集中在山海关。山海关号称“天下第一关”，是防守京师的第一大要塞，然而它没有外围阵地，清兵若是来攻，立刻就能冲到关门之前。
袁崇焕经过仔细勘查，提出了将防线向北移的策略。他的提议上司既不支持，也没反对，朝廷中阉党东林党内斗得不亦乐乎，谁也没工夫插手这些事情，袁崇焕也就得以按自己的想法去办这件事情。
袁崇焕到达离山海关外二百余里宁远，当即筑城，在袁崇焕的亲自监督下，这座城“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四尺，……遂为关外重镇”。袁崇焕的这一招，一下子就把明军的防御战线拉长了二百余里，而这座城墙把清兵挡在山海关外达二十一年之久。
仿佛是为了造就袁崇焕，在宁远城筑好之后，努尔哈赤率领清军来袭，袁崇焕指挥明军一连打退了努尔哈赤的两次进攻，从来攻无不克的努尔哈赤首次尝到了败绩，不得不怀忿恨的撤离宁远。
努尔哈赤在这次交战中受伤，七个月后病死，后人多把此事和宁远的失败联系起来，虽然有些牵强，不过却不能忽视宁远战败对努尔哈赤的打击。
宁远大捷捷报传到京师，满朝震动，欣喜欲狂。兵部尚书王永光说：“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
天启皇帝朱由校也说：“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
袁崇焕一战成名，从此晋身中国名将之列，在这段时期内，他甚至得到了魏忠贤的支持。
然而宁远大捷不过是血战险胜。
这次的胜利只是属于防守性质的，什么时候开战、什么时候撤走，都取决于清兵，清兵有充分的机动性和灵活性，他们不利的时候就撤退，有利的时候就进攻，明军胜利并没有给清兵造成致命的打击。那时候的明军野战能力极差，防守依靠火炮的威力，勉强为之，追击是谈不上的。宁远大捷，也可以算作是清兵的战略撤退。
袁崇焕上了一道奏章，提出守辽的基本战略。其中主张：一、用辽人守辽土；二、屯田，以辽土养军队；三、以守为主，等待机会再出击。他提出了战术的基本原则：“兵不利野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这样的政策显然是正确的。
在努尔哈赤死后，因为内部人心动荡，即位的皇太极的权位还没巩固，加上出现了经济困难，又遇上辽东发生饥荒。于是皇太极极力倾向于同明朝改善关系。
1627年，女真的使者来到宁远，致书袁崇焕，书中列述了“七大恨”，详细申明了女真在明朝统治下所受之冤屈，随后表示愿意重修两国之好，并要求互赠礼品。而袁崇焕却写了一封态度强硬的复书，这封复书语气凌人，甚至含有警告之意。它主要就“七大恨”问题进行辩解，而且还指出，女真必须将开战以来所占领的全部城池和战俘退还明朝，和平才能实现。
袁崇焕是主战派的代表人物，他对女真有清醒地认识，并不认为可以实现真正的和平，其拒绝皇太极的求和的做法可以理解。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和平有助于明朝的国力恢复，辽饷在明朝政府财政开支中占有很大的份额，如果达成和平协议，短期内减少辽饷的开支，对明朝政府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
袁崇焕也应该很清楚，要女真退还全部城池和战俘是过于苛刻而不可能被接受的条件，而辽东明军虽然依靠火炮取得防御性胜利，但是要做到主动出击，通过野战来击溃清兵根本不可能，只要清兵不进攻，其实就相当于和平的状态。
既然和平能够有利于明朝政府，又是既定的事实，为什么袁崇焕不予接受呢？
道理也很简单，明朝政府从来就看不起女真，一直把他们当成蛮夷对待，以皇太极的身份，在明朝而言也只配和袁崇焕打交道，袁崇焕显然也继承了这些偏见，瞧不起女真，加上明朝大臣都是持“言和者杀”的态度，对于议和不感兴趣，此次议和因此而不了了之，明朝政府也没有因为这次机会来让自己缓口气。
了解到明朝政府的立场，皇太极就开始考虑别的出路，他定下了正确的战略：侵略朝鲜。朝鲜物产丰富而兵力薄弱，明清交战时，朝鲜出兵助明，又供给明军粮食，牵制了女真的后方。皇太极进攻朝鲜，可以解决经济上、战略上的双重难题，同时凭借军事胜利树立自己的威望，进而巩固自身权位。
不久清兵进攻朝鲜，明军营救不及，朝鲜投降，签订了对女真十分有利的和约。
明朝政府始终无所作为，在这段难得的和平时期内，辽东的明军既没有练兵，也没有筑城，甚至连袁崇焕也在魏忠贤的压力下被迫辞职。明朝政府的无能再次使得明方处于战略被动的地位。
崇祯即位，诛杀魏忠贤后，袁崇焕才得以重回宁远担当大任，这个时候，皇太极早已在女真内部树立起了自己的威信，并且通过军事打击取得了蒙古和朝鲜的支持，踌躇满志的自称皇帝，对明方处于战略性进攻的状态。
袁崇焕在这样不利的情况下，主动向皇太极提出了议和，皇太极也有诚意的答应了袁崇焕提出废除帝号的要求，恢复称“汗”。皇太极对求和很感兴趣，他不但自己写信给明朝边界官员，又曾经托朝鲜居间斡旋，劝蒙古王公上书明朝政府。
