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部 > 大义觉迷录 > 一、我是怎样受吕留良思想毒害,而成为弥天重犯的?

  【原文】

  曾静供:弥天重犯生于楚边,身未到过大都,目未接见文人,见闻固陋,胸次尤狭,只有一点迂腐好古好义之心,时存于中而不可泯。加以吕留良之文评,盛行于世,文章举子家,多以伊所论之文为程法,所说之义为定义,而其所讥诋本朝处,又假托《春秋》之义,以寄其说于孔子口中,所以不得不令愚人信其实。弥天重犯心下虽不知本朝得统来历,与列圣相承功德,然生圣祖皇帝之朝,赖圣祖皇帝之恩,自祖父以来,无干戈之扰,无苛政之苦,休养生息,以乐以利,大是安业顺化,胸中原无此说。无奈吕留良将此义发得惊异,且以为说出于孔子。弥天重犯虽不识吕留良如何人,焉有不信孔子?且浅陋无知,胸中实别寻个义理解脱不出,因妄自揣量,以为士人读书,无事不当以孔子为法,岂有当前一个这样大的名义全不照管,竟将孔子一部《春秋》囫囵吞下去,如何使得。所以抱此疑团,陷身大逆而莫救。

  直到今日想来,当时之所以别寻个义理解脱不出者,只为心中不知本朝龙兴之原,与列圣递承之绩,所以为一部《春秋》缚束。若晓得这两个缘故,本朝名正言顺,大义亭亭,关《春秋》所摈甚事,与管仲所攘何涉,又何至为彼说所拘局。弥天重犯今日之所以切齿痛恨于吕留良者,为伊生于明末之季,身处江浙人文之区。于本朝功绩岂有不知,以伊之聪明才性,本朝如此亭亭大义,岂看不出,即托身于儒林,合该早将斯义表白于天下,使天下读书士子,晓然知本朝大功大德,名正言顺,尊之亲之,而勿致疑于孔子《春秋》之说。此方是吕留良当身之正义,如何反将此正大义理隐蔽,不见宣发,竟支吾旁引《春秋》之义,以抵当本朝。

  既背经文之旨,复乖当身之义,且流说于士林,遗累于国家。今日士子之从事举业文字,晓得他的说话者,胸中未尝不染其恶。但所知有浅深,是以受病有轻重,求其能卓然自信,知吕留良之说为非,而复解脱得一部春秋之义,与本朝丝毫无碍者实少。盖人纵晓得本朝功德之隆,治业之盛,远驾汉唐,而直接三代,与圣人之生,原无分于东西;然终不能去吕留良之说。而紧抱一部《春秋》义旨,在言下不是说坏本朝不是圣人,定会诽谤孔子错作《春秋》,此弥天重犯前在长沙两次亲供,解说此义。

  【译文】

  曾静供词:弥天重罪的犯人曾静,生长在湖南的偏辟边地,从没有到过大城市,眼睛没有接触过什么有学问的文人。所以见闻固然十分浅陋,肚里的知识更为狭小,只有一点陈腐的好古好义的心,时常存在心中去不掉。再加上吕留良批评编选的文章,盛行于世上,凡打算举科举的读书人,大都把他评论的文章当成样板,把他所说的道理当成定义。而他讽刺诋毁本朝的地方,又假托是《春秋》中的大道理,把他自己的学说借孔子的嘴里讲出来,所以不能不让一些愚昧无知的人相信了他的话。犯下弥天大罪的我,虽然不知道本朝创业的历史,和以前几代圣主相承袭下来的功德,然而我生在圣祖皇帝在位年间,受到圣祖皇帝的恩惠,从祖父那一代以来,没有遇到战争的扰乱,没有残酷压迫的苛政,休养生息,生活快乐富足,确实老老实实安居乐业,心中原本没有什么怪异的想法。怎奈吕留良把“圣人”的道理讲得十分怪异,并且解释成是孔子的观点。

