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宗第一次统治期，1435—1449年
权力中心
1435年1月，宣德帝在他37虚岁时早死，由年仅8岁的幼帝朱祁镇（庙号英宗，1427—1464年）继位，这就暴露了明初建立的政治制度中固有的许多问题。虽然继位是完全合乎规定的，而且宣德帝两个儿子中的长子朱祁镇已经被立为太子，但是继承明朝皇帝宝座之事已经引起了种种问题。已经发生了朱棣进行的一次成功的篡位，而另一次宣德帝之叔朱高煦的篡位企图则在1426年以失败告终。
幼帝之登上宝座产生了新的问题和紧张因素，因为明代开国皇帝建立的制度规定，一切权力都归于皇帝，他必须在大学士和大臣们的协助下决定国家大事。对未成年的人的继位没有订出正式的条文。一个幼帝使这个专制的君主国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虽然没有人能正式成为摄政，但一个事实上的摄政集体必须建立起来，去处理国家大事。这样一种情况，如同王朝以后时期重新发生的那样，容易导致不合法的独裁权力的建立和不可避免地破坏中央领导的稳定。
宣德帝在短期患病后出人意外地死去，张太皇太后就领导了一个事实上的摄政团。她在朝廷中，不论在礼仪上和事实上都取得了最受人尊敬的地位。此外，在前一代皇帝统治时期，她作为皇太后已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政治的决策。她原是一个平民，而作为永乐帝的儿媳、洪熙帝之妻和宣德帝之母，她代表了和维持着王朝的延续性和合法性的某种门面。有一种史料认为，她最初提出让先帝之弟，即她自己的儿子襄王朱瞻墡（1406—1478年）作为皇族中的成年人登基，而不要她的孙子——那个儿童朱祁镇——继承皇位。但是正式的记载则说，她在后者的登基中发挥了作用。不论是何种情况，她都能保证取得强有力的地位；她在1442年快60岁时死去之前，一直很有影响。
与太皇太后同在摄政团的有大学士和宦官各三人。这三名大学士与张太皇太后一样，也体现了明代早年政权的延续性。他们是三杨，即杨士奇（1365—1444年）、杨荣（1371—1440年）和杨溥（1372—1446年），他们虽然都是南方人，但无亲戚关系。自从宣德帝在1426年登基以来，他们就在一起任职，而杨士奇和杨荣自永乐朝起，已为几代皇帝效过劳。他们都经验丰富，精明强干，掌握大权。
摄政团中的宦官都是司礼监的主要官员，而司礼监又在宫内宦官等级中具有最高的威信。他们是王瑾（活至1451年）和范弘（活至1449年），两人与金英（约活至1450年）一样，在前一代皇帝统治下已经牢固地树立起自己的权力。但是不久王振（？—1449年）就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是在内书堂受过严格书本教育和行政训练的最早的大太监之一；内书堂在1426年设立，它的成立直接违反了开国皇帝防止宦官受教育和参政的政策。
根据一份晚明的史料，为了给宫内妇女教课，永乐帝曾说服一批儒家的老师自愿净身，而王振就是其中之一，因此，王振进入内书堂就具有很大的有利条件；这就能说明他的权势迅速上升的原因。王振是北方人（山西人），与太皇太后同乡。他还年轻，在1435年秋季他被任命在司礼监工作时很可能才三十四五岁，比摄政团的其他成员要年轻得多。他还是幼帝的启蒙老师，对幼帝具有很强的个人支配力量。
当时摄政团的状况就是如此，其中大学士和司礼监宦官的人数为3比3，张太皇太后则为仲裁者。从新帝统治一开始，《英宗实录》经常提到少师、名誉兵部尚书、大学士杨士奇和其他人在制订政策时所发生的政治分歧的陈述，其语气好象一个完全有活动能力的皇帝控制着朝廷和政府。
另外一个体现了王朝延续性的有影响的人物是英国公张辅（1375—1449年），当时的一位资深军人。他是永乐帝一个妃子的弟兄（与太皇太后无亲戚关系）和永乐帝在篡夺皇位时的一个支持者之子，出身于一个显赫的武将的门第。他在1406至1408年曾率军入侵安南，在那里任职直至1416年，曾随永乐帝进行皇帝的最后三次远征蒙古的战役。永乐帝在遗诏中委以重任，要他确保皇太子继位；1426年他又是镇压朱高煦未遂的叛乱的关键人物。在15世纪30年代晚期和40年代的朝廷中，他虽然不过是一个挂名的头面人物，却是深受信赖和尊敬的元老政治家，一名幼帝的曾祖父的辉煌时代的活见证人，当时中国驱赶蒙古人和占领了安南。
随着太皇太后在1442年11月20日的死亡，政治形势发生了激烈的变化。这时皇帝已满16虚岁，已在6月8日与钱妃结婚，并已在太皇太后死前两天，即11月18日亲自上朝听政。杨荣已死于1440年，只剩下其他两名大学士，杨士奇这时75岁，杨溥将近70岁。重大政治变化的条件已经具备，正处于壮年时代的40岁的王振开始完全左右政治。太皇太后已经预见王振取得政治权力的危险性，所以在1437年晚期曾考虑命王振自尽，但她的年轻的孙子——英宗——和几名朝廷官员为之说情，使王振幸免于死。考察一下王振建立一种新型权力结构的步骤，对研究以后的明朝历史是相当重要的。
首先，他建立了对皇帝的个人控制。这名宦官曾是皇帝登基前的启蒙老师。后来，当年逾古稀的端庄的杨士奇负责新帝学习经典的工作并在讲课时肯定向新帝讲解国家和帝国的重大事情时，这个机智的宦官作为新帝的启蒙老师，继续施加影响对他进行控制，领这个儿童去观看更有兴趣的北京守军的训练场地。对幼帝来说，这个宦官依然不折不扣地是他的先生。
其次，他需要盟友。这名司礼监的宦官能够争取到一批政治上的追随者，其中有兵部尚书徐晞、锦衣卫指挥马顺和他的外甥副指挥王山，以及工部侍郎王祐。后来，他又能争取到拥有大权的兵部尚书王冀（1378—1460年），此人在幼帝登基前与幼帝有联系，当时他接受宣德帝的命令，曾组织一支儿童“军”，由年轻的太子指挥。由于军人在明朝起了如此重要的作用，而锦衣卫因从事军事以及情报和司法工作，也许又是皇帝权力中最有效最得力的工具之一，所以不难看出，以传统方式兼把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控制在手的王振，是多么容易地左右一切了。
当太皇太后在世并能使他毁灭时，王振是谨慎行事的，并能听从资深大学士的意见。但她死后，他说服年迈的大学士们不要积极参政而把起草诏令的沉重负担转给他人，其企图是把内阁的职责集中在他自己之手。在40年代初期，唯一积极活动的大学士是年轻的曹鼐（1402—1409年），他因其坚强的性格而著称。他的同僚马愉（1395—1447年）虽然是一个出色的进士，却依然是一般的官僚。在杨士奇于1444年和杨溥于1446年死后，其他三名在40年代后期参与起草诏书的大学士为高穀（1391—1460年）、陈循（1385—1462年）和苗衷（1370—1450年？）。他们都是杨士奇严格挑选的门生，但又都是平庸的人，在帝国问题迅速发展时毫不得力地在内阁任职。他们都不能对付这名不久将成为一个有力的独裁者的司礼太监操纵权力的巧妙的手段。
朝廷尊敬他，听从他，奉承他，主要是因为年轻的皇帝仍敬慕和尊重自己以前的老师。但是年长的朝廷官员一定因他是一个能干的（即使是缺乏经验的）官员而敬重他。据说他聪明机敏，具有相当强的个人魅力。他们也一定把他看成一个政治操纵者而害怕他。经过了一段时期，肯定是在15世纪40年代中期，他显然开始发展了某种妄自尊大（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难以避免的），自认为是周公第二，独断地决定国家的重大问题，压制批判，甚至滥杀他的对手。
如同明代宫廷政治中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一名突然发迹的宦官迟早会把皇帝的权力当作自己的权力来利用，即使在他完全依附于皇帝的意志和喜怒时也是如此。王振就是这类人的第一个例子：他甚至威胁恫吓最高级的官员，把妨碍他的人投入监狱，有时还把他们处死。天子本人、他的宦官助手和顾问们以及锦衣卫三者的联盟在明代即将成为一种典型的权力结合，而它在这时开始形成了。
民间动乱
因此，摄政团似乎已经建立起一种可行的政府制度，它使中央的权威至少顺利地行使到15世纪40年代以前，尽管缺乏一个成年的皇帝。但在全国，出现了许多事态发展不妙的迹象。宣德帝以真心地关心人民的福利和有效率的行政而著称于世。但他的忧国忧民的心清未能防止自然原因引起的社会动乱，也不能消除大大地加剧动乱的独断专行的政府政策。对15世纪20年代数千名武装造反者与官府对抗的山东叛乱，朝廷仍记忆犹新。
动乱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实行徭役制度的方式。最初南京需要大规模的徭役劳动，因为那里许多建设仍在继续，但是特别在北京随着此城被改造成“世界中心”，大规模的建设不断在进行。此外徭役劳动提供了政府和皇宫所需要的大批货物和物品以及用于许多重要劳务的人力。这类劳务的履行不仅仅难以负担；而且它们的实施非常苛刻，以致引起了一个更有效率和对人民情绪更加敏感的政府本来可以避免的愤怒。