《天聪实录稿》记载，皇太极曾经致信崇祯皇帝说道：“后金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边官作践太甚，小国恼恨，又不得上达……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详陈也。小国下情，皇上若欲垂听，差一好人来，俾小国尽为申奏。若谓业已讲和，何必又提恼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国之人，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谨奏。”皇太极用辞十分谦卑，也表现出了相当的诚意，可是我们的崇祯皇帝和明朝大臣们很有骨气，明明知道打不过清兵，可就是不肯议和，对皇太极的倡议傲慢无理，慷慨激昂的要收复河山，袁崇焕的提议得不到明朝政府得支持，第二次的议和又作罢。
因为袁崇焕的盛名，皇太极率清兵十余万，避开袁崇焕重兵防守的山海关，由蒙古兵作先导，绕道西路进攻。
清军越三河，略顺义，至通州，渡河，进军牧马厂，直逼北京城。袁崇焕闻讯大惊，连忙带领手下的精锐部队，经过两日两夜急行军三百余里，终于赶到了北京广渠门外。
两军在广渠门外一番混战，恶斗了八小时，清兵终于不支败退。
当时因为急于救援，袁崇焕调来的辽东精锐数量不多，他注意到各地勤王的部队陆续赴京，所以打算集结更大规模兵力，对清兵进行围歼，于是他没有将所有援兵都调来守北京城，反而还调开了部分兵力，打算骚扰清兵，断绝清兵的后路，形成战略性包围。
就在这个时候，因为清兵溃败之后，心中不忿，在北京郊外大举烧杀出气。
不少北京城的居民财产受到了破坏，这些民众看到袁崇焕没有积极和清兵交战，加上自己的损失，竟然说袁崇焕的不肯出战是别有用心。
那些对袁崇焕“议和”早就不满的朝廷大臣们开始恶毒攻击袁崇焕，居然说清兵是袁崇焕引来的，其目的在“胁和”，使皇帝不得不接受他一向所主张的和议。
北京城朝野惊人一致的指责，流言蜚语，加上崇祯皇帝看到袁崇焕迟迟不肯决战清兵，于是心存猜忌，而皇太极恰到好处又使出一个“离间计”来，我们的崇祯皇帝在这个关键时候把袁崇焕下狱了。
得到袁崇焕下狱的消息，皇太极喜出望外，立刻调遣部队回军，在芦沟桥击破明副总兵申甫的车营，再次迫近北京永定门。崇祯皇帝一再催促满桂（袁崇焕手下大将）出战，迫不得已的满桂只好出兵，结果全军覆没。
祖大寿是袁崇焕手下另一员大将，他本来是率军营救京城的后继部队，得知袁崇焕下狱的消息，心中不忿，当即就掉头冲出山海关北去，被吓坏了的崇祯皇帝让袁崇焕劝祖大寿回来，袁崇焕在狱中写了一封书信给祖大寿，祖大寿收到了袁督师的书信，改变了主意，打算靠打胜战立功救出袁崇焕。
于是回军和清兵接战，并且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皇太极顾忌到后路被切断，于是退回了辽东。
北京之围终于被化解。
袁崇焕立了大功，是不是能就能逃脱厄运了呢？
事情远没有想象得那么简单，试问，辽东大军连皇帝的命令尚且不听，而袁崇焕的一纸修书竟然就能够调动，不正是犯了崇祯的大忌？崇祯本来就是一个刚愎自用、冲动多疑的皇帝，这次央求袁崇焕在狱中劝祖大寿，更让他觉得自己受了袁崇焕的威胁，如今危机一过，新仇旧怨一起算，袁崇焕难逃此劫。
不久，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在押送处死中途中，就被民众“咬穿肚腹，直达内脏”。
袁崇焕无罪被杀，对于明朝整个军队士气打击非常沉重，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明朝才有整个部队向大清投降的事。
另外，当时各地来北京勤王的部队很多，而袁崇焕下狱，各路兵马缺乏统一调度，军心大乱，再加上明朝政府习惯了的欠饷，山西和陕西的两路援军竟然都溃散回乡。
这伙溃散的明军后来成为了流民组成的“流寇”骨干。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溃兵正式加入流寇，使得平日只会抢粮、不会打仗的饥民有了军事上的领导，“流寇”也因此成为明朝最大的威胁，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袁崇焕的死对明朝来说影响深远，他的悲惨命运更是令后人叹息。他生而不幸在了明朝末年，上天对他不薄，宁远大捷成就盛名，上天却也对他太苛，因莫须有而深受凌迟酷刑结束了一生。
他面对着狂怒的皇帝，衣冠楚楚口口声声仁义道德却诬陷他的群臣，以及那些对他痛恨彻骨的百姓，究竟想起了什么呢？
那个悲剧时代太多太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凌迟看起来也不算很不可理解。
袁崇焕的悲剧命运或许早就已经注定了，他的凌迟和吴三桂的投降招致万世骂名，和洪承畴的入“贰臣传”，和史可法的与扬州同归于尽，和之前张居正死后的“鞭尸”以及满门查抄，和李定国的壮志难酬、吐血身亡，甚至和崇祯的煤山的自杀，从本质上讲没有区别。
明朝末年的特殊形势把这些人推到了历史舞台之上，他们殚精竭力使出浑身解数，最终不堪精疲力尽的倒下，无论是政治家、军事家，还是坚贞不屈的忠臣，他们都无力改变明朝衰亡的命运，只是徒然的陪上自己的性命，袁崇焕也没有例外的逃脱悲剧的命运，也许凌迟对他来说不是最坏的结果吧。
