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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孟子》内容和作者

  《孟子》是记述孟轲言行以及他和当时人或门弟子互相问答的书。

  《孟子》和《论语》有相同处,有相异处。《孟子》各篇,没有有意义的题目,如《墨子》“尚贤“非攻”,《庄子》“逍遥游”“齐物论”之类,而只是摄取篇首二三个字为篇题。这一点和《论语》完全相同。《孟子》每篇之中有若干章,章和章之间没有什么逻辑联系,各自为章,也和《论语》完全相同。两汉人把《论语》看成“传记”,也把《孟子》看成“传记”,如《汉书·刘向传》引“传”曰“圣人者出,其间必有名世者”,“其间必有名世者”一句见于《孟子·公孙丑下》,《后汉书·梁冀传》引“传”曰“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这二句见《孟子·滕文公上》;《说文解字》引《孟子·梁惠王下》“簟食壶浆”,也称“传曰”。如此者不少。这是第三点相同处。汉文帝时曾设立传记博士,《论语》、《孟子》都是“传记博土”之一,这是第四点相同。《论语》一书,经常为汉人引用,《孟子》也是如此,《盐铁论》中的贤良文学对丞相御史多用《孟子》语,《汉书·邹阳传》引其说王长君“夫仁人之于兄弟无臧(藏)怒,无宿怨”,本于《孟子·万章上》,《汉书·兒宽传》叙兒宽对汉武帝问,有“金声而玉振之”一语,即用《孟子·万章下》。无怪乎在两汉时《孟子》地位仅次于《论语》,为诸子之冠冕。

  但它和《论语》有不同处。第一,《论语》讲孔子容貌动作相当详细,尤其《乡党》一篇;而《孟子》全书仅记孟子言语和出处。第二,《论语》记到孔子再传弟子,如曾参死时召门弟子(《论语·泰伯》),又如“子夏之门人小子”(《论语·子张》);《孟子》仅记孟子和他弟子相问答,不涉及学生的学生。第三,《论语》记孔门弟子仅仅几个人称“子”,如“曾子”“有子”,而《孟子》则除万章、公孙丑少数人外,多称“子”,如“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孟仲子”之类。因为有这几点相同和不同,便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孟子》仿《论语》而作,但《论语》编纂于孔子再传弟子之手,《孟子》大概是万章、公孙丑二人所记,对同学辈称“子”,对自己不称“子”,全书文章风格一致,可能经过孟子亲自润色。至于对当时诸侯都称谥,尤其是鲁平公,死于梁惠王元年之后七十七年,孟子初见梁惠王,惠王就称他为“叟”(老先生),鲁平公一定死于孟子后。不但鲁平公死于孟子后,梁襄王也死在孟子后,就是齐宣王,也可能比孟子晚死三两年,这些诸侯的谥,大概是孟轲门徒追加或追改的。《史记·孟子列传》说:“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这话是大体可信的。

  《孟子》七篇是:《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后汉赵岐作《孟子章句》,把每篇分为上、下,则七篇共十四卷。

  第二节 孟子生平

  孟子是孔子以后儒家一大派,对后代的影响很大,因此应该知道他。

  孟子名轲。大概生于周安王十七年(公元前385年),死于周赧王十一年(公元前304年),活到八十多岁。他是邹国人;即今天山东邹县东南郊。相传他幼小时死了父亲,他母亲为着教育他,有“三迁”和“断机”的事(见《列女传》)。

  孟子出生时,距离孔丘的死将近一百年,不但看不见孔丘的学生,连孔丘的孙子子思,曾孙子上都赶不上。孟子所从师的可能是一位不著名的儒者,因此他自己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万章下》)。

  孟子学成以后,便出游齐、魏、滕等国,向当时诸侯讲“仁义”,讲统一天下的方法,讲治国的政策。可是当时诸侯只是表面尊敬他,心里却认为他的那一套“迂阔”,不切合实际。他首先说齐威王,碰了钉子,便去游说宋王偃、也不得意,曾和滕定公的太子,就是不久后继承君位的滕文公相见,仍然回到家乡。后来又到鲁国,鲁平公要来拜访孟子,却被人破环。滕文公即位,孟子来到滕国。可惜滕国太小太弱了,而且滕国的大臣多半是消极无所作为的人,孟子也年近七十,到了梁国。梁国就是魏国,因为国都由旧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市),所以又称梁国。孟子同梁惠王和他儿子梁襄王都先后相见,可惜梁惠王不听信他;梁襄王呢,孟子有些厌恶和轻视他,所以,孟子离开梁国,又到齐国。这时正当齐宣王之世,齐宣王不用孟子的计谋。孟子离开齐国,已经七十多岁了,从此不再出外游说,和他的学生万章、公孙丑之流著述《孟子》七篇。