  犯了弥天大罪的我,虽然不知道吕留良是什么人,但怎能不相信孔子呢?况且我浅陋无知,心里又想不出别的道理,从吕留良的观点里解脱出来。因此便胡乱揣摸,以为作为一个读书人,无论什么事都应当按孔子讲的作为标准,怎能有对当前这么大的一个名义,完全不去联系,竟把一部《春秋》囫囵吞枣一样吞下去,这怎么可以呢?所以我心中抱有这么疑团,以致于相信了吕留良的话,陷入叛逆思想的泥坑而难以自拔。直到今天仔细想起来,所以当时想不出别的道理来解释,从吕留良的观点中解脱出来,原因在于不知道本朝创业的根源,和列圣继承开拓事业的功绩,所以被一部《春秋》缚束了思想。

  如果晓得了这两个缘故,便懂得本朝统一天下是名正言顺,堂堂正正合乎义理,又和《春秋》所弃的事有什么关系,又和管仲所排斥的事有什么牵涉,又怎么能受他的说法所局限呢?我这个犯了弥天大罪的人,今天所以对吕留良切齿痛恨的原因,是因为他出生在明末的时候,居住在江浙文化发达的地区,对本朝创立的业绩岂能一点也不知?拿他的聪明的文才来说,本朝堂堂正正的大义,岂能看不出来?他既然身列儒士之中,就应该尽早把这些道理向世人讲解明白,使天下的读书人,都晓得本朝的大功大德,建国的名正言顺,而对本朝尊敬之亲近之,而不致怀疑孔子关于《春秋》主旨的说法。这才是吕留良本人应做的正经事,为什么他反而把这个义理隐蔽起来,不见他讲解,竟然支支吾吾曲解一些《春秋》里的话的,用来攻击本朝。既违背了《春秋》经文的原意,又违背了作为一个读书人应有的道义,并且流毒士林,遗害国家。

  现在的读书人做着应科举学写八股文的事业,晓得他的说法的人,心中没有不受他错误说法所影响的。但是认识有深有浅,所以受其毒害也有轻重。而自己能做到卓然有主见,知道吕留良说法错误,并能真正理解《春秋》的主旨意义的,对本朝没有一点违碍的人,确实是非常少的。因为人们即使晓得本朝功绩的巨大,事业的兴盛,远较汉唐为高,而且直可以和三代比美,以及圣人的降生,是不限于地域西东的;但终究也不能完全摆脱吕留良的影响。而紧抱着一部《春秋》的义旨不放,在讲解时,若不贬损本朝不是圣人,就一定会诽谤孔子错作了《春秋》。这是我这个犯了弥天大罪的人,在长沙时两次亲自口供时解说的道理。

  【原文】

  到今日思来,实是皇天眷佑我朝,知得我朝正义正名,久为逆说掩蔽于士庶人之胸,所以假弥天重犯之口,曲折阐发此义,使天下万世共尊共亲,无毫发遗玷于我朝之圣德神功,故必如弥天重犯之身亲经历,方晓得此义。

  从前错误,实由于无知,而过信吕留良之说所致,今得圣谕开示,复就伊荒唐鄙谬,无中生有的说话思之,并考吕留良的时地与其学问心术,知得彼非不知而看错,实出于有意以诋诬也。所以于本朝一切实有征应之事迹,则概为隐匿而不书,而专以捏造妄幻惑人观听为事,全不知食本朝之粟,履本朝之土,食德服畴,以有其身家,育其子孙者数十年,皇恩之当报,而竟无顾忌,相视如仇敌。今观其说话,全是以张佞利之口,逞其忿戾凶顽之习,而复七为藏奸隐诈,假托圣贤之说,盗名理学大儒,以欺世而惑人。自古以来乱臣贼子,包藏祸心,诱变士子,陷害良民者,未有如吕留良可痛可恨之甚也。然在重犯因过信吕留良逆说,与误听谣言,而身陷极恶大罪以来,每清夜自思,心虽无恶,罪实难解。