对袁崇焕来说，一切悲剧都在北京城解围后结束了，然而，对于明朝来说，这还远远不是悲剧的高潮。
5.3.吴三桂的投诚
吴三桂的投诚改变了历史，然而这位改变历史的人物思考和举动都是下意识做出来的吧，如果他能够预知未来，了解到历史对他的评价，他还会不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呢？
吴三桂驻守山海关的时候，局面之艰难、承受的压力只有比袁崇焕更大。
女真征服了蒙古和朝鲜，已经没有后患和牵制，并且可以不经山海关进攻北京城。洪承畴的失败投降，松山、锦州的占领，清军战略位置极佳，实力更是空前强大，甚至他们都有了火炮等装备。
山海关这儿，袁崇焕被杀的影响深远，辽东明军军心早已涣散，士兵逃亡哗变，由于明朝政府财政的恶化，军饷问题达到历史最严重的地步。
此刻山海关已经没有了防御缓冲地带，整个的战略防守形态根本就不具备，只是依靠山海关勉强支撑。
而明朝局势已糜烂不可收拾，李自成大军更是直逼北京城。崇祯皇帝几经考虑，终于下命令，要吴三桂放弃山海关，全力救北京城。
此时，大明朝已经处于崩溃边缘，李自成的军队连战连捷，士气正旺。吴三桂的五万关宁铁骑能挡得住李自成的百万大顺军吗？吴三桂应该与大明朝共存亡，并且就算是送死，也该兴冲冲地赶着去吗？
在吴三桂奔向北京城的途中，李自成出乎意料地快速攻下了北京城，崇祯自杀，国都易主。
这个时候，吴三桂必须做一个决定。
当时他可以有三个选择。
一、忠于明朝，领兵杀回北京，夺回明朝皇帝后裔，退回山海关，依险而守，等待援兵。然而关键是：吴三桂的军力太少，根本打不过李自成。清兵在关外虎视眈眈，吴三桂腹背受敌，补给不足，援兵遥遥无期，这根本就是不现实的想法。
要想活下来，必须连大顺抗清，或连清抗大顺。
二、投降大清。马上开关，与清兵合力攻打李自成，然而吴三桂背不起这个汉奸之名，明朝溃烂，吴三桂早已心知肚明，改朝换代也是可以理解的，李自成既然有招降之意，那么也没有必要效忠死敌。
三、投降李自成。说实话，要作到这点也不容易。吴三桂是大明提督，而且大明刚刚灭亡，不思报国犹自可，马上投奔“反贼”，只怕招人非议。
可是从战略眼光看，不可能选择两面作战的愚蠢做法，也不可能面对这么大的变故不做反应，既然排除了投降大清的选择，自然要倒向李自成。毕竟大家都是汉人，这样能够保证国家不受到外敌的入侵，对自己和士兵的北京家属问题也是一个交待。
吴三桂一代名将，他看到这样的局势下，投诚李自成是最好的选择。于是吴三桂把山海关交给了大顺军，带领部队到北京来见李自成。然而李自成却令吴三桂失望了。
在回京路上，吴三桂得到李自成手下冲进他的私宅、查封他的家产、抓走他的家人、甚至于抢走他的爱妾陈园园的消息。
就这个消息看，吴三桂可以理解为李自成对他的示好置若罔闻，这种不友好的态度令吴三桂无法信任李自成。
试想自己身为边防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后面的统治者却玩花样，抢走财产、打击家人、甚至把老婆也夺去，这简直就是吴三桂及其辽东军队的奇耻大辱，连吴三桂都保不住自己的家人，那些边防士兵的家属更不必说。
吴三桂当即退回山海关，并且开始联络大清多尔衮，意图借兵复国。
不久，李自成大军进攻山海关，清兵奇袭李自成，并且击溃了李自成，清兵顺理成章的进驻北京，建立了大清王朝。
这段历史，人们对于吴三桂能够起的的历史作用显然是过分夸大了，因为后人总是倾向于汉奸亡国而不论其他，然而清兵能够进入北京城无需通过山海关，袁崇焕死前那一战清兵就是绕过了山海关攻击北京城。
事实上，吴三桂的投诚是在李自成占领北京城之后，当时国都已落他人之手，崇祯皇帝上吊自杀，明朝已经灭亡，吴三桂只能在大顺和大清之间做一个选择，以他关、辽两镇兵力合计不过五万，山海关一隅之地又难以筹措粮饷，“维时内无军需，外无援旅，人心汹汹，不保朝夕”。这点兵力和财力，不要说同时对付清军和大顺军，就算是想夹缝中求生存也不能，在这个关键时候，吴三桂还是先选择了李自成。李自成的失误令得心存疑惑的吴三桂失望了，一下子国仇家恨集于一身。
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的想法并不新奇，后来的南明君臣都认同这样的做法，并且大为赞颂。
或许有人以为吴三桂是因为引清兵入关才获得高官厚禄的，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南明四镇和左良玉的部队大都未接一战就投降大清，他们的兵力都是吴三桂的数倍。
而吴三桂开关的时候，因为身受夹击，又没有后援，山海关作为国防战略第一要地的地位已经失去，此举为无可奈何不得已之策，后来吴三桂之所以被奉为平西王，那是他在大清统一战争中的功勋。
在投降清方后许多明将降而复反，他们这么做也不是因为受到民族大义感召，而是清朝政府没有在官爵和金钱上满足他们的要求，这伙家伙再次混进南明，也全然没有忠心爱国的念头，一味的争权夺利，把持朝政，相互陷害。要说无耻，这般人比吴三桂更有资格。