过分要求的结果是普遍逃避徭役。例如在1438年，几千名工匠-手工业者要么是逃避劳役，要么是被武力围捕去履行他们的义务。在有些地区，大批人民干脆逃离故土而成为逃亡者。1438年，山西省的繁峙有一半以上的登记人口干脆不知去向，而同省的翼城据说已有一千多人潜逃，而任其土地荒芜下去。1440年，据说有人看到一伙伙数以百计的流浪占地者沿路扎营，企图以野果和树皮为生。1445年，在陕西省渭南和富平的饥荒地区，据说人民关门闭户，四出寻找食物。这种成批的出走并不仅仅发生在西北的贫困区。据说1441年浙江的金华已经丧失了它登记人口的40％，而在邻近的泰州的有些地方，只有1/3的户留下。类似的情况也影响到福建，1449年此省的延平和沿途千里的一些内地的府都被遗弃，人民躲藏，土地荒芜，税赋不收。
勉强糊口的生活水平使人们没有余力去度过和解决由地主或税吏的需要以及徭役制度所加剧的艰难日子和匮乏，由此引起的这类社会动乱对农村秩序的稳定是一种经常的、不断出现的威胁。
但是，把所有这种苦难都归咎于政府的苛政也是很不公平的。英宗统治初期是屡次发生自然灾害的时期。西北的山西和陕西两省在1437年以后连续遭受严重的干旱，最后导致1444和1445年的大饥荒。大量粮食不得不从河南的粮仓调出，以救济苦难。1448年，又一次旱灾和蝗灾打击了西北。另一个经常容易受灾的地区是从徐州往南直至淮河流域和长江的江北。1434年这里受饥荒的打击。1436、1437和1444年发生了严重的水灾，1447年又发生了大范围的饥荒。
华北平原和山东在1435年遭受旱灾和蝗灾；1436和1439年黄河和大运河决口，引起大洪水和使许多人丧生，1440年黄河又发洪水，接着在1441年又发生了水灾。1442年，旱灾和蝗灾打击了山东和河南，使山东的许多人放弃其田地。另一次始于1448年的严重水灾将在下面叙述。长江中游的一个主要产粮区湖广省在1434、1436、1441、1444、1446和1448年遭受局部的饥荒。甚至富饶和多产的江南区和浙江也受灾：1440年严重的水灾打击了江南的苏州及邻近的城市；1440和1441年浙江发生了饥荒。1445年，浙江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和一次很可能是流行的瘟疫，造成了很高的死亡率。1446至1447年洪水侵袭江南，在1448年旱灾又接着发生。
政府并不仅仅是消极地袖手旁观；它批准大规模地减免税赋——在1447年饥荒中，仅江南就减免了150万担税粮。此外，特别在关心这些事情的太皇太后死前的时期，政府常常以很高的代价迅速救济受灾者。
1448年，政府面临一场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开封东北的黄河堤坝决口，河水往东流入今东海不远的黄海。1449年的另一次堤坝决口使部分黄河河水流入涡水，然后进淮河再向南流入海。除了淹没大片土地并造成大面积的破坏、高死亡率和人民流离失所外，这次洪水还严重地影响大运河在山东的一段。沙湾堤坝连续几次决口，那里是黄河和运河在山东西部汇合之处，运河丧失了大部分水源。
由于北京深深地依赖运河运输的货物和粮食，京师处于其南方的供应来源被切断的危险之中。这些洪水和泛滥在15世纪50年代继续发生，需要一项将持续多年的水土保持工作的有力的计划。这些将在下面详予叙述。虽然此后多年没有关于再发生大灾害的报告，但黄河的泛滥和制服泛滥所需的经常水土保持工作，将一直是明朝灭亡以前的一件令人关心的大事。
中国东南部的一场大起义
民众的不满、贫困、过重的税赋、沉重的徭役需求和对佃农的过度剥削，这些不同的因素结合起来，造成了15世纪40年代福建山区及邻近的浙江和江西一些地区两次独立的而又互相联系的起义。
在这两次互有关系的起义中，有一次最初是在浙江福建交界的山区劳动的银矿矿工的动乱。对明朝政府来说，白银当然是非常重要的，银矿的开采由政府控制。控制一般由地方官员来实施，他们要求过高的生产定额，并对偷盗银矿产品的人处以死刑。约在1444年，浙江南部处州衙门的一名前下级官员叶宗留已经转而去偷盗官办的银矿，这时开始率领一伙日益扩大的有不满情绪的矿工，并在福建浙江交界处非法地“采”矿。三年后，即在1447年，叶宗留公开造反，在矿工和周围地区的村民中吸引了大批追随者，并开始按军事方式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训练。
在稍后的1448年3月，一批福建西北和江西交界处的佃农——原属于新建的地方治安部队——也造反了。起事的主要原因是当地的地主对佃农过度的剥削，他们除了正式的地租外，还迫使佃农送季节性礼物。邓茂七和邓茂八兄弟二人拒绝照办，并鼓动他们的村民伙伴们拒付这些额外的花费。与地方民兵冲突的结果是造反者轻易地取胜，因为造反者除了熟悉本地的地形和情况外，已经接受了军事训练和掌握了本地的武库。
在1448年下半年和1449年初期，两起起义的人数都有增加，它们所影响的地区也比以往更大。叶宗留自封为其造反的追随者之王，而邓茂七则自称闽王。据说左道旁门的经卷已在流传，两个集团的造反者则歃血为盟——这些是一个严重的大起义开始阶段的典型行动。虽然这两个运动始终没有结合，但它们有着联系，有时还协同行动。
战斗和劫掠集中在福建北部的内地。邓茂七的起义始于沙县周围地区，然后向东北扩大到延平。省的官军在寻找造反者并进行打击时有一定的困难。起义者依靠艰险的地形进行战斗，他们的领袖很有战术头脑，并且在初期多次取得胜利。六个月后，当朝廷在1448年9月下令征剿时，它任命佥都御史张楷（1398—1460年）为指挥官，此人胆小无能，事实证明是一个最不称职的将领。在一开始，由于已经盘据在铅山矿镇之南的江西福建交界处的叶宗留叛乱团伙的阻挠，集结在江西东北的张楷的军队不能打击邓茂七的部队。经过了长期的犹豫后，官军打败了叶的部队，在1448年12月把叶杀死（有一种史料则说叶死于造反者的内讧）。但在新领导的率领下，他的造反者退入山区，打败了追逐者，然后撤至浙江南部的老根据地，在1449年8月最后被打垮之前，他们还在那里围攻过处州。
与此同时，邓茂七的造反者发现形势对他们不利。1449年1月，他们在建阳惨败。2月，邓氏弟兄被一倒戈的叛乱头目出卖，遭到伏击而被捕。他们被解往北京公开处决。但是新的领袖们——其中最重要的是邓伯孙——接管了仍在福建西北流窜的起义者残部。1449年5月，官军在沙县附近抓获了这些新领袖，但是叛乱团伙继续在这些地形艰险的交界地区不时地劫掠，直至1452年。叶宗留的造反者残部还继续活动了几年。
尽管两起叛乱在心怀不满的矿工和贫困的佃农中吸引追随者时起初取得一些成就，它们始终未能集结大批追随者。起义者从未达到控制地盘或夺取县城的阶段，尽管他们的领袖自封响亮的称号，他们依然是成伙的流窜盗寇。他们不能成功的一个基本原因是，这个区域的地方官员答应给村民免除徭役三年。由于对采矿章程作了改革，降低了过高的生产定额，取消了盗矿者的死刑，矿工的不满情绪也缓和了。这说明了一个事实，虽然土地分配的不均以及土地主和耕作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引起的长期问题在农村地区产生了各种弊病和压力，但只要官员的贪污行为和错误的行政能够消除，政府的苛刻的政策能够缓和，政府是不难平息这类农村动乱的。
西南边界：麓川之战
在15世纪40年代期间，明军在偏远的西南屡次卷进了引人注目而情况多少不明的战役，作战地点在古缅甸路一带：这条路从大理经永昌至今之八莫，然后或顺伊洛瓦底江而下进入缅甸，或往西经亲敦江河谷进入印度东北。蒙古人曾在1253年征服云南高原，又在大约30年后入侵缅甸盆地。但他们的征服是有限的和一时的。在元末时期，居住在四川西部和缅甸北部的掸族成了这个地区的统治力量。掸人统治了缅甸主要的国家阿瓦；其他北缅甸的独立国家包括孟养和麓川，这块地区大致相当于现在云南西南的德宏自治州及其邻近的几个地方。在元末明初，麓川在缅甸北部巩固了它的领土；1385至1387年它入侵云南没有得逞。最后达成一个协议，协议规定它的统治者接受中国人的保护。
1413年，麓川国由有野心和侵略心的统治者思任发统治，他逐渐扩大他的领土，并袭击中国的领土。尽管云南几次要求征剿他，但中国朝廷认为征剿花费太大，在1436年他威胁金齿（永昌）之前拒绝行动。1439年云南总督沐升奉命率领征自贵州和湖广的部队向他进攻。经过了一场激烈而难分胜负的战斗后，思任发在1440年派一纳贡使团来朝廷。但战斗继续进行，1440年中国军队大败。
