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应该指出，这一切由上层社会所发动的变法运动并不是什么彻底的改革，就是说，并不能真正解决当时的政治社会问题。
封建统治者所遭遇到的困难危机，无论其具体形态是如何，在基本上都由于这种统治是凭借着腐败的官僚机构而建立在对于千百万农民的残酷剥削之上的。这是我们在以前各篇中已经分析到的。因此，假如要彻底地解决问题，那就非根本改造这种社会政治制度不可。就是说，要使千百万呻吟苦痛的农民从封建桎梏下解放出来，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劳作，不必把大部分的收获都供奉给地主和国家。也就是说要取消地主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特权地位。这样做了，才能根本断绝寄生的腐败的专制主义官僚统治机构的基础。--在封建时代，起义的农民虽然不能明确地自觉到这些，但他们的行动确是趋向这个目标的。然而上层社会中的任何革新派却绝对没有这样的企图。
王莽、王安石的新政固然包含着给农民减轻负担的用意，康梁的变法固然和当时不满现状、企求新的出路的人民愿望有相通之处，但是他们决不是站在人民--农民立场上提出改革主张的。
王莽在创议新政时，指出当时的事实是："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这是说，贫富不均太严重了。有钱人太无法无天，结果弄得穷人连糟糠都吃不饱，他们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就会起来作乱。这话可算是对整个上层社会的一个警告：一旦弄到广大人民起来反叛作乱的时候，大家都没有好日子过了。王莽预见到这种危机，所以他才实行新办法，想把贵族富豪的权势稍稍抑制一下，想使社会间的轧轹不安渐渐和缓下去，这样来维持专制主义的统治秩序。王安石的新政也是这样的用意。当时在宋政权统治下，各地农民的叛乱已经在零星发生，王安石一面想用"青苗"、"免役"诸法使农民最迫切感到的苦痛减轻一些，一面想用"保甲法"中的十家一保，一人犯罪，同保人不先告发，连坐受罚的制度来控制社会秩序。
而且王安石实行新政，基本出发点还是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不是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如何增加国家收入？仍旧要从广大农民身上打主意。他的办法是制止地主官僚富豪对于农民在某些方面剥削无度的权利，而把这种权利由政府来独享。譬如"青苗法"就是把向农民放高利贷的权利收在政府手里。固然政府规定的利息减低了一点，但也还有二分，所以当时反对新政的人斥为政府对人民重利盘剥。至于"免役法"，人民所出的免役钱为数很不小，政府不过以其中一小部分来雇役，于是政府又多赚了一大笔钱。王安石说："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这就是他提出变法主张的基础。所以他只一味设法增加政府的财源，而对于专制政府官僚机构的浪费却丝毫也不想加以紧缩。因此，上引王安石的话未尝不可以解释做把天下老百姓的财力都集中到政府手里，由政府来分配给全体统治层的人一起享受。
王莽的政策，情形也是一样的。有人以为那是"国家社会主义"，实在是拟于不伦。他的"王田制"纵然实现了，也并不是每个农民都成为自由独立的耕种者，不过是从地主富豪的剥削下转到专制政府的直接剥削下而已。因为政府还是用日益增多的赋税来尽量搜括农民的生产品的，这哪里有什么社会主义的气味？彻头彻尾还是封建专制主义。
昙花一现的"戊戌变法"，历史影响虽不小，但其本身的成就一点也没有。康有为提出的新政根本没有提到改变农民的经济生活，更是根本没有消除封建专制政治的用意。虽然他主张废除科举，这是触犯了官僚主义的，但是并没有提出什么立即改革当时腐败到极点的官僚机构的有效办法。
由此可见，这些变法运动，其实说不上是改革，而只是改良，是从统治者立场上，特别是从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立场上提出的改良政策，把对于下层人民的剥削方法和统治政策作某一些改变，以求达到稳定既存的统治秩序，维持和巩固统治者地位的目的。