  即令自家判断,亦寻出路不著,况圣天子一日万机焉,能烛照心肝,洞悉民隐,知得无知误听,本心无恶而钦恤之?足以屡蒙皇上如天之仁,颁旨宽宥,自家心正觉得皇恩虽然好生,当身罪过重大,恐难得其生路解脱也。今蒙圣谕剖判吕留良罪案,复取弥天重犯罪案比较,此时在弥天重犯只有惶恐战粟,死生待命之下而已。又焉敢摇唇张口,指他人所犯之大小,诉自己罪恶之轻重!特以尧舜在上,无不达之民隐,圣谕所颁,原得许直供陈奏,而今日所供者,又皆在谕旨包涵遍覆之内,是以敢于冒死直供。且以弥天重犯如此极恶重罪,尚得容许自供自解,可以知我皇上宸衷虚明广大,直同天体,不惟为亘古首出之圣君,然即此一事,亦属亘古未有之奇典。弥天重犯当此盛会,又何敢隐忍回曲,而不直供其所以然。

  【译文】

  到今天我仔细想来,实在是上天保佑我朝,知道我朝立国名正言顺,却被歪曲为谬说而长期地藏匿在读书人的心中,所以借我这个犯了弥天大罪的人的嘴,曲折地说明了这个义理,而使天下百姓万代共尊共亲本朝,没有一丝一毫来玷污我朝的圣德神功。所以必须像我这个弥天大罪的犯人亲身经历,才能晓得这个义理。从前所犯错误,实在是由于无知,错误相信吕留良的说法所致。如今得到皇上圣谕加以开导,又对照吕留良那些荒唐鄙谬、无中生有的说法仔细思考,并考察吕留良身处的时间、地点和他的心术,才认识到吕留良不是因为糊涂而把事情看错,实是由于他有目的地进行诋毁和攻击。

  所以他对本朝一切受到上天垂降祥瑞的事迹,则一概隐藏不加记载,而专门捏造一些蛊惑人心的事;完全不知道吃本朝的粮食,脚踏本朝的土地,受本朝养育的恩德,才有他的家庭和身体,并繁育他的子孙达几十年之久。皇上的恩惠,他是应报答的,然而他却毫无顾忌,把本朝看成仇敌。现在看他所说的话,全是用欺骗诡辩的口吻,来发泄他凶暴顽固的本性,而又巧藏狡诈,假托是圣贤的话,假冒理学大儒的名声,以欺骗诱惑世上的人。自古以来的乱臣贼子,肚里包藏祸心,引诱读书人,陷害良民百姓的,没有比吕留良更令人痛恨的了。

  然而犯下弥天大罪的我,因为过分相信吕留良的悖逆邪说,误听谣言,而使我身陷入极大的罪恶深渊以来,每到深夜人静时自己反复思考,虽然我心中没有恶念,但所犯的罪实在不可推卸。即使让我自己去判断这个案件,也觉得自己毫无出路可走。何况皇上日理万机,岂有时间去看透一个小民的心肝,洞察其内情,知道是由于无知而误听误信,而其本心无意为恶,而加以下旨宽赦呢?所以屡次蒙受皇上像上天一样仁爱百姓,降旨宽大处理,自己心中觉得皇恩虽然有好生之德,但本身罪过重大,恐怕是很难有生路而解脱出来的。如今又蒙皇上圣旨分析吕留良罪行一案,和犯弥天大罪的我所犯的罪行加以比较,此时在我这个弥天大罪的犯人心中,只有惶恐战栗,生死只有等待命运罢了。又怎敢摇唇鼓舌,议论别人所犯罪行的大小,诉说自己罪行的轻重呢!

  现在特因上有尧舜一样的圣明君主,没有不洞察民间隐私的地方,圣上的旨意发下,又允许如实地陈奏;况且今天想供出的事,又都在皇上圣旨包涵的范围以内,所以敢斗胆冒死如实招供。而且以犯人我犯下了如此重大的罪行,皇上还容许我自己招供自己辩解,由此可见我皇上心胸虚怀广大,真和天地一样高大,不仅是自古以来第一圣明的君主,仅就这一案件来说,也是自古以来没有过的奇特恩典。所以犯了弥天大罪的我遇到这样美好的机会,又怎敢隐忍逃避,而不直接了当的招供出犯罪的始末呢?