朝廷这时被迫采取更激烈的措施。云南军被建立起来，并得到四川、贵州和湖广军队的增援。1441年初期，这些军队由司礼监的宦官王振的亲密助手王冀统率。1441至1442年，王冀的军队大败掸族部落民并占领了思任发的大本营，虽然它也遭受严重的损失。思任发逃至阿瓦。1442年晚期，王冀回到云南，试图与阿瓦和其他几个掸族王国——特别是木邦（兴威），它要求取得麓川地区——谈判一项协议。他的尝试证明失败了；1443至1444年，王冀进攻阿瓦的领土，但未取得决定性的结果。1444年，朝廷威胁说，如果阿瓦不交出思任发，就要把它摧毁。1445年，阿瓦向王冀的军队投降，但思任发已经自杀。
思任发之子思机发在此期间已经控制孟养，并派纳贡使团前来朝廷。但他拒绝亲自来北京。阿瓦王要求中国人与他联合讨伐孟养。王冀在1448年至1449年率大军进行了这次新战役。他与阿瓦和木邦的军队一起跨过伊洛瓦底江，思机发被击溃。有些史料声称王冀已经占领孟养。但结果思机发之弟思卜发获准继续控制孟养；王冀还与他商定，掸人决不再越过伊洛瓦底江。思卜发及其继承者仍控制伊洛瓦底江以西的领土，并继续向北京纳贡，直至16世纪。1454年，作为阿瓦自己、木邦和中国人之间总的领土协议的一部分，阿瓦终于把思机发交出，思机发在北京被处决。
如同有些史料所说，这些漫长和耗费巨大的战役可能给缅甸北部的本地民族留下深刻的印象。但这个地区没有长期平定。1474年，掸族内部的部落战争再次爆发，在缅甸北部，动乱一直持续到16世纪中期。但是王冀进行的这些代价很高的战役确实达到了一个目的。它们在明朝以后的时期巩固了中国人的控制，而且也的确巩固到如今。
这次“向热带进军”的幕后人物无疑是王振，他出于个人自我膨胀而去煽动和继续进行西南的战役，正当地遭到了指责。大批军队投入了战斗。但是他们是西南的地方军队，对这个时期的首要防御战略——在华北防御蒙古人——来说无关紧要。的确，这几次战役一定耗费了大量资金，而且像宦官曹吉祥和蒋贵等有经验的将领本应更充分地在北方受到重用。但是北方的边防暂时还完整无损，并且能够击退来自草原的任何威胁。对王振这一朝廷的中心人物来说，边远西南的捷报有助于支撑他作为政治家的声誉，而胜利又可以用帝国防御的少量实际代价取得。当时的和后世的历史学家一样，都用他卷进西南这些战役的错误的经历来帮助解释他后来在北方边境所犯的严重得无法比拟的错误（这次错误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皇帝的被俘）。但是如同下文所述，二者完全是两回事。
“蒙古威胁”的老问题
在整个明代，中国人和朝廷一直十分担心蒙古的“威胁”，这种担心是中国人经历了蒙古人的征服和元朝统治的后遗症。蒙古人的威胁依然是这个时期对外关系的首要问题，并且在16世纪后半期之前继续使防御思想蒙上了阴影。已经回到其草原游牧地的蒙古部落在中国留下了大批同胞，其中有几千人成了新的明朝军队的军官。这些人自己还在怀念过去的光辉业绩，并且模糊地希望蒙古人的大汗国可能以某种方式得以重建。但是在永乐帝在他们的故土几次击溃蒙古军队或至少把他们驱散以后，三个独立的蒙古人集团逐渐在中国边境一带定居下来：它们是东北的兀良哈、后来在中部组成察哈尔汗国的鞑靼人或东蒙古人，以及生活在远至蒙古西北的瓦剌人。
三个集团经常对立，它们的力量对比也不断变化。只要永乐帝未能降服的蒙古主要领袖阿鲁台仍在活动，他就能指望去征服和重新统一各个蒙古部落，虽然他与各种集团经常交战。但是在1434年，他在一次征讨瓦剌人的阋墙之争中被杀。他的儿子向明朝投降，瓦剌人很快成了各部落中最强大的集团，并且开始把蒙古人重新统一在他们自己的领导之下。他们的领袖、曾经打败阿鲁台的脱懽已经把瓦剌诸部落团结在一起，并将他的女儿嫁给东蒙古人的年轻的汗王。在他死后，他的儿子也先开始侵犯明朝的领土。1443和1445年，他攻打哈密，到1448年已在那里进行有力的统治。他还屡次试图策反守卫甘肃西部的沙州和赤斤的蒙古卫。在东北，他把势力扩大到满洲的兀良哈诸卫，这样，他的势力从今之新疆一直扩展到了朝鲜边境。
中蒙关系中的社会经济因素
不论在不同部落之间，或是在中国人和蒙古人之间，经常发生的对立和内部乱动中存在着明显的经济因素，即不断地寻求和保有水源和牧地，以及希望在贸易时得到庇护。与明帝国建立能够顺利进行交往的动力也受经济的制约——沿北方边境各地的茶市马市，特别是在山西大同的这类集市发挥了这种作用。吸引蒙古使者的物品不仅仅有茶，而且有各种丝绸、贵重器皿以及种类繁多的商品，特别是铁器。蒙古人派遣越来越多的使者到这些边境集市：到15世纪40年代后期，一年派来的使节超过两千人。由于中国东道主除了付款购买他们带来交易的马匹外，还不得不向众多的武装骑士供应食宿，这种“纳贡使团”终于成为一种几乎不加掩饰的胁迫形式，并且除了对中国边境的安全造成一种长期存在的威胁外，还给国库增加了沉重的负担。
中国人和蒙古人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在洪武帝和永乐帝程度不同地降伏了不安分的蒙古部落以后，关系起初在邻邦往来的基础上正常化了。大批蒙古人居住在中国人的国土上，成了中国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与中国的家庭通婚和取中国的姓名。另一方面，中国的商人深入草原区与蒙古的部落领袖交易，他们发现后者有接受能力，并且急于获利和享受个人安乐。
居住在靠近中国定居社会边境的蒙古人变得更加依靠获取中国的农产品为生。他们甚至开始种植荞麦和大麦，以改善主要来源于羊群的另外一种不安定的生活。时常发生这种情况：某个蒙古部落领袖会不时请求中国政府给予土地，以给其人民提供比广袤但靠不住的草原游牧生活更安定的生活。蒙古人与他们高度机动的好战部落，一直试图取得中国的定居社会所生产的财富，其方式不是通过多少有利可图的屈服或称臣，就是采用粗暴的武力。蒙古人与明朝建立关系的主要目的不再是去征服世界，而完全是为了生存和巩固脆弱的草原经济。
茶市和马市
中国人最重要的战略需要是为庞大的常备军取得充分供应的马匹。中国本身产马很少，而且马的品种不佳。14世纪60年代后期元蒙军队被赶出中国以后，明军对马匹的迫切而经常的需要最初是在中国西南的四川、云南和贵州通过以各种专卖的商品——如茶、盐和纺织品——换取马匹来解决的。但是对西南的依赖是短暂的，大约只维持到1387年，这时北方诸省——特别是山西省——成了购买马匹的更重要的来源。政策的变化部分地是中国与草原民族恢复贸易的结果，但因帝国首都在15世纪20年代从南方北迁到北京而加快了。此外，在永乐时期对蒙古的几次征讨中，中国的军队经过几次胜利的战斗后，并且由于夺取了边境的牧马场地，能够增加其战马的数量。
但是，这些都是非固定的收获。北方边境的固定和正规的马匹收购主要通过专卖的茶与马匹的易货贸易进行，而且政府的明确的政策是把这项茶马贸易置于它的严格的控制之下。易货贸易不是在蒙古边境而是在陕西西北（今之甘肃）的西宁、河州和洮州进行，那里设有专门的茶马贸易司。易货贸易每三年进行一次，规模很大。官方的贸易定额规定，在每个茶马市场，100万斤（150万磅）茶将换得1.4万匹马。大部分的马由青海地区的游牧部落饲养，它们的酋长被授予金牌形式的纹章。纹章的一半由朝廷保存，相配的一半由各该部落长持有，以表示他们有进行这项贸易的资格。
1449的土木事变（见下文）使这项官方的边境贸易中断了一段时期。它在天顺年间（1457—1464年）以后才恢复。在此间歇期间，马匹通过与其他国家——朝鲜、日本甚至琉球群岛——的易货贸易取得。与朝鲜的规模较小的官方马匹交易在这个世纪的初期已在进行，而在1407至1427年的20年中，朝鲜已提供了1.8万匹马。1450年以后，这项贸易重新恢复，提供了两千多匹马；朝鲜的纳贡使团每匹马收5匹丝绸，再加上数量不定的白银和薄纱。琉球政府偶尔也以马换取丝绸、瓷器和铁器。
1470年以后，边境的马匹交易得以恢复，但它日益落入私商之手。新的茶区已在汉中（陕西南部）发展起来，这个地区的产品由私商在直接交易中开价收购。到1500年，约60％的茶马易货贸易由私商进行。这种状况容许在整个16世纪继续下去，这说明马匹交易在保持中国军队成为一支打击力量方面的重要性。解决缺乏马匹的一个长期办法是最后在中国农业经济中发展一种新的养马制度。
军事形势
根据15世纪初期中国对外关系的总格局及由这些对外关系产生的战略问题，15世纪30和40年代的防御政策，特别是在关键的北方边境地带，显然是远远不够完善的。洪武帝和永乐帝征讨蒙古人的几次战役取得的巨大胜利使国家在一定程度上筋疲力尽和不愿在国境外进行干涉主义的行动，也许最为危险的是，使国家对已取得的成就产生很不现实的自满情绪。在永乐帝死去之前，政府已开始把边境的守卫部队集中在新的首都北京的周围，似乎军事领导层对未来的危险已有某种预感。永乐帝死后，边将和内阁的大学士都就边防的缺陷提出过警告，但他们的抗议被置之不理。1435年和1438年，对边防作了小的变动——关闭一个战略要隘和加强警卫哨所。但在其他方面一切听之任之，继续不予改变，直至1449年。
