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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点说明

  我谈的“经书”,不是“经学”。要谈“经学”,谈何容易!一部“经学史”,实质上是一部中国思想斗争史,主线是政治思想斗争史,甚至政治斗争史。这是历代政治家、思想家打着“经学”旗帜进行斗争的历史。涉及各种学说、学派和它们的来龙去脉,即它们的产生、成长和衰落的过程,自然要研究历史的各个领域,因为它是各家各派兴衰的背景。写一部这样的东西,可以成为洋洋大观的专著,不是“浅谈”所能了,更不是我的学力所能了。

  经书浅谈,只限于浅谈各种“经书”的主要内容,著作年代,我们今天怎样看待它;若要研究它,如何着手,如何深入。在这些方面提供自己一点看法,同时扫清一些研究上的障碍。

  我谈的“经书”,其实就是“十三经”,它是自宋朝以来确定的,到今天还习以为常,不是有《十三经白文》、《十三经索引》、《十三经注疏》等等可以为证吗?这是“儒家”的经典。拆穿西洋镜,也不过那么回事。

  二、“经”名考

  为什么叫“经”?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把一些难以站住脚的各种说法撇开不谈,专从历史考据上讲讲这问题。“经”作书名,最早见于《国语·吴语》的“挟经秉桴”。这是讲吴王夫差要和晋国决一胜负的战前情况。韦昭注说:“经,兵书也。”而清末俞樾却认为“世无临阵而读兵书者”。依俞樾说,“挟经”是掖着剑把手,“秉桴”是拿着鼓槌。但剑不插在剑鞘里,偏要挟在腋下,不但古代无此说法,而且捶鼓也难以使劲。俞樾的说法有破绽。总之,面临交战,挟着兵书临时请教它,自未免可笑,俞樾这一驳斥还是有道理的。因之,《吴语》的“经”,我们不看做“兵书”。《墨子》有《经》上、下篇,也有《经说》上、下篇。《经》的文字简单,甚至三四个字便是一个命题。《庄子·天下篇》说墨学弟子徒孙都读《墨经》,可见“墨经”之说起于战国。《经说》便加以说明。《荀子·解蔽篇》引有《道经》,不知《道经》是什么时代的书。《韩非子》的《内储说》上、下,和《外储说》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共四篇)也有“经”和“说”,可能是仿效“墨经”的。可见,“经”是提纲,“说”是解释或用故事来作证和说明。《礼记》有《经解篇》,可能是因此而得启发的。至于《汉书·艺文志》有《黄帝内经》一类医书,因为那是后人伪作的,便不讨论了。

  由上所述,“经”名之起,不在“儒家”。“经”的意义,也未必是用它“经常”的意义,表示它是永远不变的真理。西汉的经学家以及以后的“今文派”认为只有孔子所著才能叫“经”,他们不懂,“经”未必是孔子所著,而且“经”名之起,据目前所知文献记载,大概起于“墨经”,不起于孔子。后代把“经书”这一“经”字神秘化,甚至宗教化,因之凡佛所说叫做“佛经”,伊斯兰教有《可兰经》。道教称《老子》为《道德经》,《庄子》为《南华真经》,《列子》为《冲虚至德真经》。

  《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抱朴子·外篇·勖学第三》也有这一说法。在考古发掘中,无论竹简木札或帛书,只有用丝线和麻织物把竹简、木札编缀成册的残迹。“经”本是丝织之名,是否因以丝织物装成册而给以“经”名,前人多主此说,但也难以肯定,因为用丝、麻织物把竹简、木札编缀成册的不止“经书”。