明亡于大顺，而清实则是取大顺而代之，吴三桂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无关紧要，如果吴三桂当时还能有第二个选择，想必他一定能够看到，然而，当时还有第二个选择吗？
以明朝之人才济济，尚且一误再误，无论名臣、名将，都不能力挽狂澜，不是被自己的主君或者敌人杀死，就是要背上汉奸之名，默默无闻者只能听天由命，这样的局面究竟是谁造成的呢？谁更应该为明朝的灭亡负主要责任呢？
5.4.李自成的速胜
在李自成是“贼”这一点的认识上，无论是明朝政府还是以后的南明，或是清朝政府都不约而同的保持了一致。
所以关于李自成的资料，是不能够依靠《明史》的，清朝的编撰者把李自成视为“贼”，既然立场不同，自然就会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同样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因为清朝的统治者和明末的遗臣对于李自成的起义都抱有成见，这就导致了在明末清初那段历史时期，无论朝野的记载都有诬蔑和造谣之嫌。
我于李自成的判断来源《南明史》，当然，对于顾城的某些观点我持保留态度，但以为一些《南明史》直接引用的原始资料不妨摘录一二。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李自成的误解有二，大都是对李自成的偏见，其一是认为李自成的义军没有得到地主乡绅的支持，其二是认定李自成进京的迅速腐败招致了其灭亡，这两点对于认识明亡于大顺，以及判断李自成兵败有很大关系，不可不提。
1643年，陕西三边总督孙传庭部主力被大顺军歼灭以后，明朝官绅眼见大势已去，政治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明朝之腐败无能，明朝之无药可救，明朝之必亡，在当时已经成了所有人的共识。那个时候，明朝官绅显然不可能选择尚在山海关外的大清，他们从来都是蔑视女真族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明亡顺兴完全可以理解成为历史上常见的改朝换代，既然明朝之颓废无可挽回，那么为了自身利益也好，顺其大流也好，投靠大顺政权，所以认同大顺政权无疑是唯一的选择。
大顺军在短短三个月时间里就占领了包括京师在内的整个黄河流域，除了在宁武和保定两地稍遇抵抗以外，到处是一派望风归附的景象。甚至在保定城里“代帝亲征”的大学士李建泰也主张投降。在大顺军占领北京时，明朝廷在京的两三千名官员自尽的只有二十人，其他“衣冠介胄，叛降如云”。这其中不乏以道德自居的东林党人。
国子监生陈方策塘报中说：“我之文武诸僚及士庶人，恬于降附者，谓贼为王者之师，且旦晚一统也。”史可法也在奏疏中痛心疾首地说：“在北诸臣死节者寥寥，在南诸臣讨贼者寥寥，此千古以来所未有之耻也！”
对于新生的大顺政权，不仅是官绅向往，连老百姓都热烈欢迎。
史料有载。
“晋民倡乱者皆传贼不杀不淫，所过不征税，于是引领西望”；京师百姓“幸灾乐祸，俱言李公子至贫人给银五两，往往如望岁焉”。明朝最后的忠臣，崇祯末年曾在朝廷任职的熊开元，真实地记载了当时的景象，“癸未（1643）、甲申（1644）间，臣待罪圜扉，闻都人望贼如望岁，不啻三百矛刺心而血欲洒而无从也”。
李自成进京后，北京的明朝官员争先恐后地前往大顺政权吏政府报名请求录用。
如少詹事项煜“大言于众曰：大丈夫名节既不全，当立盖世功名如管仲、魏征可也”。
给事中时敏声称：“天下将一统矣！”他赶往报名时吏政府大门已关闭，一时情急，敲门大呼：“吾兵科时敏也！”才得以放入。
考功司郎中刘廷谏朝见时，丞相牛金星说：“公老矣，须白了。”刘连忙分辩道：“太师用我则须自然变黑，某未老也。”勉强被录用。
首席大学士魏藻德被关押在一间小房里，还从窗户中对人说：“如愿用我，不拘如何用便罢了，锁闭作何解？”
崇祯尸骨未寒，当年以爱国之名慷慨激昂于朝廷的群臣们居然马上卖身投靠，恬不知耻的争相讨好大顺政府，试图博一官职，在李自成被大清击溃，女真人入主北京时，这伙人又一窝蜂的转向了大清政府，可见明朝吏治之坏，为官者早已麻木不仁，不知爱国为何物了。
其他方面，明朝辽东军队和官员曾奉命撤入关内勤王，由平西伯吴三桂带领于三月十三日全部进关，驻扎于昌黎、滦州、乐亭、开平一带。当得知大顺军已经占领北京，明朝廷覆亡时，就同山海关总兵高第一道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归附大顺政权。辽东巡抚黎玉田被委任为大顺政权四川节度使，奉李自成之命与明朝投降总兵马科领军西行收取四川。
至此，秦岭、淮河以北的明朝军队已全部收编，地方除辽东外均为大顺政权接管。
这便是大顺政权最辉煌的时刻，明朝之灭亡实在是其势，然也。
5.5.李自成的速败
在事实上，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之外，李自成攻入北京后，军纪是相当的严明。此结论来自于《南明史》。
大顺军在北京一共经历了四十二天。大顺政权当时占领的范围，包括了整个西北、华北、山东、河南两省、湖北、江苏的部分地区。大顺政权的主要政策包括：一、接管政权，稳定人心。二、向南方地区派兵占据要地、委派地方官稳定地方。三、调军南下，准备南征南明朝廷。四、准备即位有关事宜。五、清点府库，没收皇宫、宗室、勋戚、太监的财产，打击官僚。