  【原文】

  因是思得吕留良之著说纪载,是有心为恶,而假托于善,以掩其恶。弥天重犯之狂举上书,本不知是恶,乃用意为善,而自陷于恶。盖吕留良生明末之季,处江浙之省,读书学问,何事不晓,何义不讲,本朝功德,宜耳闻目见而身被熟矣。岂若弥天重犯之生晚而居处穷僻,心暗质鲁,不惟别事不知,即流贼李自成名姓亦不晓。若使早似吕留良之有知,不但不肯为此狂悖之举,且久已将我朝功德阐发,见之于言,论传之于士林,使天下共晓君亲之义矣。又何至有弥天重犯狂悖之举。盖生本朝而搜纪本朝之功绩,阐明本朝之道德仁义,正学士分内事,自古儒者所必先之举。吕留良何计不出此,而反以讥诋为事?今蒙圣谕开示:“吕留良生于浙处人文之乡,读书学问初非曾静山野穷僻冥顽无知者比。”

  此诚德同天地,明并日月,至公至明之至论也。且吕留良本心,不欲圣祖之圣,而伪捏不圣之说,以诬其圣。弥天重犯本心不知皇上之圣,忽听不圣之说,遂误信以为果是不圣。其实谤诬圣祖,罪固不容于死,而讥诋皇上,法又岂容独生乎?所不同者,只为山野愚民,不知圣德高厚,遂为奸党布散流言,惑乱民间听闻。岂若圣祖皇帝在位六十余年,深仁厚泽,沦肌浃髓,虽黄童白叟,皆所深知,况身列胶庠十余年之吕留良乎?皇上天视圣祖,浑忘己德。今蒙圣谕开示:“曾静诋讥及于朕躬,而吕留良则上诬圣祖皇考之盛德。”此又不惟德同天地,明并日月,至公至明,而并且流露我皇上平昔至仁至孝之深衷矣。

  【译文】

  因此,我想吕留良著作里所记述的话,是有心去做坏事,却又假托出于好心而掩盖他的恶念。犯了弥天大罪的我,狂妄地上书,本来不知道这是一件坏事,用意还是从好处着想,而自己将自己推入犯罪地步。吕留良出生在明朝末年,居处在江苏浙江一带,自幼读书求学,什么事不知,什么道理不懂?本朝的功德,当然能耳听眼见而都十分熟悉的了。怎能比犯了弥天大罪的我,居住在穷辟山乡,见闻少而心暗身愚,不光别的事不知,就连流寇李自成的名字都不晓得。如果我能像吕留良那样有知识,不仅不会作出这件狂妄悖逆的事来,而且早就会把我朝的功德加以宣扬,挂在口上,传播到读书人中间,让普天下的人都知道君臣之义了,又怎么会出现犯下弥天大罪的狂悖举动呢?因为生在本朝,而搜集记载本朝的功绩,讲明本朝的道德仁义,这正是渎书人的分内事,是自古以来儒生所必须先做的事。吕留良为什么不这样办,反而用讥讽诋毁去对待呢?如今蒙皇上圣谕指出:“吕留良出生于浙江人文汇萃的地方,读书学问,不像曾静生长在深山穷乡的地方,愚昧无知难以相比。”

  这确实是仁德同于天地,英明相并日月,至公至明的论说。况且吕留良的本心,是不想歌颂圣祖皇帝的圣德,而故意捏造出边疆不会出圣人的说法,来影射圣祖不是圣人。犯了弥天大罪的我,本心是不知道皇上的英明神圣,忽然听到不算圣人的说法,遂误信果然不能称为圣人。其实诽谤诬蔑圣祖皇帝,其罪恶固然是死有余辜;而讥讽诋毁当今皇上,从法律上讲,又岂能允许他活命呢?所不同的地方,是我这个山里的愚民,不知道皇上道德的高厚,遂替奸党散布流言诽语,扰乱民间的视听。怎能比得上圣祖皇帝在位六十多年,给百姓带来深厚仁惠和恩德,真是深入肌肤和骨髓,虽是黄毛小童和白发老翁,也都深入人心,何况身为秀才,读书于学校十几年的吕留良呢?皇上如同敬上天一样恭敬圣祖,而忘掉了自身。如今蒙受皇上圣谕指出:“曾静诋毁的只是朕一个人,而吕留良则上诬及祖先皇的盛德。”