不但缺乏任何新的战略思想，而且明初期建立的军事建制自永乐帝统治时期起已经严重地缩减。地方军队的卫所兵制到1438年已经丧失了原来的约250万兵力的一半，125万士兵已经脱离世袭的行伍而没有得到补充。同时，旨在供养军队的边境一带的整个屯田制度已经任其变质。粮食被私人售出，土地被侵吞或出售。军官往往变成土地主，他们的士兵则沦为农场的劳工。这使地方供养军队建制的整个制度陷于混乱，需要把大批粮食从内地省份运到边境，从而给经济带来严重的影响。到15世纪中期，这个制度既不能充分提供军队所需的人力，也不能充分提供军队的后勤支援及部队的训练和军事技能。
但是，不应把永乐帝统治以后的这种总的退化看成王朝开始全面衰落的迹象。它不如说是一种古老的中国传统造成的结果，这种传统的根子是国家的农业结构；也不如说是特殊类型的军队——农民军队——造成的结果，它们的士兵更多地被视为徭役劳动者而不是当作职业士兵，更多地被视为征募兵而不是当作志愿兵，而且在这种军队中甚至包括被判去服兵役的罪犯。这样的士兵从全国各地轮流调往北方边境，在条件很差的环境中生活，以致丧失了战斗意志。一有机会，他们宁愿开小差而返回故乡，或者逃往南方各省去寻找新的生活，甚至到中国官府势力所不能及的蒙古人定居地去避难。他们的军官也一样；他们十分热衷于贪污应付给那些开小差或潜逃的士兵的饷银和口粮，从中大饱私囊。整个军事体系产生于对待军队的一种主要的官僚主义态度。因此，15世纪中期的形势不是产生于王朝的衰落，而是产生于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经济状况中的根深蒂固的思想和实践。
快到永乐统治期末年时，当时华北的实际防御设施已经形成。几次深入蒙古的征讨虽然取得胜利，却不是决定性的，蒙古军队没有被消灭。因此，中国撤去长城一线之北的守军并把防御体系集中在北京周围是有充分的理由的。必须记住，当时的边境本身只是以一系列自永乐时代起已经熄灭的烽火台作为标志，仅仅由中国的骑兵巡逻。在15世纪70年以前没有长城；保卫北京的唯一坚固地建造的城墙是北京城本身的砖面墙，它有九个要塞化的城门，在1445年刚竣工。
北京北部的防御体系是以山西北部的两大卫戍城市宣府和大同为基础。宣府是主要的卫戍中心，驻有9万名士兵。大约3.5万这样的士兵承担实际的防御任务，5.5万士兵则在训练之中。这些士兵中有2.5万为骑兵，宣府的守卫有充分供应的火器：除了约9万支轻型手操纵火箭外，各配备了3000件重臼炮、轻型的手雷和信号炮。宣府基本上是一个挡住从西北向北京进逼的固定的要塞。大同的自然防御设施远不如宣府的设施可靠。它的军队以骑兵较强。它的指挥集团包括两名游击将军。它的兵力中有3.5万匹马，其中1万匹马留在城内。大同一直是山西边境的一个危险地点，在一个生产力极低的区域维持这样一支军队的后勤费用是很高的。为要塞提供足够粮食和为如此众多的战马提供饲料，意味着源源不断的供应车辆要进入这一人烟稀少的区域。这个防御三角形的第三条边是北京本身，它的附近驻守着约16万名士兵。再往南，中国东北其他地方（山东、北直隶和河南）的守军则作为后备部队。
第一条防线是一连串的边境卫所，根据设想，这些卫所应该在主要卫戍部队大本营之一派出打击力量以前牵制敌人和推迟他们的前进。在洪武时期，长城一线以外的东胜、万全、广宁和大宁的驻守地，作为一条防御的外线和对收集情报来说，都是极有价值的。但是，这些边境哨所已被撤回。例如，多伦的边境指挥部到15世纪40年代已被撤至今之张家口附近的独石口。边境的缓冲区被放弃。外沿的东段和中段的总指挥部宣府离京师只有100英里。整个防御体系缺乏纵深，而实际的边境守卫哨所事实上兵员远不足额，战斗力比宣府指挥部或北京想象的要弱得多（其原因已如上述）。整个战略依靠的是在敌人进攻时所作的迅速而有力的反击，这个方案在有效率的指挥结构和有能力的领导下也许是可行的，但是如果没有这种条件，则充满了危险性。
1446年当真的进攻发生时，这些必要条件都没有具备。
土木之灾
前面谈过也先已经重新统一蒙古各旗和在沿满洲到哈密的整个中国边境区建立其权威的过程。明朝廷没有对他采取有力的措施，并且肯定低估了他在蒙古人中的权威和他的军事力量，而仍把东蒙古的脱脱不花汗当作真正的统治者。1448年，明朝廷接纳了一个瓦剌纳贡使团，当它试图索取过高的款项以偿付他带来的马匹时，被王振所拒。根据某些记载，有些通译为突出这种侮辱，曾未经官方批准而提出建议：也先可以把其子入赘明朝的皇室。当也先试图为王朝通婚进行一次谈判时，对上述的非官方建议毫不知情的朝廷断然加以拒绝。
不管这些报道的真实性如何，也先在1449年7月大举入侵中国。他兵分三路发动进攻：脱脱不花率兀良哈各旗进入辽东袭击；他的部将知院阿剌围攻宣府；他本人向大同进军。他的军队在大同东北的阳和击溃了供应很差和领导无能的中国军队，并且直逼大同。这时朝廷采取了一个反常和完全荒谬的决定。年仅22岁的皇帝在王振鼓动下要亲自率军与也先的部队交战。也许是西南的胜利和在福建镇压叛乱者成功的捷报的结果，皇帝本人及其顾问们同样都过高估计了军队的力量。也许是皇帝受到了在幼时与其卫兵玩军事演习游戏的鼓励，相信自己能够在战地指挥一支军队。也许是其声誉因南方诸战役而提高了的王振认为明军是所向无敌的。
朝廷对这个决定大为震惊，并提出抗议，力劝皇帝不应亲自冒险。但这些抗议在王振的鼓动面前被置之不理。8月3日，皇帝指定他的异母兄弟朱祁钰在他亲征期间摄政，一支大军（有的说有50万士兵）匆忙组成。以皇帝为首的指挥部包括20个有战斗经验的将军和一大批高级文官，由王振担任战地统帅。这支大军准备不足，供应很差，领导无能。这次征讨即将成为明代最大的一次军事惨败。
皇帝于8月4日离开北京。其目标是穿过居庸关的内部城墙前往宣府，再向西进军直奔大同。然后计划从大同出发率军深入草原征讨，再通过蔚州和紫荆关沿南面一条较少暴露的路线返回北京（见地图）。返回路线之所以这样计划，部分地是为了避免在一个季度内因大军两次穿行而骚扰农村，部分地是因为宦官统帅王振的家乡和产业在蔚州附近。据说军队带有一个月征战的口粮；所以深入草原进行的打击必须是短暂而猛烈的。
从一开始一切都出了问题。行进的军队因大雨不断而陷入泥潭。那些希望先在居庸关然后在宣府停止进军和把皇帝送回北京的文官武将不断提出反对的意见。王振则报之以更加傲慢狂暴的专横态度。8月12日，有些朝臣认真讨论了暗杀王振、让御驾回銮北京和让武将们率军前往大同的可能性；但是密谋者缺乏勇气去实现他们的计划。8月16日，军队踏上了遍布尸体的阳和战场，也先率领的蒙古人已在那里屠杀了由王振的宦官门徒之一带领的一支大同部队。当皇帝在8月18日抵达大同时，这名宦官和其他守卫指挥官的报告使王振相信，深入草原的战役实在太危险。因此决定班师，并且宣称“远征”已取得了胜利的结局。
8月20日，军队向蔚州前进，但这时士兵们变得越加不安分和不守军纪。王振担心如果他们通过他的家乡，他们将对他的庄田造成不可弥补的破坏，于是这时他又采取了一个灾难性的决定：向东北进击，沿原来的路线返京，这样当然就会暴露在蒙古人的攻击之下。到8月27日，混乱不堪的军队抵达宣府。8月30日蒙古人攻击宣府东部的后卫部队并将其消灭。一支强大的新的后卫骑兵被派遣去保卫皇帝一行。它的指挥将领是年迈无能的朱勇，他把部队直接领入鹞儿岭的蒙古人伏击圈：这支部队也被消灭。蒙古人在主力军后面只有15英里。8月31日，军队扎营于土木驿站。有城墙的怀来镇只在前面八英里之处，距离很近，官员们力促皇帝进城避难。但王振再次拒绝，因为这样将意味着放弃他自己的大批行李，于是把群臣压制了下去。
士兵们在土木的扎营地无供应人马的水源。也先派一队人马阻止他们接近营南的一条河流，并且逐渐地包围了中国军队。9月1日清晨，蒙古人开始阻止明军毁营前往怀来，然后提议谈判。王振不理睬他们的主动表示，仍然命令军队向河靠近。这时中国军队处于极度的混乱之中。蒙古人于是大举进攻，中国的士兵惊慌失措。军队被击溃：共丧失了约原来兵力的一半，无数的兵器、甲胄和战争物资被遗弃在战场上。所有中国的高级将领和朝臣（包括宿将张辅和两名大学士曹鼐和张益）被杀。根据有些记载，王振被自己的军官杀死。皇帝于9月3日被俘，被送往宣府附近的也先的大营。
王振和皇帝的美梦就此破灭。整个远征本来没有必要，而且考虑不周，准备不足，而王振不负责任的决定更把它变成了一次十足的灾难。对也先来说，他对这次胜利的规模（据有些史料，土木之战是由只有两万名蒙古骑兵的先锋部队打赢的）和皇帝十分意外的被俘在思想上毫无准备。这时北京在他面前已经门户洞开，毫无防卫。如果他充分利用他的优势，那么他的收获是无法估量的。事实上，他决定把被俘的皇帝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带着他的士兵能够携带的战利品回师，再去集结他的人马。［1］
［1］ 吴缉华：《论明代前期税粮重心之减税背景及影响》[572]，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83]，Ⅰ，第113页。要了解这种田赋的减征，见本章黄仁宇前面的评述及注119。