虽不是彻底的改革，但若认真执行，也未始不能收到一些预期的改良效果吧，也未始不能对统治者垂危的生命挽救于一时吧。
但是他们不能够认真执行这种改良办法。
一方面，像这样的在基本上为统治者打算的变法自然不能使下层人民感到满意。纵然一时在人民中造成一些幻想，但是当人民发现他们仍旧是在被勒索、被压榨，他们对于变法自然失掉了兴趣，而当加在他们身上的勒索和压榨，在新的法规下日益增加的时候，他们的愤恨也更增加了。--史书中所载在王莽、王安石新政实行时，下层人民中怨言已盛起，那并不全是反对者所捏造的。既不是真正为了人民，自然得不到人民的支持。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这种变法运动，在上层社会统治中也行不通。因为这虽然是为整个统治者地位打算，但统治者集团中的每个人却都是死死看着个人的眼前利益的。王莽想限制土地的兼并，王安石也想取消大地主不纳赋税的权利，他们又都想限制商业资本和高利贷的剥削，这些正是触犯了官僚大地主富豪的眼前利益的。他们要把这些有权势的私家所得的利益集中在政府手里，这更引起了愤慨和反对。既然变法运动本不敢和现存的统治集团对立，因此一遇到这方面来的反对，就只得让步了。
而且纵使不让步取消，变法运动也进行不下去。因为既然没有铲除官僚机构，并且要依靠这官僚机构，而官僚机构正是为地主富豪势力所支配的，它决不会来认真执行损害自己利益的政策。一件件的新法，通过官僚机构，或者只是虚应故事，一点没有实行，或者在实行中，反而给官僚们增加了营私舞弊、中饱谋利的机会。后人批评王安石不善于用人，用了许多奸邪小人来行新法，以致失败。这其实并不是能否用人的问题，而是因为他不能脱离旧官僚机构。这官僚机构中多数人直接反对他攻击他，使他失败，而有些企图乘机钻营，投机取巧的官僚就来附和新政，使新政所企图的一点改良作用也完全看不见，结果也是使他失败。
为了挽救危局，从统治集团中自动提出的改革办法，最高限度只是这种改良政策。但纵使是这种改良政策，他们也不敢认真执行，不能认真执行。他们自己扼杀了自己所提出的改良政策。他们没有能力来挽救自己。当改良政策宣告失败后，他们在实际上所走的道路就只能是坐看危机的增加，一切守旧不变。
封建统治者所遭遇到的困难危机，无论其具体形态是如何，在基本上都由于这种统治是凭借着腐败的官僚机构而建立在对于千百万农民的残酷剥削之上的。这是我们在以前各篇中已经分析到的。因此，假如要彻底地解决问题，那就非根本改造这种社会政治制度不可。就是说，要使千百万呻吟苦痛的农民从封建桎梏下解放出来，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劳作，不必把大部分的收获都供奉给地主和国家。也就是说要取消地主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特权地位。这样做了，才能根本断绝寄生的腐败的专制主义官僚统治机构的基础。--在封建时代，起义的农民虽然不能明确地自觉到这些，但他们的行动确是趋向这个目标的。然而上层社会中的任何革新派却绝对没有这样的企图。
王莽、王安石的新政固然包含着给农民减轻负担的用意，康梁的变法固然和当时不满现状、企求新的出路的人民愿望有相通之处，但是他们决不是站在人民--农民立场上提出改革主张的。
王莽在创议新政时，指出当时的事实是："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这是说，贫富不均太严重了。有钱人太无法无天，结果弄得穷人连糟糠都吃不饱，他们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就会起来作乱。这话可算是对整个上层社会的一个警告：一旦弄到广大人民起来反叛作乱的时候，大家都没有好日子过了。王莽预见到这种危机，所以他才实行新办法，想把贵族富豪的权势稍稍抑制一下，想使社会间的轧轹不安渐渐和缓下去，这样来维持专制主义的统治秩序。王安石的新政也是这样的用意。当时在宋政权统治下，各地农民的叛乱已经在零星发生，王安石一面想用"青苗"、"免役"诸法使农民最迫切感到的苦痛减轻一些，一面想用"保甲法"中的十家一保，一人犯罪，同保人不先告发，连坐受罚的制度来控制社会秩序。