就这些政策来看，李自成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也不存在急剧腐化，政策并没有任何错误。经历山海关兵败后才出现军纪问题，但总的来说，李自成的失败并不是因为腐化问题。
那么李自成失败在哪儿呢？
一、人才录用失误。
李自成文官除牛金星、顾君恩外，其他多是明朝降官。大顺政权后期缺少的是了解情况、统筹全局、能够制定战略方针的人才。投降大顺政权的明朝官员中，并不缺少有才能的人，其中有的后来被清廷选拔为六部首脑甚至大学士。可是大顺政权规定的是文官受武将节制制度，要求的是起义将领居于支配地位，对降官不能重用，这就是战略上的最大错误。
李自成过于迷信军事上的胜利，在政治上没有作为。这与他缺乏政治上的远见和不能够重视政治治理人才有关。他的军饷主要来自追赃助饷，这样能够做到不扰民而补给充足，但是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军队庞大需要大笔的开销，树敌多，没有开展农业生产，缺乏合适的政策在占领地上实行。没有得到农民的支持，看上去占领大片领土，其实并没有良好的治理，而这些政治上的政策不是武将能够了解的。一旦兵败，马上就不可收拾，号称百万大军的大顺军之所以到后期毫无抵抗力，一败涂地，也就是这个原因。
大清在入关以前就网罗了范文程、洪承畴等人，在决定战略方针时能够征求他们的意见；入关以后，对明、顺两个政权的官员一概收揽，还多次命令已经投降的汉族官员推荐人才，动员他们写信招降。对曾经对仗的敌人也以前所未有的器量容纳。
可见人才只有在能够重用他们的君王手下才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和作用。
二、军事战略失误。
李自成在西安决策大举东征，打算攻占北京，推翻明朝政府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下一步将迎战清军的问题，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然而事实却完全相反，李自成在进北京城之前好像从来就没想到过要和清军交手，更没有意识到女真将是同自己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
因为思虑不周，李自成就犯了战略性的错误，比如他在北京地区集结的军队根本就不足以抵御清军大规模的进犯。
而此刻，李自成将大批主力部队分布在西北、湖广襄阳等四府、河南等地；进占山西、畿辅、山东以后，兵力进一步分散。这种部署对于稳定大顺政权统治区的局势是有利的，但是分兵驻防的结果势必造成在京师地区缺乏足够的兵力。
李自成曾在湖广荆襄地区部署了以大将白旺为首的七万兵马，当他的大军向北京推进时，明军左良玉部乘机进攻湖广承天、德安。这时候，白旺上书请援，李自成当即决定派绵侯袁宗第带领一支相当庞大的军队由陕西奔赴湖广。直到大顺军山海关战败，袁宗第和白旺的军队仍滞留于河南与湖广。
袁宗第所统右营为大顺军攻城野战的五大主力之一，如果能够配合李自成进京的主力部队，完全有可能做到攻占山海关，甚至拦截清军，从而进一步稳定辽东局势，稳定首都的局势。至于左良玉的袭击，以白旺七万人马防守绰绰有余，就算让左良玉取得局部胜利，只要李自成主力还在，在北京坐稳了江山，回军击溃左良玉军简直易如反掌。
李自成进京，本来是不论局部，直捣黄龙，攻敌之要害，断敌之根本的上策，可是因为估计不足，忽略了女真的威胁，为了局部的利益放弃整体的利益，自己反而分散兵力战败，被女真点中死穴，从此一溃千里，毫无翻身的机会。
三、追赃助饷失误。
大顺政权坚持“三年免征”赋税政策，通过没收明内帑、宗室、勋戚、太监的家产和对明朝官员实行追赃助饷的办法，来解决财政问题。
攻克北京后，缴获属于皇帝的私财（即内帑）白银三千七百万两，黄金一百五十万两，数量相当庞大。
就战略而言，大顺军在进入北京以后，大规模地实行追赃助饷是不合时宜的。
当时仅没收的明廷内帑，就足够大顺政权两年以上的全部支出，不存在财政上的紧迫性。并且，李自成没有考虑到进入北京后客观形势的变化，政策上没有作出相应调整。
追赃助饷从根本上就不是解决国家财政的办法，只有轻徭薄赋、整顿吏治才是正确国策，可是李自成在大顺政权统治地区地区内普遍地推行追赃助饷，使各地官绅人人自危，造成树敌过多的局面。
比如济南府“有户政府从事张琚者，谓之催饷司，拷掠宦家子，俾助饷。其被掠者以万历来科目为断，计三十余家。刑具夹？外，有铁梨花、吕公绦、红绣鞋之名”。
以至于官绅地主不胜愤慨，认为“岂是兴朝之新政哉，依然流贼而已矣。”
当然，其间最大的失误就是造成了吴三桂的倒戈。
之前李自成让吴三桂之父安抚吴三桂，并且顺利交接了山海关。但是在京城里，没收吴三桂的大笔财产、将吴三桂的家人下狱、甚至刘宗敏抢走吴三桂的爱妾陈园园，使得本来对李自成心存疑虑的吴三桂失去了对李自成的信心。
这也就直接导致了吴三桂的夺回山海关、交好大清，以国破家亡的哀兵抗击大顺军。