权力中心
1435年1月，宣德帝在他37虚岁时早死，由年仅8岁的幼帝朱祁镇（庙号英宗，1427—1464年）继位，这就暴露了明初建立的政治制度中固有的许多问题。虽然继位是完全合乎规定的，而且宣德帝两个儿子中的长子朱祁镇已经被立为太子，但是继承明朝皇帝宝座之事已经引起了种种问题。已经发生了朱棣进行的一次成功的篡位，而另一次宣德帝之叔朱高煦的篡位企图则在1426年以失败告终。
幼帝之登上宝座产生了新的问题和紧张因素，因为明代开国皇帝建立的制度规定，一切权力都归于皇帝，他必须在大学士和大臣们的协助下决定国家大事。对未成年的人的继位没有订出正式的条文。一个幼帝使这个专制的君主国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虽然没有人能正式成为摄政，但一个事实上的摄政集体必须建立起来，去处理国家大事。这样一种情况，如同王朝以后时期重新发生的那样，容易导致不合法的独裁权力的建立和不可避免地破坏中央领导的稳定。
宣德帝在短期患病后出人意外地死去，张太皇太后就领导了一个事实上的摄政团。她在朝廷中，不论在礼仪上和事实上都取得了最受人尊敬的地位。此外，在前一代皇帝统治时期，她作为皇太后已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政治的决策。她原是一个平民，而作为永乐帝的儿媳、洪熙帝之妻和宣德帝之母，她代表了和维持着王朝的延续性和合法性的某种门面。有一种史料认为，她最初提出让先帝之弟，即她自己的儿子襄王朱瞻墡（1406—1478年）作为皇族中的成年人登基，而不要她的孙子——那个儿童朱祁镇——继承皇位。但是正式的记载则说，她在后者的登基中发挥了作用。不论是何种情况，她都能保证取得强有力的地位；她在1442年快60岁时死去之前，一直很有影响。
与太皇太后同在摄政团的有大学士和宦官各三人。这三名大学士与张太皇太后一样，也体现了明代早年政权的延续性。他们是三杨，即杨士奇（1365—1444年）、杨荣（1371—1440年）和杨溥（1372—1446年），他们虽然都是南方人，但无亲戚关系。自从宣德帝在1426年登基以来，他们就在一起任职，而杨士奇和杨荣自永乐朝起，已为几代皇帝效过劳。他们都经验丰富，精明强干，掌握大权。
摄政团中的宦官都是司礼监的主要官员，而司礼监又在宫内宦官等级中具有最高的威信。他们是王瑾（活至1451年）和范弘（活至1449年），两人与金英（约活至1450年）一样，在前一代皇帝统治下已经牢固地树立起自己的权力。但是不久王振（？—1449年）就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是在内书堂受过严格书本教育和行政训练的最早的大太监之一；内书堂在1426年设立，它的成立直接违反了开国皇帝防止宦官受教育和参政的政策。
根据一份晚明的史料，为了给宫内妇女教课，永乐帝曾说服一批儒家的老师自愿净身，而王振就是其中之一，因此，王振进入内书堂就具有很大的有利条件；这就能说明他的权势迅速上升的原因。王振是北方人（山西人），与太皇太后同乡。他还年轻，在1435年秋季他被任命在司礼监工作时很可能才三十四五岁，比摄政团的其他成员要年轻得多。他还是幼帝的启蒙老师，对幼帝具有很强的个人支配力量。
当时摄政团的状况就是如此，其中大学士和司礼监宦官的人数为3比3，张太皇太后则为仲裁者。从新帝统治一开始，《英宗实录》经常提到少师、名誉兵部尚书、大学士杨士奇和其他人在制订政策时所发生的政治分歧的陈述，其语气好象一个完全有活动能力的皇帝控制着朝廷和政府。
另外一个体现了王朝延续性的有影响的人物是英国公张辅（1375—1449年），当时的一位资深军人。他是永乐帝一个妃子的弟兄（与太皇太后无亲戚关系）和永乐帝在篡夺皇位时的一个支持者之子，出身于一个显赫的武将的门第。他在1406至1408年曾率军入侵安南，在那里任职直至1416年，曾随永乐帝进行皇帝的最后三次远征蒙古的战役。永乐帝在遗诏中委以重任，要他确保皇太子继位；1426年他又是镇压朱高煦未遂的叛乱的关键人物。在15世纪30年代晚期和40年代的朝廷中，他虽然不过是一个挂名的头面人物，却是深受信赖和尊敬的元老政治家，一名幼帝的曾祖父的辉煌时代的活见证人，当时中国驱赶蒙古人和占领了安南。
随着太皇太后在1442年11月20日的死亡，政治形势发生了激烈的变化。这时皇帝已满16虚岁，已在6月8日与钱妃结婚，并已在太皇太后死前两天，即11月18日亲自上朝听政。杨荣已死于1440年，只剩下其他两名大学士，杨士奇这时75岁，杨溥将近70岁。重大政治变化的条件已经具备，正处于壮年时代的40岁的王振开始完全左右政治。太皇太后已经预见王振取得政治权力的危险性，所以在1437年晚期曾考虑命王振自尽，但她的年轻的孙子——英宗——和几名朝廷官员为之说情，使王振幸免于死。考察一下王振建立一种新型权力结构的步骤，对研究以后的明朝历史是相当重要的。
首先，他建立了对皇帝的个人控制。这名宦官曾是皇帝登基前的启蒙老师。后来，当年逾古稀的端庄的杨士奇负责新帝学习经典的工作并在讲课时肯定向新帝讲解国家和帝国的重大事情时，这个机智的宦官作为新帝的启蒙老师，继续施加影响对他进行控制，领这个儿童去观看更有兴趣的北京守军的训练场地。对幼帝来说，这个宦官依然不折不扣地是他的先生。
其次，他需要盟友。这名司礼监的宦官能够争取到一批政治上的追随者，其中有兵部尚书徐晞、锦衣卫指挥马顺和他的外甥副指挥王山，以及工部侍郎王祐。后来，他又能争取到拥有大权的兵部尚书王冀（1378—1460年），此人在幼帝登基前与幼帝有联系，当时他接受宣德帝的命令，曾组织一支儿童“军”，由年轻的太子指挥。由于军人在明朝起了如此重要的作用，而锦衣卫因从事军事以及情报和司法工作，也许又是皇帝权力中最有效最得力的工具之一，所以不难看出，以传统方式兼把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控制在手的王振，是多么容易地左右一切了。
当太皇太后在世并能使他毁灭时，王振是谨慎行事的，并能听从资深大学士的意见。但她死后，他说服年迈的大学士们不要积极参政而把起草诏令的沉重负担转给他人，其企图是把内阁的职责集中在他自己之手。在40年代初期，唯一积极活动的大学士是年轻的曹鼐（1402—1409年），他因其坚强的性格而著称。他的同僚马愉（1395—1447年）虽然是一个出色的进士，却依然是一般的官僚。在杨士奇于1444年和杨溥于1446年死后，其他三名在40年代后期参与起草诏书的大学士为高穀（1391—1460年）、陈循（1385—1462年）和苗衷（1370—1450年？）。他们都是杨士奇严格挑选的门生，但又都是平庸的人，在帝国问题迅速发展时毫不得力地在内阁任职。他们都不能对付这名不久将成为一个有力的独裁者的司礼太监操纵权力的巧妙的手段。
朝廷尊敬他，听从他，奉承他，主要是因为年轻的皇帝仍敬慕和尊重自己以前的老师。但是年长的朝廷官员一定因他是一个能干的（即使是缺乏经验的）官员而敬重他。据说他聪明机敏，具有相当强的个人魅力。他们也一定把他看成一个政治操纵者而害怕他。经过了一段时期，肯定是在15世纪40年代中期，他显然开始发展了某种妄自尊大（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难以避免的），自认为是周公第二，独断地决定国家的重大问题，压制批判，甚至滥杀他的对手。
如同明代宫廷政治中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一名突然发迹的宦官迟早会把皇帝的权力当作自己的权力来利用，即使在他完全依附于皇帝的意志和喜怒时也是如此。王振就是这类人的第一个例子：他甚至威胁恫吓最高级的官员，把妨碍他的人投入监狱，有时还把他们处死。天子本人、他的宦官助手和顾问们以及锦衣卫三者的联盟在明代即将成为一种典型的权力结合，而它在这时开始形成了。
民间动乱
因此，摄政团似乎已经建立起一种可行的政府制度，它使中央的权威至少顺利地行使到15世纪40年代以前，尽管缺乏一个成年的皇帝。但在全国，出现了许多事态发展不妙的迹象。宣德帝以真心地关心人民的福利和有效率的行政而著称于世。但他的忧国忧民的心清未能防止自然原因引起的社会动乱，也不能消除大大地加剧动乱的独断专行的政府政策。对15世纪20年代数千名武装造反者与官府对抗的山东叛乱，朝廷仍记忆犹新。
动乱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实行徭役制度的方式。最初南京需要大规模的徭役劳动，因为那里许多建设仍在继续，但是特别在北京随着此城被改造成“世界中心”，大规模的建设不断在进行。此外徭役劳动提供了政府和皇宫所需要的大批货物和物品以及用于许多重要劳务的人力。这类劳务的履行不仅仅难以负担；而且它们的实施非常苛刻，以致引起了一个更有效率和对人民情绪更加敏感的政府本来可以避免的愤怒。