  第三节 孟子的学说

  孟子以孔子的嫡传和继承人自任,他的学说基本上和孔子相同,甚至有些地方还比孔子拘泥;但也有比孔子进步处,这是由于孔子所处是春秋晚年,孟子所处已进入战国;时移世异,自应有所不同。

  《论语·尧曰》篇是孔子的政论大纲,先引尧、舜、禹、汤、周,然后说出自己的施政纲领,足见孔子是以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武,和周公为“先圣”,而自己是继承他们衣钵的。从今天的历史观看来,唐尧、虞舜只是传说中的人物,纵有其人,也只是原始社会已经解体之际,部落联盟的大酋长。夏禹以后,由大酋长的推选制度改变为世袭制。夏、商二代已经进入奴隶社会。儒家粉饰历史,也粉饰历史人物。《论语·尧曰》篇已经是后代“道统”的先兆,《孟子》的最后一段说得更明白:尧舜至汤,汤至文公,再至孔子;孔子而后,便是自己了。这一“道统”,到唐朝韩愈便自认他是遥接孟轲的了(韩愈《原道》)。

  孔子讲“仁义”,孟子也讲“仁义”。孔子把“仁义”和“利”绝对对立,孟子也如此主张,这是他们的相同处。但是孔子只说“性相近”(《论语·阳货》),孟子却一口咬定“性无有不善”(《孟子·告子上》)。孔子还说:“微管仲,吾其被(披)发、左衽(衣衿向左开)矣。”(《论语·宪问》)甚至称管仲“如其仁,如其仁”,意思是,这就是他的仁德(《论语·宪问》),孟子却非常轻视管仲(见《孟子·公孙丑上》)。孔子也曾几次讲到齐桓公,还有一次评论了晋文公(参考《论语·宪问》),孟子却硬说:“仲尼之徒无道桓(齐桓公)文(晋文公)之事者”(《孟子·梁惠王下》)。孔子不讲井田,孟子却想复古,欣然替滕文公设计井田规划(《孟子·滕文公上》)。这些是孟子的拘泥处。

  孟子比孔子有进步的地方,主要是以民为重和君臣关系。这些,一则由于时代的进步,二则由于孟子“兼善天下”思想的扩张运用。孔子讲君臣关系,最多只是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而孟子则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孟子甚至答复邹穆公说:“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孟子·梁惠王下》),意思就是,你怎样对待人,人就照样回报你。君臣关系如此,君民关系更如此,没有单方面要求人家怎样怎样的。孟子而且更进一步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是当时极可贵的民贵君轻论。

  孔子不大相信鬼神,他的学生说,他不谈“神”(《论语·述而》),但《论语》一书中,只一万二千多字,却出现“神”字十七次,“鬼”字五次。《孟子》一书,共三万五千多字,几乎多于《论语》二倍,竟没有一次“鬼”字,只有一次“百神”字。孔子可能是无神论者,孟子真正是无神论者。

  孟子和孔子一样,“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庄子·齐物论》)。他们所谈的,基本上是治国、平天下的主张。但孔子也谈到历法,因为历法关系民生。孔子主张“行夏之时”(《论语·卫灵公》)。什么叫“行夏之时”呢?古人认为历法有“三正”通行于夏、商、周三代,夏代以建寅之月(含“立春”之月)为一年的第一月(岁首),商代以建丑之月(今农历十二月)为岁首,周代以建子之月(含“冬至”之月,即今农历十一月)为岁首。其实,这未必是夏、商、周三个朝代的不同历法,仅仅是春秋时代三个民族地区的不同历法。晋国是夏墟,行的是以建寅之月为正月(岁首)的历法;宋国是商墟,行的是以建丑之月为正月的历法;周朝以及鲁国行的是以建子之月为正月的历法。当然,建寅的历法,正月一般是立春之月,春、夏、秋、冬四时合于农时,便于农活,就在春秋以及西周,民间都行此种历法,所以孔子说“行夏之时”。孟子更懂得历法。他说道:“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孟子·离娄下》)。“故”是“所以然”的意思,用现代术语说,是客观规律。天极高,星辰极远,只要知道他们运行的规律,今后一千年的冬至日,可以坐着计算出来。孟子论治水,也说,一定要遵循水的规律。遵循水的规律,使用不着穿凿附会、自以为是的聪明智慧了。这是孟子的进步处,也是他的唯物主义的表现。