李自成进攻山海关失败，在于低估了吴三桂的实力和当前的形势。
吴三桂的辽东兵力其时只有五万，却是整个明军中最精锐的部队，与清兵的生死搏斗中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而且据关而守，有火炮相助，再加上清兵十万铁骑的出其不意。
李自成的大顺军实力也是相当的强，兵力上更是数倍于敌人，山海关险要，可此时此刻不比吴三桂有整个大明作为后援的抗击大清，要说吴三桂是负隅顽抗也不为过。
李自成首先将山海关团团围住，还意图劝降，这样就延误了战机。攻打山海关的时候，大顺军面对的是明军中的最强悍的部队，抵抗之强是李自成绝没有见过的。
然而即使是这样，如果没有清兵出现，山海关还是可以攻下来的。
可是多尔衮抓住了这稍纵即逝的战机，在吴三桂兵力接近崩溃的时候冲了出来。突然出现这个效果是吴三桂和多尔衮刻意隐瞒造成。李自成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看到突然出现的庞大数目辫子军，知道此战必败无疑，所以选择了主动离开战场，不久他杀害吴三桂的全家泄愤，并且最终放弃北京城。
在军事指挥上，李自成的能力极高，并不存在大的失误，只是政治上的失误导致了李自成的失败。
之后李自成经不起屡战屡败的打击，又渐渐刚愎自用，重用牛金星，杀害大将李岩，自溃长城。尽管手上有几十万的军力，但是在天才将领吴三桂及其辽东精兵、多尔衮的大清铁骑，还有南明的部队合力攻击下，迅速的兵败了。
5.6.洪承畴的忠诚
洪承畴这一生争议颇多，他身为明朝忠臣，不论是打击李自成还是抗击清兵，都表现出了非凡的才干，在投降大清后，他又回过头来对付明军，一样是屡建奇功。
不可否认洪承畴是治国之良臣，也是用兵的高手，其能力远远超过明朝末年的那些人物，如史可法之辈。如果崇祯年间能够依靠洪承畴统筹大局，而不是调他南征北战，还在松锦战役中派太监监军，干涉他的行动，不断的要求他出兵决战，最终战败而降，明朝之灭亡很有可能会推迟数十年。
洪承畴的才能不为崇祯所用，难道他就应该自杀殉国吗？
其实在明末的大臣中，最后并没有效忠崇祯的实在太多，他们投诚李自成，李自成失败后又投向大清的怀抱，一样志满得意，并没有丝毫耻辱感，这些人平日高谈阔论，却于明朝没有一丝一毫建设之功，然而历史对他们并无指责，反而把矛头指向了曾经为明朝努力过的洪承畴。
洪承畴的降清在于可能因为他的畏死，可是这不足已被指责，每个人都有权利保全自己的性命，事实上，为了腐朽的明朝而牺牲，我并不以为有什么值得颂扬的地方。
洪承畴才能出众，也就注定了他不甘寂寞，他有自己的政治抱负，但明朝政府不能够提供给他施展才能的机会，反而处处约束，洪承畴为明朝已经尽了最后的努力，他的失败并非是他的决策过错，而清朝政府能够提供机会，让他领导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方面改革，这种诱惑力是具有治国才干的人无法抗拒的。
明朝忠臣的产生，正于黄宗羲所说，他们的最大冲动产生于东林党运动的道德和精神英雄主义。同时东林党运动也引发激烈的党争，党争在南明统治时期并没有停止，反而导致了福王的南京朝廷和桂王的追随者的分裂，党争对于明朝的危害是持续性的，他们的忠诚并没有对明朝政府产生过建设性的作用。
这些明朝忠臣强烈反对入清朝为官，他们蔑视“汉奸”，鄙夷这样的叛国行为，但是他们惊讶的发现，那些通过与清朝政府合作的叛臣正在进行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法律改革，并且逐渐取得了成就，国家得到了发展，老百姓得到了安定，大清的政权越来越稳固，而这些改革，在明朝根本就无法进行。
明末的思想家迷茫于这种现象，在反省明亡的同时，也做出了思考，比如顾炎武就努力想将个人为王朝效力和为保存文明所区别开来。在《日知录》“论正始风俗”中，顾炎武写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顾炎武认为，如果清朝政府能够延续中国的文明，比如儒学，比如礼仪，那么就应该得到老百姓的拥护，为了腐败无能的明朝政府尽忠的事情应该只是“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从另一方面看，为了不“亡天下”，明朝的忠臣甚至应该和清朝政府合作。
对明朝忠臣，尤其是有才干的明朝忠臣来说，他们或许因为对明朝的感情而不愿接受清朝的官职，但他们又困惑于以天下事为己任的理想。
如果放弃任官，这些忠臣所坚持的最终的善是什么呢？为了一个不可能挽回的明朝而放弃自己的理想，最终无所事事渡过一生吗？与他们相反，洪承畴这些人正在积极建设着这个国家，历经战乱痛苦不堪的中国在慢慢恢复元气，正急需大量的人才来完成重建帝国的任务，而明朝最后的忠臣们拒绝参与这一切，不是逃避自己的责任吗？
可是历史将会怎样看待降清的汉官呢？是予以根本的否定，还是会对他们做出公正的评价呢？
关于道德的思考直到今天也没有停止过。