而且王安石实行新政，基本出发点还是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不是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如何增加国家收入？仍旧要从广大农民身上打主意。他的办法是制止地主官僚富豪对于农民在某些方面剥削无度的权利，而把这种权利由政府来独享。譬如"青苗法"就是把向农民放高利贷的权利收在政府手里。固然政府规定的利息减低了一点，但也还有二分，所以当时反对新政的人斥为政府对人民重利盘剥。至于"免役法"，人民所出的免役钱为数很不小，政府不过以其中一小部分来雇役，于是政府又多赚了一大笔钱。王安石说："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这就是他提出变法主张的基础。所以他只一味设法增加政府的财源，而对于专制政府官僚机构的浪费却丝毫也不想加以紧缩。因此，上引王安石的话未尝不可以解释做把天下老百姓的财力都集中到政府手里，由政府来分配给全体统治层的人一起享受。
王莽的政策，情形也是一样的。有人以为那是"国家社会主义"，实在是拟于不伦。他的"王田制"纵然实现了，也并不是每个农民都成为自由独立的耕种者，不过是从地主富豪的剥削下转到专制政府的直接剥削下而已。因为政府还是用日益增多的赋税来尽量搜括农民的生产品的，这哪里有什么社会主义的气味？彻头彻尾还是封建专制主义。
昙花一现的"戊戌变法"，历史影响虽不小，但其本身的成就一点也没有。康有为提出的新政根本没有提到改变农民的经济生活，更是根本没有消除封建专制政治的用意。虽然他主张废除科举，这是触犯了官僚主义的，但是并没有提出什么立即改革当时腐败到极点的官僚机构的有效办法。
由此可见，这些变法运动，其实说不上是改革，而只是改良，是从统治者立场上，特别是从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立场上提出的改良政策，把对于下层人民的剥削方法和统治政策作某一些改变，以求达到稳定既存的统治秩序，维持和巩固统治者地位的目的。
虽不是彻底的改革，但若认真执行，也未始不能收到一些预期的改良效果吧，也未始不能对统治者垂危的生命挽救于一时吧。
但是他们不能够认真执行这种改良办法。
一方面，像这样的在基本上为统治者打算的变法自然不能使下层人民感到满意。纵然一时在人民中造成一些幻想，但是当人民发现他们仍旧是在被勒索、被压榨，他们对于变法自然失掉了兴趣，而当加在他们身上的勒索和压榨，在新的法规下日益增加的时候，他们的愤恨也更增加了。--史书中所载在王莽、王安石新政实行时，下层人民中怨言已盛起，那并不全是反对者所捏造的。既不是真正为了人民，自然得不到人民的支持。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这种变法运动，在上层社会统治中也行不通。因为这虽然是为整个统治者地位打算，但统治者集团中的每个人却都是死死看着个人的眼前利益的。王莽想限制土地的兼并，王安石也想取消大地主不纳赋税的权利，他们又都想限制商业资本和高利贷的剥削，这些正是触犯了官僚大地主富豪的眼前利益的。他们要把这些有权势的私家所得的利益集中在政府手里，这更引起了愤慨和反对。既然变法运动本不敢和现存的统治集团对立，因此一遇到这方面来的反对，就只得让步了。
而且纵使不让步取消，变法运动也进行不下去。因为既然没有铲除官僚机构，并且要依靠这官僚机构，而官僚机构正是为地主富豪势力所支配的，它决不会来认真执行损害自己利益的政策。一件件的新法，通过官僚机构，或者只是虚应故事，一点没有实行，或者在实行中，反而给官僚们增加了营私舞弊、中饱谋利的机会。后人批评王安石不善于用人，用了许多奸邪小人来行新法，以致失败。这其实并不是能否用人的问题，而是因为他不能脱离旧官僚机构。这官僚机构中多数人直接反对他攻击他，使他失败，而有些企图乘机钻营，投机取巧的官僚就来附和新政，使新政所企图的一点改良作用也完全看不见，结果也是使他失败。
为了挽救危局，从统治集团中自动提出的改革办法，最高限度只是这种改良政策。但纵使是这种改良政策，他们也不敢认真执行，不能认真执行。他们自己扼杀了自己所提出的改良政策。他们没有能力来挽救自己。当改良政策宣告失败后，他们在实际上所走的道路就只能是坐看危机的增加，一切守旧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