  把“儒家”书籍说成“经”的,开始见于《庄子·天运篇》:“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似乎“六经”之名,是孔子自己所说。如果这说可信,甚至“六经”之名,孔子以前早已有之,他才能说我研究这“六经”。可惜的是《庄子》这部书,自己也说“寓言十九”(见《寓言篇》),不尽可信。但总可以证明,在战国时,儒家已有“六经”。《庄子·天下篇》更进一步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这几句话意思是,“《诗》表达思想感情,《书》记述历史,《礼》讲的是应对进退、周旋揖让,《乐》讲的是声音和谐,《易》讲的阴阳,《春秋》讲的是君臣上下。这种道术分布在四方而在诸侯各国中有所表现和设施的,各家各派有时有人称道它。”这样一说,“六经”不但是儒家所专有,而且它是以后“百家争鸣”的学术源泉。汉代尊经,据郑玄说,“六经”'的竹简长二尺四寸(见《仪礼·聘礼》贾公彦《正义》引郑玄《论语序》)。从1959年7月在甘肃武威汉墓所出土的竹、木简的《仪礼》看来,这话是可信的。

  三、《十三经》的完成经过

  如上所说,儒家经书,最初只有“六经”,也叫“六艺”(见贾谊《新书·六术篇》)。到后来,《乐》亡佚了,只剩下“五经”。《乐经》可能只是曲调曲谱,或者依附“礼”,由古人“礼乐”连言推想而知之;或者依附“诗”,因为古人唱诗,一定有音乐配合。我还猜想,无论“礼乐”的“乐”,或者“诗乐”的“乐”,到了战国,都肩于“古乐”一类,已经不时兴了。《孟子·梁惠王下》载有齐宣王的话,说:“我并不是爱好古代音乐,只是爱好一般流行乐曲罢了。”春秋末期,诸侯各国君主或者使者互相访问,已经不用“诗”来表达情意或使命,战国时期,若引用诗句,作用和引用一般古书相同,完全不同于春秋时代用“诗”来作外交手段。那么,依附于“诗”的乐曲乐谱自然可能废弃不用。而且根据目前所已知的战国文献,西周以至春秋那种繁文褥节的“礼”也长时期不用,依附于“礼”的“乐”也可能失掉它的用场。“乐”的亡佚,或许是时代潮流的自然淘汰。《乐经》的失传是有它的必然性了,所以《汉书·艺文志》没有《乐经》。至于东汉末年曹操从荆州得到雅乐郎杜夔,他还能记出《诗经》中四篇乐谱,我却认为,杜夔所记出的《诗》的四篇乐谱未必是春秋以前的古乐谱。

  “六经”的次序,据《庄子·天运》和《天下》、《徐无鬼》诸篇、《荀子·儒效篇》、《商君书·农战篇》、《淮南子·泰族训》、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振篇》以及《礼记·经解篇》、司马迁《史记·儒林传序》,都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唯《荀子》《商君书》没谈到《易》)。但到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六经的次序改为《易》、《书》、《诗》、《礼》、《乐》、《春秋》。以后许慎的《说文解字序》以至现在的《十三经》都把《易》改在第一。为什么到后汉时把“经书”的次序移动了呢?很可能他们认为“经书”的编著年代有早有晚,应该早的在前,晚的在后。《易》,据说开始于伏羲画卦,自然是最早的了,列在第一。《书》中有《尧典》,比伏羲晚,列在第二。《诗》有《商颂》,或许是殷商的作品罢,列在第三。《礼》和《乐》相传是周公所作,列在第四和第五。至于《春秋》,因为鲁史是经过孔子删定的,列在第六。

  无论《诗》、《书》、《礼》、《乐》、《易》、《春秋》也好,《易》、《书》、《诗》、《礼》、《乐》、《春秋》也好,统称为“六经”,《乐经》亡失,变为“五经”。《后汉书·赵典传》和《三国志·蜀志·秦宓传》都有“七经”之名,却末举“七经”是哪几种,后人却有三种不同说法:(1)“六经”加《论语》;(2)东汉为《易》、《书》、《诗》、《礼》、《春秋》、《论语》、《孝经》;(3)“五经”加《周礼》、《仪礼》。这三种说法不同,也不知道哪种说法正确,唐朝有“九经”之名,但也有不同说法:(1)《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论语》、《孝经》;(2)《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唐太和(唐文宗年号,公元827--835年)中,复刻“十二经,立石国学”。这“十二经”是《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到宋代,理学派又把《孟子》地位提高,朱熹取《礼记》中的《中庸》、《大学》两篇,和《论语》、《孟子》相配,称为《四书》,自己“集注”,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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