是加入清朝政府以实现他们的抱负，进行在明朝不可能实现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使中国重新回到在明朝已经偏离的正轨上来，还是扼守道德，放弃读书人的责任和理想作明朝最后的忠臣？是像史可法那样用自己和全城人的性命来殉葬明朝，还是举城投降换取老百姓的活路？这样的考虑实在太多，也太艰难了。
洪承畴显然是忠于他的理想，他一定是经过漫长的思考才作出这样的决定，他肯定也意识到了后人，甚至是当世之人对他的指责，然而他无法放弃自己的责任投入到大清的统一战争和大清的建设之中，不管怎么说，如果明朝政府能提供同样的机会，他一定会更加乐意来完成这一切的。可是命运却捉弄了他，让他来做明朝的掘墓人，洪承畴要像史可法那样选择死其实很简单，可是活下来更不容易。
5.7.陈园园和明亡
一个女人左右了明朝这样庞大帝国的命运，因为此事直到今天还引起人们的讨论，可见美女的魅力的没法挡啊。
记起曾经一次讨论，大意是说女人的贞节是能够用价值来衡量的，一百万不能，一千万总可以，一千万不能，一个亿总可以，一个亿不能，拿你全家人的性命总可以，实在不行，就拿全国人的生命来威胁你。用一己之贞节换取全国人的生存，这种条件谁能够拒绝呢？所以说贞节并非无价，只不过是普通人买不起单而已。
吴三桂，却是能够买得起单的人。
然而讨论这种问题是可耻的，南唐的花蕊夫人诗曰：“四十万军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正是命中了要害，如果说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连皇帝、大臣、将军们都不能控制，最后厚颜无耻强调是红颜祸水亡国殃民，那实在是自私的推卸责任。
皇帝自称是天之子，上承天命，口含宪法，至尊无上，而朝廷大臣们高高在上，接受供养，平日作威作福，一个个以国之栋梁自居，如今搞得一塌糊涂，丧权辱国，弄到要灭亡的地步，这个时候埋怨说是因为一个女人的原因，那可真够不知羞耻的。如果这个国家的老百姓都弱智如斯，以为这就是事实，那么这个国家灭亡也就可以理解了。
历史上无数的证据表明，中华民族固然是一个勤劳、勇敢、善良、聪明的民族，但是于反省自身一点上做得不够，反而更多的是推卸责任，不愿意承认犯下的错误。
法国雅克·勒高夫说过，“拒不思考历史的民族、社会和个人是不幸的，同历史遗亡症引起的伤害相比，往昔的创伤微不足道。”
是啊，历史遗忘症使得中华民族一次又一次的跌倒在同样的地方，这样的悲剧和中华民族曾经遭遇过的那么多不幸相比，过去那些悲惨和牺牲显得毫无意义，我们自豪的宣称有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但是对于中华文明留给我们那些最宝贵的财富――失败的经验教训，却一点儿也没有继承。
举个例子来说，明代朱元璋对国家制度上的弊端相当了解，在宦官之害和土地兼并造成社会问题上，他都做出过明确的规定。
土地问题上，朱元璋曾经诏令，“耕者验其丁力，计亩给之。使贫者有所资，富者不得兼并。若兼并之徒多占田以为己业，而转令贫民佃种者，罪之”。并且限令公侯大官“其山场水陆田地，亦照原拨赐例为主，不许过分占为己业”。
朱元璋还曾作铁榜九条申诫公侯，严禁功臣和公侯之家倚势强占官民田产。
宦官问题上，《明史·职官志》提到，洪武十七年铸铁牌。文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置宫门中。又敕诸司，毋得与内官监文移往来。可是有什么用呢？朱元璋在世的时候这些制度执行还不错，到了朱元璋的后代，制度就慢慢发生改变，最后明朝演变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太监帝国”，也因为土地兼并使得明朝成为最大的“流民帝国”。宦官和流民，绝对是明朝灭亡最主要的两个原因。
而我们今天印象最深刻的，也是“冲冠一怒为红颜”，明朝灭亡就这样变成了一场闹剧，失败者“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中华文明之衰落，根本在于人民放弃自己的责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本来国家之振兴富强是每个国民的事情，可是我们宁愿盲从那些离开他们地球就不转的领袖，宁愿服从不合理的制度并且相信这样做是为我们的长远利益着想，然而在遭遇到亡国之祸的时候，我们又将责任推诿给别人，比如红颜祸水，比如汉奸卖国，比如敌人狡诈恶毒，总之是推卸当权者的责任，进而推卸国民的责任。
其实反省历史，绝非是要谁承当责任，而是希望能够从其中汲取教训，从根本上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而不是将责任推诿给任何一人了之。
敌人是阴险无耻也好，是懦弱无能也好，还是积极进取也好，都不是我们能左右，我们要做的应该是做好自己的事情。一个根基深厚的国家，绝不可能为任何人所卖，如果说某一个人就有能力出卖国家，那么一定是这个国家的制度出了问题，才有可能为之所趁，其错根源还是在国家本身。只有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才可能一击则溃，才有可能一卖即成。不去探求根本，反而津津乐道于莫衷一是的表象与谣言，缺乏必要的反省，就不用奢谈什么自警自省，这正是下一次亡国之祸根。
