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是中国史上最黑暗的时期，那时则几乎只有骄兵悍卒，跋扈的将帅。连轻薄的进士，也如凤毛麟角。天地闭，贤人隐。那时急得在和尚寺里出家的高僧们，也回头推崇韩昌黎，改心翻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经典，社会私家书院也在唐末五代时兴起。宋初开国，一面是杯酒释兵权，解除军人干政恶习。一面极端奖励考试制度，重用文臣，提倡学风。那时进士登第，即便释褐，立得美仕。状元及第，荣极一时。经由国家之提倡，五六十年之后，社会学术重兴，才始有像胡安定、范文正一辈人出世。范文正、胡安定都是在和尚寺道士院中苦学出身。范从事政治，胡专心教育，苏州湖州的讲学制度，后来由政府采纳，变成太学规制。范文正为副宰相，颇想彻底改革时政。一面是提倡兴建学校，从基本上培植人才。一面是严厉革除任荫法，好重新建立铨叙升黜之客观标准。一到王荆公当政，遂又进一步计划考试制度之改进。
科举规制之日趋严密，其事始于宋代。公卷风气已不复见，又有糊名法，杜绝请托，严防舞弊。于是尚法的意义，胜于求贤，此亦风气所趋，不得不然。然考试制度之主要目的，本在求贤。究竟政府该如何从考试制度中获取真才呢？王荆公对此问题，主张改革考试内容，废去明经，专考进士。而进士科则废去诗赋，改考经义。在荆公之意，政治取人当重经术，不重文艺，自是正论。然当时反对派意见，亦有立场。大致谓诗赋经义，均是以言取人，贤否邪正，同难遽辨，而诗赋工拙易见，经义难判高下。况以经术应举，反教天下以为，欲尊经而转卑之。王荆公又自造《三经新义》为取士标准，此层更受人反对，谓其不当以一家私学掩盖先儒。大体中国传统意见，只能由在野的学术界来指导政治，不当由在朝的政府来支配学术。经术虽当尊，然定为官学，反滋流弊。汉代五经博士，渐成章句利禄之途，此乃前车之鉴。南北朝、隋、唐学术分裂，社会尊信的是佛学，门第传袭的是礼教与政事。一到宋代，门第已衰，佛学亦转微，私家讲学代之而兴，王荆公主张复古制，兴学校，此似最为正见。然当时依然是私学盛，官学微。学校由政府主持，总之利不胜害。王安石当政，人人言经学。司马光当政，又人人言史学。学术可以与政治相合，却不当与利禄相合。政府当为学校之护法，却不当为学校之教主。荆公自信太深，昧于人情。至后蔡京当国，太学分舍，显然以利禄牢笼，于是范仲淹、王安石兴学精神，到此终于一败涂地。幸有私人讲学，在社会下层主持正气，然朝廷则视之为伪学，加以抑制驱散。教育制度不能确立，则考试制度终是单枪匹马，功效有限。何况经义取士，亦未见必较诗赋为胜。即荆公亦自悔，谓："本欲变学究为秀才，却不料转使秀才成学究。"学术败坏，人才衰竭，而北宋亦终于覆亡。
到南宋，考试制度，一仍旧贯。朱子曾慨言："朝廷若要恢复中原，须罢科举三十年。"然科举乃中国自唐以来政治制度中一条主要骨干，若无科举，政府用人凭何标准？朱子理论终难见之实际。却不料到元代，遂专以朱子《四书》义取士，此下明、清两代，相沿不改。直到清末，前后七百年，朱子《四书集注》，遂为中国家诵户习人人必读之书。其实朱子《四书》义，亦如王荆公《三经新义》，不外要重明经术。只荆公是当朝宰相，悬其学说为取士标准，遂为学术界所反对。朱子是一家私学，元、明以来，只是崇敬先儒，此与荆公亲以宰相颁其手著之《三经新义》情势不同。此刻姑不论王朱两家经义内容，只就政治学术分合利弊而言，则荆公《三经新义》，势不可久。而朱子《四书》义则悬为政府功令垂七百年，此亦治国史者，所当注意之一大节目。一制度之确立，亦必体察人情。以学术与利禄相合，在人情上易于有弊。荆公本人亦是一大贤，只为不察此层，遂招当时之反对，并滋后世人之遗议。至考试内容，不当以经义为准，此层亦到明代而大著。
科举规制之日趋严密，其事始于宋代。公卷风气已不复见，又有糊名法，杜绝请托，严防舞弊。于是尚法的意义，胜于求贤，此亦风气所趋，不得不然。然考试制度之主要目的，本在求贤。究竟政府该如何从考试制度中获取真才呢？王荆公对此问题，主张改革考试内容，废去明经，专考进士。而进士科则废去诗赋，改考经义。在荆公之意，政治取人当重经术，不重文艺，自是正论。然当时反对派意见，亦有立场。大致谓诗赋经义，均是以言取人，贤否邪正，同难遽辨，而诗赋工拙易见，经义难判高下。况以经术应举，反教天下以为，欲尊经而转卑之。王荆公又自造《三经新义》为取士标准，此层更受人反对，谓其不当以一家私学掩盖先儒。大体中国传统意见，只能由在野的学术界来指导政治，不当由在朝的政府来支配学术。经术虽当尊，然定为官学，反滋流弊。汉代五经博士，渐成章句利禄之途，此乃前车之鉴。南北朝、隋、唐学术分裂，社会尊信的是佛学，门第传袭的是礼教与政事。一到宋代，门第已衰，佛学亦转微，私家讲学代之而兴，王荆公主张复古制，兴学校，此似最为正见。然当时依然是私学盛，官学微。学校由政府主持，总之利不胜害。王安石当政，人人言经学。司马光当政，又人人言史学。学术可以与政治相合，却不当与利禄相合。政府当为学校之护法，却不当为学校之教主。荆公自信太深，昧于人情。至后蔡京当国，太学分舍，显然以利禄牢笼，于是范仲淹、王安石兴学精神，到此终于一败涂地。幸有私人讲学，在社会下层主持正气，然朝廷则视之为伪学，加以抑制驱散。教育制度不能确立，则考试制度终是单枪匹马，功效有限。何况经义取士，亦未见必较诗赋为胜。即荆公亦自悔，谓："本欲变学究为秀才，却不料转使秀才成学究。"学术败坏，人才衰竭，而北宋亦终于覆亡。
到南宋，考试制度，一仍旧贯。朱子曾慨言："朝廷若要恢复中原，须罢科举三十年。"然科举乃中国自唐以来政治制度中一条主要骨干，若无科举，政府用人凭何标准？朱子理论终难见之实际。却不料到元代，遂专以朱子《四书》义取士，此下明、清两代，相沿不改。直到清末，前后七百年，朱子《四书集注》，遂为中国家诵户习人人必读之书。其实朱子《四书》义，亦如王荆公《三经新义》，不外要重明经术。只荆公是当朝宰相，悬其学说为取士标准，遂为学术界所反对。朱子是一家私学，元、明以来，只是崇敬先儒，此与荆公亲以宰相颁其手著之《三经新义》情势不同。此刻姑不论王朱两家经义内容，只就政治学术分合利弊而言，则荆公《三经新义》，势不可久。而朱子《四书》义则悬为政府功令垂七百年，此亦治国史者，所当注意之一大节目。一制度之确立，亦必体察人情。以学术与利禄相合，在人情上易于有弊。荆公本人亦是一大贤，只为不察此层，遂招当时之反对，并滋后世人之遗议。至考试内容，不当以经义为准，此层亦到明代而大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