过分要求的结果是普遍逃避徭役。例如在1438年，几千名工匠-手工业者要么是逃避劳役，要么是被武力围捕去履行他们的义务。在有些地区，大批人民干脆逃离故土而成为逃亡者。1438年，山西省的繁峙有一半以上的登记人口干脆不知去向，而同省的翼城据说已有一千多人潜逃，而任其土地荒芜下去。1440年，据说有人看到一伙伙数以百计的流浪占地者沿路扎营，企图以野果和树皮为生。1445年，在陕西省渭南和富平的饥荒地区，据说人民关门闭户，四出寻找食物。这种成批的出走并不仅仅发生在西北的贫困区。据说1441年浙江的金华已经丧失了它登记人口的40％，而在邻近的泰州的有些地方，只有1/3的户留下。类似的情况也影响到福建，1449年此省的延平和沿途千里的一些内地的府都被遗弃，人民躲藏，土地荒芜，税赋不收。
勉强糊口的生活水平使人们没有余力去度过和解决由地主或税吏的需要以及徭役制度所加剧的艰难日子和匮乏，由此引起的这类社会动乱对农村秩序的稳定是一种经常的、不断出现的威胁。
但是，把所有这种苦难都归咎于政府的苛政也是很不公平的。英宗统治初期是屡次发生自然灾害的时期。西北的山西和陕西两省在1437年以后连续遭受严重的干旱，最后导致1444和1445年的大饥荒。大量粮食不得不从河南的粮仓调出，以救济苦难。1448年，又一次旱灾和蝗灾打击了西北。另一个经常容易受灾的地区是从徐州往南直至淮河流域和长江的江北。1434年这里受饥荒的打击。1436、1437和1444年发生了严重的水灾，1447年又发生了大范围的饥荒。
华北平原和山东在1435年遭受旱灾和蝗灾；1436和1439年黄河和大运河决口，引起大洪水和使许多人丧生，1440年黄河又发洪水，接着在1441年又发生了水灾。1442年，旱灾和蝗灾打击了山东和河南，使山东的许多人放弃其田地。另一次始于1448年的严重水灾将在下面叙述。长江中游的一个主要产粮区湖广省在1434、1436、1441、1444、1446和1448年遭受局部的饥荒。甚至富饶和多产的江南区和浙江也受灾：1440年严重的水灾打击了江南的苏州及邻近的城市；1440和1441年浙江发生了饥荒。1445年，浙江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和一次很可能是流行的瘟疫，造成了很高的死亡率。1446至1447年洪水侵袭江南，在1448年旱灾又接着发生。
政府并不仅仅是消极地袖手旁观；它批准大规模地减免税赋——在1447年饥荒中，仅江南就减免了150万担税粮。此外，特别在关心这些事情的太皇太后死前的时期，政府常常以很高的代价迅速救济受灾者。
1448年，政府面临一场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开封东北的黄河堤坝决口，河水往东流入今东海不远的黄海。1449年的另一次堤坝决口使部分黄河河水流入涡水，然后进淮河再向南流入海。除了淹没大片土地并造成大面积的破坏、高死亡率和人民流离失所外，这次洪水还严重地影响大运河在山东的一段。沙湾堤坝连续几次决口，那里是黄河和运河在山东西部汇合之处，运河丧失了大部分水源。
由于北京深深地依赖运河运输的货物和粮食，京师处于其南方的供应来源被切断的危险之中。这些洪水和泛滥在15世纪50年代继续发生，需要一项将持续多年的水土保持工作的有力的计划。这些将在下面详予叙述。虽然此后多年没有关于再发生大灾害的报告，但黄河的泛滥和制服泛滥所需的经常水土保持工作，将一直是明朝灭亡以前的一件令人关心的大事。
中国东南部的一场大起义
民众的不满、贫困、过重的税赋、沉重的徭役需求和对佃农的过度剥削，这些不同的因素结合起来，造成了15世纪40年代福建山区及邻近的浙江和江西一些地区两次独立的而又互相联系的起义。
在这两次互有关系的起义中，有一次最初是在浙江福建交界的山区劳动的银矿矿工的动乱。对明朝政府来说，白银当然是非常重要的，银矿的开采由政府控制。控制一般由地方官员来实施，他们要求过高的生产定额，并对偷盗银矿产品的人处以死刑。约在1444年，浙江南部处州衙门的一名前下级官员叶宗留已经转而去偷盗官办的银矿，这时开始率领一伙日益扩大的有不满情绪的矿工，并在福建浙江交界处非法地“采”矿。三年后，即在1447年，叶宗留公开造反，在矿工和周围地区的村民中吸引了大批追随者，并开始按军事方式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训练。
在稍后的1448年3月，一批福建西北和江西交界处的佃农——原属于新建的地方治安部队——也造反了。起事的主要原因是当地的地主对佃农过度的剥削，他们除了正式的地租外，还迫使佃农送季节性礼物。邓茂七和邓茂八兄弟二人拒绝照办，并鼓动他们的村民伙伴们拒付这些额外的花费。与地方民兵冲突的结果是造反者轻易地取胜，因为造反者除了熟悉本地的地形和情况外，已经接受了军事训练和掌握了本地的武库。
在1448年下半年和1449年初期，两起起义的人数都有增加，它们所影响的地区也比以往更大。叶宗留自封为其造反的追随者之王，而邓茂七则自称闽王。据说左道旁门的经卷已在流传，两个集团的造反者则歃血为盟——这些是一个严重的大起义开始阶段的典型行动。虽然这两个运动始终没有结合，但它们有着联系，有时还协同行动。
战斗和劫掠集中在福建北部的内地。邓茂七的起义始于沙县周围地区，然后向东北扩大到延平。省的官军在寻找造反者并进行打击时有一定的困难。起义者依靠艰险的地形进行战斗，他们的领袖很有战术头脑，并且在初期多次取得胜利。六个月后，当朝廷在1448年9月下令征剿时，它任命佥都御史张楷（1398—1460年）为指挥官，此人胆小无能，事实证明是一个最不称职的将领。在一开始，由于已经盘据在铅山矿镇之南的江西福建交界处的叶宗留叛乱团伙的阻挠，集结在江西东北的张楷的军队不能打击邓茂七的部队。经过了长期的犹豫后，官军打败了叶的部队，在1448年12月把叶杀死（有一种史料则说叶死于造反者的内讧）。但在新领导的率领下，他的造反者退入山区，打败了追逐者，然后撤至浙江南部的老根据地，在1449年8月最后被打垮之前，他们还在那里围攻过处州。
与此同时，邓茂七的造反者发现形势对他们不利。1449年1月，他们在建阳惨败。2月，邓氏弟兄被一倒戈的叛乱头目出卖，遭到伏击而被捕。他们被解往北京公开处决。但是新的领袖们——其中最重要的是邓伯孙——接管了仍在福建西北流窜的起义者残部。1449年5月，官军在沙县附近抓获了这些新领袖，但是叛乱团伙继续在这些地形艰险的交界地区不时地劫掠，直至1452年。叶宗留的造反者残部还继续活动了几年。
尽管两起叛乱在心怀不满的矿工和贫困的佃农中吸引追随者时起初取得一些成就，它们始终未能集结大批追随者。起义者从未达到控制地盘或夺取县城的阶段，尽管他们的领袖自封响亮的称号，他们依然是成伙的流窜盗寇。他们不能成功的一个基本原因是，这个区域的地方官员答应给村民免除徭役三年。由于对采矿章程作了改革，降低了过高的生产定额，取消了盗矿者的死刑，矿工的不满情绪也缓和了。这说明了一个事实，虽然土地分配的不均以及土地主和耕作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引起的长期问题在农村地区产生了各种弊病和压力，但只要官员的贪污行为和错误的行政能够消除，政府的苛刻的政策能够缓和，政府是不难平息这类农村动乱的。
西南边界：麓川之战
在15世纪40年代期间，明军在偏远的西南屡次卷进了引人注目而情况多少不明的战役，作战地点在古缅甸路一带：这条路从大理经永昌至今之八莫，然后或顺伊洛瓦底江而下进入缅甸，或往西经亲敦江河谷进入印度东北。蒙古人曾在1253年征服云南高原，又在大约30年后入侵缅甸盆地。但他们的征服是有限的和一时的。在元末时期，居住在四川西部和缅甸北部的掸族成了这个地区的统治力量。掸人统治了缅甸主要的国家阿瓦；其他北缅甸的独立国家包括孟养和麓川，这块地区大致相当于现在云南西南的德宏自治州及其邻近的几个地方。在元末明初，麓川在缅甸北部巩固了它的领土；1385至1387年它入侵云南没有得逞。最后达成一个协议，协议规定它的统治者接受中国人的保护。
1413年，麓川国由有野心和侵略心的统治者思任发统治，他逐渐扩大他的领土，并袭击中国的领土。尽管云南几次要求征剿他，但中国朝廷认为征剿花费太大，在1436年他威胁金齿（永昌）之前拒绝行动。1439年云南总督沐升奉命率领征自贵州和湖广的部队向他进攻。经过了一场激烈而难分胜负的战斗后，思任发在1440年派一纳贡使团来朝廷。但战斗继续进行，1440年中国军队大败。
朝廷这时被迫采取更激烈的措施。云南军被建立起来，并得到四川、贵州和湖广军队的增援。1441年初期，这些军队由司礼监的宦官王振的亲密助手王冀统率。1441至1442年，王冀的军队大败掸族部落民并占领了思任发的大本营，虽然它也遭受严重的损失。思任发逃至阿瓦。1442年晚期，王冀回到云南，试图与阿瓦和其他几个掸族王国——特别是木邦（兴威），它要求取得麓川地区——谈判一项协议。他的尝试证明失败了；1443至1444年，王冀进攻阿瓦的领土，但未取得决定性的结果。1444年，朝廷威胁说，如果阿瓦不交出思任发，就要把它摧毁。1445年，阿瓦向王冀的军队投降，但思任发已经自杀。