陈圆圆和明亡本无关系，然而却又关系密切，我谈陈圆圆与明亡，却又不是谈陈圆圆与明亡。一个将明亡归咎于陈圆圆的民族，是必将犯同样错误的民族，这点我以为毋庸置疑。
5.8.史可法的殉国
史可法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军事家。
政治上，史可法的“复多尔衮书”提到。
“今逆贼未服天诛，谍知卷上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火召）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
他原来是打算用“同仇之谊”来感动大清，幻想连同清兵一起消灭李自成而已。贯彻南明那一套划江而治的政策。
军事上，他督师江北近一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却一筹莫展，毫无作为。清军主力南下，他节制的将领绝大多数倒戈投降。就算是他本人闻名天下的扬州战役，其实也没有组织过任何有效的抵抗。在左良玉部东下、清军南侵的紧急情况下，史可法惊惶失措，应廷吉记载，当时一部分南明军队驻于高邮，史可法一天之内三次发出令箭，上午令邳宿屯田道应廷吉“督一应军器钱粮至浦口会剿”左良玉部叛军；中午令“诸军不必赴泗，速回扬州听调”；下午又令“盱眙告急，邳宿道可督诸军至天长接应”。应廷吉对诸将说：“阁部方寸乱矣，岂有千里之程，如许之饷，而一日三调者乎！
在镇守扬州的时候，多铎下令攻城之前，史可法即已“自觉愦愦”，把军务交幕僚处理，根本没有亲自主持抵抗，扬州“城坚濠广，四野曼延，正利步骑”，可是二十四日清军开始攻城，不到一天即告失守。这就是史可法的真相。
许多历史英雄人物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单纯，如果南明的重臣名将们真有如传说般的才能与坚贞，那么南明就根本不会灭亡。
如果我们有意识的摒弃自己的偏见或者成见来审视历史，那么我们不难发现，历史上并不存在十全十美的人物，同样，也不存在大奸大恶的人物，但是历史看上去总是那么扑朔迷离，因为后人的需要，任意的篡改和虚构，将历史变得面目全非。
对于史可法的评价使我面临困惑，一方面，史可法勤奋好学，性格坚毅，居官廉洁勤慎，在最后关头宁死不屈；另一方面，他又的确缺乏政治以及军事上的才能，他或许有些文过饰非，但不可否认他是按照自己确信的道德标准来行事。
如果说明朝末年的史可法和扬州是悲剧，我宁愿把这理解成明朝专制制度造成的悲剧，既然史可法身在其位，就只能勉为其难，他缺乏力挽狂澜的能力，可是现在的他没有退路，他只能够尽力而为，虽然事情并非尽力就能办好。
史可法在南明前期的苟安并不令人惊讶，南明政府本来就是不思进取，史可法作为明朝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兵部尚书，有所例外倒还不可理解了。
史可法表面上是重兵在握，其实当时的现状是军阀割据，史可法并没有实权，也根本无法调动这些军队。如果说把这一切的错误归咎于史可法，我以为过苛了，至少在南明朝廷，比他更应该受到指责的人还有很多。
关于史可法，后世一直存在两种评价，一种是不顾史实的进行过分渲染，极尽能事给予赞颂，另一种显然是针对赞扬评价而发，对史可法的无能进行批评和阐述，从而否认史可法。
然而无能并不是过错，不能因为能力问题而涉及到个人道德或者历史结论。
按照批评者的说法，史可法应该主动退位让贤才可称得上正确，可是在当时绝不可能的。
或许史可法知道自己在政治、军事才能上的缺乏，就算他主动退出，当时谁又能够取而代之呢？当时的南明政府中像史可法一样忠臣不屈的人根本就没有几个，史可法能够信赖谁呢？他迫不得已而担当重任，绝非为了权势或者利益，我们又何必还苛求他是政治家兼军事家呢？
在明朝，只有八股文专家才能够达到他那样的地位，真正的军事家能够这么博学多才吗？
可是明朝运气真的很好，明末抗清三个名将，熊廷弼是万历二十六年的进士。
孙承宗是万历三十二年的榜眼，袁崇焕是万历四十七年进士。
然而那又怎么样？明朝皇帝罢斥了其中一个，杀死了另外两个。
史可法就算是天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能够会有好下场呢？
史可法的尴尬其实和吴三桂、和洪承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他们怎样做都是错，那个悲剧的时代根本就没有正确给他们选择。
史可法选择了殉国，吴三桂选择了降而复反，洪承畴选择了投降并且参与建设大清帝国，明末思想家们选择了不合作，究竟谁的选择能够称得上正确呢？
或许，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我们的国家为什么会沦落到这种个人怎么选择都是错误的地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