  但是一谈到“性善”、“行仁政”等等,孟子使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沼而不能自拔。讨论人性和对待自然物不同,尤其和对待天体运动不同。孟子却等同起来,说什么“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顺利)为本”云云(《孟子·离娄下》)。这话是说:“天下的讨论人性,只要能推求其所以然便行了。推求其所以然,基础在于顺其自然之理。”一切事物都有其“所以然”,都应该“倾其自然之理”。然而“自然之理”不是一时一人所能完全掌握的。不但天体运动如此,人的属性更是如此。“人性”不但有自然因素,还有更多的社会因素,尤其不能不打下阶级烙印。在生理学、心理学、社会科学没有发达,甚至尚未成为学科的时代,孟子一定要把人性和水比附,说什么“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这叫做瞎比附。如果性恶论依样画葫芦地说:“人性之恶也,犹水之就下也”,孟子怎么回答呢?

  孟子还有一套外推术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论。

  他说,有人突然看到一个小孩要跌下井去,都有惊骇而同情的心情。这心情便是自然产生的。同情之心是“仁”的萌芽,羞耻之心是“义”的萌芽,推让之心是“礼”的萌芽,是非之心是“智”的萌芽(节译自《孟子·公孙丑上》)。由看见小孩将掉下井的惊骇同情的心情,推而断定人人都有同情之心,又推而人人都有仁、义、礼、智的萌芽。然后又向外推以至于“万物皆备于我矣”(《孟子·尽心下》)。这种外推术,可以不要任何论证,便随心所欲地引导出自己的结论,无怪乎“外人”(孟子和孟子徒弟以外的人)都说孟子“好辩”(《孟子·膝文公上》)了。

  不知道是孟子这样的思想方法--比附和外推--导致孟子在论有关上层建筑范围的事物陷入唯心主义呢,还是孟子的唯心主义导致他采取这种诡辩术呢?总而言之,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比附以及外推的思维术,在孟子学说上,是结成不解缘的。

  第四节 孟子的悲剧和闹剧

  孟子一生不得志,主要是他自取的。他把事物分为两类,一类是本身有的,即内在的;一类是外在的。本身有的,如仁义礼智,“求则得之,舍(捨)则失之”,这是求而有益于得的。外在的,如富贵利达,这是求而未必能得的(节译自《孟子·尽心上》)。因此孟子虽然极想“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却不肯考察当时天下形势已容不得他执行复古的井田制;诸侯讲富国强兵以及合从连衡唯恐不足,更听不得“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孟子·离娄下》)的议论。无怪乎纵是逞其口舌,终不能说动诸侯,退而著书了事。和孟子出生稍后的商鞅,却在孟子尚未老迈之年,得行其法于秦,使秦孝公奠定富国强兵的基础。虽然死得很惨,但他那一套主张,仍然未被废除,终于导致秦始皇统一天下。商鞅是唯物主义者,孟子是唯心主义者,这或许是他们成败的关键之一罢。

  孟子虽然被称为“亚圣”(始于元顺帝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定于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年),在孔庙里陪着孔丘吃冷猪肉(当时叫“配享”),但到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却对孟子的重民思想极不高兴,甚至说:“这老头儿要活到今天,非严办不可。”洪武二十七年(1394)叫人把《孟子》所有有关重民思想的章节全行删去,书名《孟子节文》,连所引《汤誓》“时日盍丧?予及女偕亡”(《梁惠王上》)都删去了。共计删除八十五条,并且不准士人学习这些被删去的章节,更不准用它作考试题目。有一段时间,还把孟子牌位逐出孔庙,经人劝说才得恢复。这固然不能说是孟子的悲剧,反而反映他所以遭专制魔王的迫害,更觉得他重民思想的可贵。这只是孟子身后的一幕闹剧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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