思任发之子思机发在此期间已经控制孟养，并派纳贡使团前来朝廷。但他拒绝亲自来北京。阿瓦王要求中国人与他联合讨伐孟养。王冀在1448年至1449年率大军进行了这次新战役。他与阿瓦和木邦的军队一起跨过伊洛瓦底江，思机发被击溃。有些史料声称王冀已经占领孟养。但结果思机发之弟思卜发获准继续控制孟养；王冀还与他商定，掸人决不再越过伊洛瓦底江。思卜发及其继承者仍控制伊洛瓦底江以西的领土，并继续向北京纳贡，直至16世纪。1454年，作为阿瓦自己、木邦和中国人之间总的领土协议的一部分，阿瓦终于把思机发交出，思机发在北京被处决。
如同有些史料所说，这些漫长和耗费巨大的战役可能给缅甸北部的本地民族留下深刻的印象。但这个地区没有长期平定。1474年，掸族内部的部落战争再次爆发，在缅甸北部，动乱一直持续到16世纪中期。但是王冀进行的这些代价很高的战役确实达到了一个目的。它们在明朝以后的时期巩固了中国人的控制，而且也的确巩固到如今。
这次“向热带进军”的幕后人物无疑是王振，他出于个人自我膨胀而去煽动和继续进行西南的战役，正当地遭到了指责。大批军队投入了战斗。但是他们是西南的地方军队，对这个时期的首要防御战略——在华北防御蒙古人——来说无关紧要。的确，这几次战役一定耗费了大量资金，而且像宦官曹吉祥和蒋贵等有经验的将领本应更充分地在北方受到重用。但是北方的边防暂时还完整无损，并且能够击退来自草原的任何威胁。对王振这一朝廷的中心人物来说，边远西南的捷报有助于支撑他作为政治家的声誉，而胜利又可以用帝国防御的少量实际代价取得。当时的和后世的历史学家一样，都用他卷进西南这些战役的错误的经历来帮助解释他后来在北方边境所犯的严重得无法比拟的错误（这次错误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皇帝的被俘）。但是如同下文所述，二者完全是两回事。
“蒙古威胁”的老问题
在整个明代，中国人和朝廷一直十分担心蒙古的“威胁”，这种担心是中国人经历了蒙古人的征服和元朝统治的后遗症。蒙古人的威胁依然是这个时期对外关系的首要问题，并且在16世纪后半期之前继续使防御思想蒙上了阴影。已经回到其草原游牧地的蒙古部落在中国留下了大批同胞，其中有几千人成了新的明朝军队的军官。这些人自己还在怀念过去的光辉业绩，并且模糊地希望蒙古人的大汗国可能以某种方式得以重建。但是在永乐帝在他们的故土几次击溃蒙古军队或至少把他们驱散以后，三个独立的蒙古人集团逐渐在中国边境一带定居下来：它们是东北的兀良哈、后来在中部组成察哈尔汗国的鞑靼人或东蒙古人，以及生活在远至蒙古西北的瓦剌人。
三个集团经常对立，它们的力量对比也不断变化。只要永乐帝未能降服的蒙古主要领袖阿鲁台仍在活动，他就能指望去征服和重新统一各个蒙古部落，虽然他与各种集团经常交战。但是在1434年，他在一次征讨瓦剌人的阋墙之争中被杀。他的儿子向明朝投降，瓦剌人很快成了各部落中最强大的集团，并且开始把蒙古人重新统一在他们自己的领导之下。他们的领袖、曾经打败阿鲁台的脱懽已经把瓦剌诸部落团结在一起，并将他的女儿嫁给东蒙古人的年轻的汗王。在他死后，他的儿子也先开始侵犯明朝的领土。1443和1445年，他攻打哈密，到1448年已在那里进行有力的统治。他还屡次试图策反守卫甘肃西部的沙州和赤斤的蒙古卫。在东北，他把势力扩大到满洲的兀良哈诸卫，这样，他的势力从今之新疆一直扩展到了朝鲜边境。
中蒙关系中的社会经济因素
不论在不同部落之间，或是在中国人和蒙古人之间，经常发生的对立和内部乱动中存在着明显的经济因素，即不断地寻求和保有水源和牧地，以及希望在贸易时得到庇护。与明帝国建立能够顺利进行交往的动力也受经济的制约——沿北方边境各地的茶市马市，特别是在山西大同的这类集市发挥了这种作用。吸引蒙古使者的物品不仅仅有茶，而且有各种丝绸、贵重器皿以及种类繁多的商品，特别是铁器。蒙古人派遣越来越多的使者到这些边境集市：到15世纪40年代后期，一年派来的使节超过两千人。由于中国东道主除了付款购买他们带来交易的马匹外，还不得不向众多的武装骑士供应食宿，这种“纳贡使团”终于成为一种几乎不加掩饰的胁迫形式，并且除了对中国边境的安全造成一种长期存在的威胁外，还给国库增加了沉重的负担。
中国人和蒙古人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在洪武帝和永乐帝程度不同地降伏了不安分的蒙古部落以后，关系起初在邻邦往来的基础上正常化了。大批蒙古人居住在中国人的国土上，成了中国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与中国的家庭通婚和取中国的姓名。另一方面，中国的商人深入草原区与蒙古的部落领袖交易，他们发现后者有接受能力，并且急于获利和享受个人安乐。
居住在靠近中国定居社会边境的蒙古人变得更加依靠获取中国的农产品为生。他们甚至开始种植荞麦和大麦，以改善主要来源于羊群的另外一种不安定的生活。时常发生这种情况：某个蒙古部落领袖会不时请求中国政府给予土地，以给其人民提供比广袤但靠不住的草原游牧生活更安定的生活。蒙古人与他们高度机动的好战部落，一直试图取得中国的定居社会所生产的财富，其方式不是通过多少有利可图的屈服或称臣，就是采用粗暴的武力。蒙古人与明朝建立关系的主要目的不再是去征服世界，而完全是为了生存和巩固脆弱的草原经济。
茶市和马市
中国人最重要的战略需要是为庞大的常备军取得充分供应的马匹。中国本身产马很少，而且马的品种不佳。14世纪60年代后期元蒙军队被赶出中国以后，明军对马匹的迫切而经常的需要最初是在中国西南的四川、云南和贵州通过以各种专卖的商品——如茶、盐和纺织品——换取马匹来解决的。但是对西南的依赖是短暂的，大约只维持到1387年，这时北方诸省——特别是山西省——成了购买马匹的更重要的来源。政策的变化部分地是中国与草原民族恢复贸易的结果，但因帝国首都在15世纪20年代从南方北迁到北京而加快了。此外，在永乐时期对蒙古的几次征讨中，中国的军队经过几次胜利的战斗后，并且由于夺取了边境的牧马场地，能够增加其战马的数量。
但是，这些都是非固定的收获。北方边境的固定和正规的马匹收购主要通过专卖的茶与马匹的易货贸易进行，而且政府的明确的政策是把这项茶马贸易置于它的严格的控制之下。易货贸易不是在蒙古边境而是在陕西西北（今之甘肃）的西宁、河州和洮州进行，那里设有专门的茶马贸易司。易货贸易每三年进行一次，规模很大。官方的贸易定额规定，在每个茶马市场，100万斤（150万磅）茶将换得1.4万匹马。大部分的马由青海地区的游牧部落饲养，它们的酋长被授予金牌形式的纹章。纹章的一半由朝廷保存，相配的一半由各该部落长持有，以表示他们有进行这项贸易的资格。
1449的土木事变（见下文）使这项官方的边境贸易中断了一段时期。它在天顺年间（1457—1464年）以后才恢复。在此间歇期间，马匹通过与其他国家——朝鲜、日本甚至琉球群岛——的易货贸易取得。与朝鲜的规模较小的官方马匹交易在这个世纪的初期已在进行，而在1407至1427年的20年中，朝鲜已提供了1.8万匹马。1450年以后，这项贸易重新恢复，提供了两千多匹马；朝鲜的纳贡使团每匹马收5匹丝绸，再加上数量不定的白银和薄纱。琉球政府偶尔也以马换取丝绸、瓷器和铁器。
1470年以后，边境的马匹交易得以恢复，但它日益落入私商之手。新的茶区已在汉中（陕西南部）发展起来，这个地区的产品由私商在直接交易中开价收购。到1500年，约60％的茶马易货贸易由私商进行。这种状况容许在整个16世纪继续下去，这说明马匹交易在保持中国军队成为一支打击力量方面的重要性。解决缺乏马匹的一个长期办法是最后在中国农业经济中发展一种新的养马制度。
军事形势
根据15世纪初期中国对外关系的总格局及由这些对外关系产生的战略问题，15世纪30和40年代的防御政策，特别是在关键的北方边境地带，显然是远远不够完善的。洪武帝和永乐帝征讨蒙古人的几次战役取得的巨大胜利使国家在一定程度上筋疲力尽和不愿在国境外进行干涉主义的行动，也许最为危险的是，使国家对已取得的成就产生很不现实的自满情绪。在永乐帝死去之前，政府已开始把边境的守卫部队集中在新的首都北京的周围，似乎军事领导层对未来的危险已有某种预感。永乐帝死后，边将和内阁的大学士都就边防的缺陷提出过警告，但他们的抗议被置之不理。1435年和1438年，对边防作了小的变动——关闭一个战略要隘和加强警卫哨所。但在其他方面一切听之任之，继续不予改变，直至1449年。
不但缺乏任何新的战略思想，而且明初期建立的军事建制自永乐帝统治时期起已经严重地缩减。地方军队的卫所兵制到1438年已经丧失了原来的约250万兵力的一半，125万士兵已经脱离世袭的行伍而没有得到补充。同时，旨在供养军队的边境一带的整个屯田制度已经任其变质。粮食被私人售出，土地被侵吞或出售。军官往往变成土地主，他们的士兵则沦为农场的劳工。这使地方供养军队建制的整个制度陷于混乱，需要把大批粮食从内地省份运到边境，从而给经济带来严重的影响。到15世纪中期，这个制度既不能充分提供军队所需的人力，也不能充分提供军队的后勤支援及部队的训练和军事技能。
但是，不应把永乐帝统治以后的这种总的退化看成王朝开始全面衰落的迹象。它不如说是一种古老的中国传统造成的结果，这种传统的根子是国家的农业结构；也不如说是特殊类型的军队——农民军队——造成的结果，它们的士兵更多地被视为徭役劳动者而不是当作职业士兵，更多地被视为征募兵而不是当作志愿兵，而且在这种军队中甚至包括被判去服兵役的罪犯。这样的士兵从全国各地轮流调往北方边境，在条件很差的环境中生活，以致丧失了战斗意志。一有机会，他们宁愿开小差而返回故乡，或者逃往南方各省去寻找新的生活，甚至到中国官府势力所不能及的蒙古人定居地去避难。他们的军官也一样；他们十分热衷于贪污应付给那些开小差或潜逃的士兵的饷银和口粮，从中大饱私囊。整个军事体系产生于对待军队的一种主要的官僚主义态度。因此，15世纪中期的形势不是产生于王朝的衰落，而是产生于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经济状况中的根深蒂固的思想和实践。
快到永乐统治期末年时，当时华北的实际防御设施已经形成。几次深入蒙古的征讨虽然取得胜利，却不是决定性的，蒙古军队没有被消灭。因此，中国撤去长城一线之北的守军并把防御体系集中在北京周围是有充分的理由的。必须记住，当时的边境本身只是以一系列自永乐时代起已经熄灭的烽火台作为标志，仅仅由中国的骑兵巡逻。在15世纪70年以前没有长城；保卫北京的唯一坚固地建造的城墙是北京城本身的砖面墙，它有九个要塞化的城门，在1445年刚竣工。
北京北部的防御体系是以山西北部的两大卫戍城市宣府和大同为基础。宣府是主要的卫戍中心，驻有9万名士兵。大约3.5万这样的士兵承担实际的防御任务，5.5万士兵则在训练之中。这些士兵中有2.5万为骑兵，宣府的守卫有充分供应的火器：除了约9万支轻型手操纵火箭外，各配备了3000件重臼炮、轻型的手雷和信号炮。宣府基本上是一个挡住从西北向北京进逼的固定的要塞。大同的自然防御设施远不如宣府的设施可靠。它的军队以骑兵较强。它的指挥集团包括两名游击将军。它的兵力中有3.5万匹马，其中1万匹马留在城内。大同一直是山西边境的一个危险地点，在一个生产力极低的区域维持这样一支军队的后勤费用是很高的。为要塞提供足够粮食和为如此众多的战马提供饲料，意味着源源不断的供应车辆要进入这一人烟稀少的区域。这个防御三角形的第三条边是北京本身，它的附近驻守着约16万名士兵。再往南，中国东北其他地方（山东、北直隶和河南）的守军则作为后备部队。
第一条防线是一连串的边境卫所，根据设想，这些卫所应该在主要卫戍部队大本营之一派出打击力量以前牵制敌人和推迟他们的前进。在洪武时期，长城一线以外的东胜、万全、广宁和大宁的驻守地，作为一条防御的外线和对收集情报来说，都是极有价值的。但是，这些边境哨所已被撤回。例如，多伦的边境指挥部到15世纪40年代已被撤至今之张家口附近的独石口。边境的缓冲区被放弃。外沿的东段和中段的总指挥部宣府离京师只有100英里。整个防御体系缺乏纵深，而实际的边境守卫哨所事实上兵员远不足额，战斗力比宣府指挥部或北京想象的要弱得多（其原因已如上述）。整个战略依靠的是在敌人进攻时所作的迅速而有力的反击，这个方案在有效率的指挥结构和有能力的领导下也许是可行的，但是如果没有这种条件，则充满了危险性。
1446年当真的进攻发生时，这些必要条件都没有具备。
土木之灾
前面谈过也先已经重新统一蒙古各旗和在沿满洲到哈密的整个中国边境区建立其权威的过程。明朝廷没有对他采取有力的措施，并且肯定低估了他在蒙古人中的权威和他的军事力量，而仍把东蒙古的脱脱不花汗当作真正的统治者。1448年，明朝廷接纳了一个瓦剌纳贡使团，当它试图索取过高的款项以偿付他带来的马匹时，被王振所拒。根据某些记载，有些通译为突出这种侮辱，曾未经官方批准而提出建议：也先可以把其子入赘明朝的皇室。当也先试图为王朝通婚进行一次谈判时，对上述的非官方建议毫不知情的朝廷断然加以拒绝。
不管这些报道的真实性如何，也先在1449年7月大举入侵中国。他兵分三路发动进攻：脱脱不花率兀良哈各旗进入辽东袭击；他的部将知院阿剌围攻宣府；他本人向大同进军。他的军队在大同东北的阳和击溃了供应很差和领导无能的中国军队，并且直逼大同。这时朝廷采取了一个反常和完全荒谬的决定。年仅22岁的皇帝在王振鼓动下要亲自率军与也先的部队交战。也许是西南的胜利和在福建镇压叛乱者成功的捷报的结果，皇帝本人及其顾问们同样都过高估计了军队的力量。也许是皇帝受到了在幼时与其卫兵玩军事演习游戏的鼓励，相信自己能够在战地指挥一支军队。也许是其声誉因南方诸战役而提高了的王振认为明军是所向无敌的。
朝廷对这个决定大为震惊，并提出抗议，力劝皇帝不应亲自冒险。但这些抗议在王振的鼓动面前被置之不理。8月3日，皇帝指定他的异母兄弟朱祁钰在他亲征期间摄政，一支大军（有的说有50万士兵）匆忙组成。以皇帝为首的指挥部包括20个有战斗经验的将军和一大批高级文官，由王振担任战地统帅。这支大军准备不足，供应很差，领导无能。这次征讨即将成为明代最大的一次军事惨败。
皇帝于8月4日离开北京。其目标是穿过居庸关的内部城墙前往宣府，再向西进军直奔大同。然后计划从大同出发率军深入草原征讨，再通过蔚州和紫荆关沿南面一条较少暴露的路线返回北京（见地图）。返回路线之所以这样计划，部分地是为了避免在一个季度内因大军两次穿行而骚扰农村，部分地是因为宦官统帅王振的家乡和产业在蔚州附近。据说军队带有一个月征战的口粮；所以深入草原进行的打击必须是短暂而猛烈的。
从一开始一切都出了问题。行进的军队因大雨不断而陷入泥潭。那些希望先在居庸关然后在宣府停止进军和把皇帝送回北京的文官武将不断提出反对的意见。王振则报之以更加傲慢狂暴的专横态度。8月12日，有些朝臣认真讨论了暗杀王振、让御驾回銮北京和让武将们率军前往大同的可能性；但是密谋者缺乏勇气去实现他们的计划。8月16日，军队踏上了遍布尸体的阳和战场，也先率领的蒙古人已在那里屠杀了由王振的宦官门徒之一带领的一支大同部队。当皇帝在8月18日抵达大同时，这名宦官和其他守卫指挥官的报告使王振相信，深入草原的战役实在太危险。因此决定班师，并且宣称“远征”已取得了胜利的结局。
8月20日，军队向蔚州前进，但这时士兵们变得越加不安分和不守军纪。王振担心如果他们通过他的家乡，他们将对他的庄田造成不可弥补的破坏，于是这时他又采取了一个灾难性的决定：向东北进击，沿原来的路线返京，这样当然就会暴露在蒙古人的攻击之下。到8月27日，混乱不堪的军队抵达宣府。8月30日蒙古人攻击宣府东部的后卫部队并将其消灭。一支强大的新的后卫骑兵被派遣去保卫皇帝一行。它的指挥将领是年迈无能的朱勇，他把部队直接领入鹞儿岭的蒙古人伏击圈：这支部队也被消灭。蒙古人在主力军后面只有15英里。8月31日，军队扎营于土木驿站。有城墙的怀来镇只在前面八英里之处，距离很近，官员们力促皇帝进城避难。但王振再次拒绝，因为这样将意味着放弃他自己的大批行李，于是把群臣压制了下去。
士兵们在土木的扎营地无供应人马的水源。也先派一队人马阻止他们接近营南的一条河流，并且逐渐地包围了中国军队。9月1日清晨，蒙古人开始阻止明军毁营前往怀来，然后提议谈判。王振不理睬他们的主动表示，仍然命令军队向河靠近。这时中国军队处于极度的混乱之中。蒙古人于是大举进攻，中国的士兵惊慌失措。军队被击溃：共丧失了约原来兵力的一半，无数的兵器、甲胄和战争物资被遗弃在战场上。所有中国的高级将领和朝臣（包括宿将张辅和两名大学士曹鼐和张益）被杀。根据有些记载，王振被自己的军官杀死。皇帝于9月3日被俘，被送往宣府附近的也先的大营。
王振和皇帝的美梦就此破灭。整个远征本来没有必要，而且考虑不周，准备不足，而王振不负责任的决定更把它变成了一次十足的灾难。对也先来说，他对这次胜利的规模（据有些史料，土木之战是由只有两万名蒙古骑兵的先锋部队打赢的）和皇帝十分意外的被俘在思想上毫无准备。这时北京在他面前已经门户洞开，毫无防卫。如果他充分利用他的优势，那么他的收获是无法估量的。事实上，他决定把被俘的皇帝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带着他的士兵能够携带的战利品回师，再去集结他的人马。［1］
［1］ 吴缉华：《论明代前期税粮重心之减税背景及影响》[572]，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83]，Ⅰ，第113页。要了解这种田赋的减征，见本章黄仁宇前面的评述及注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