  这不仅表示了当今皇上道德和天地一样高厚,英明和日月一样,至公至明,而且体现出我皇上平日至仁至孝的内心了。

  【原文】

  又弥天重犯之狂举,心中本无成见,因闻吕留良逆说,复闻谣言,而弥天重犯附近之地,又偶尔歉收,且平昔并未晓得我皇上圣德万分之—。此时觉得当身道义既催,目前时势又迫,俨若有个鬼神在此驱逐之使动,容人安息不得。所以不计利害,不审成败,妄萌此狂悖逆乱之举,若吕留良,则明知有道,而若不知其道;明闻有德,而若不闻其德。观其立说,多幸灾乐祸之心,毫无忧民爱国之念。是吕留良之诋诬,独出己意,而弥天重犯之狂悖,全凭人使。今蒙圣谕开示:“曾静之讪谤,由于误听流言;而吕留良则自出胸臆,造作妖妄。”

  此诚德同天地,明并日月,至公至明之至论也。至若中外之分,弥天重犯虽曾闻其说,其实亦心知其不然,苦奈学浅无知,见闻未广,思想义理不出,分解不来,无可如何。且一面反覆细观吕留良议论,直指此为今日等一大义,读书人所必守。岂知本朝得统之正,列圣救济之功,皆千古所罕见,与春秋之所摈管仲之所攘义例,不惟不同;且以今较古,脱然如寒暑昼夜之相反。今蒙圣谕开示:“曾静胶执中国夷狄之见,胸中妄起疑团,若不读吕留良之书,不见吕留良之议论蜂起,快心满意,亦必有所顾忌,而不敢见之文辞。”

  此诚洞见肺肝,民情丝毫不能隐处。凡此乾断,固非具大舜之智,不能明察到此。抑非裕帝尧之仁,不能钦恤如是。仁智交融,圣神并至,焉得不令闻者拍案惊倒,以为千古圣明之君所不到。弥天重犯到此生固有荣,死亦何恨?况昨又蒙降旨,九分不杀,是即感明睿之德,照烛隐情;复荷高厚之恩,宽宥重典,恭逢这样神圣天子在上,竟无说可以颂扬比拟得,只有尊之敬之如天地,亲之如父母而已,更有什么话说得。

  【译文】

  犯了弥天重罪的我,所作的猖狂举动,心中本来并没有什么成见,只因听了吕留良悖逆的言论,又听到一些谣言,而犯了弥天重罪的我所居住的一带,又偶而粮食歉收;而且平日并不晓得皇上德行的万分之一。这时便觉得身上压有一种道义感,同时目前形势又较为紧迫,真如同有个鬼神在暗中驱使自己去行动一样,使人安定不下来,所以便不顾利害,也不关事情成败,狂妄地产生鼓动叛变的行为。至于吕留良,明知我朝应乎天道,而故意伪装不知天道;明明听闻我皇上的仁德,而故意当作没听到过皇上仁德。看他的书中的观点,大都是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情,没有丝毫忧国爱民的念头。以此可见吕留良对我朝的诋诬,完全出于他的内心,而犯下弥天大罪的我所作的悖逆行为,全被别人利用了。现在蒙皇上圣谕揭示:“曾静的毁谤,是由于误听流言;而吕留良则由于他本人的内心,而制造出妖妄的言论。”

  这真是仁德同于天地一样高大,英明和日明一样明亮,至公至明的说法啊。至于讲到中外的区分,犯了弥天重罪的我,虽然曾经听到过这类说法,其实心里也不以为然,苦恨我自己学识浅薄无知,见闻不广,想来想去理不出个头绪,解答不出道理,实在没有法子可想。而且一面反复地琢磨吕留良的议论,明确指出华夷之分是今天第一要紧的义理,读书人必须遵守。岂知本朝建国继承大统是十分纯正的,列位先皇拯救中国所建树的功勋,都是自古以来罕有的。这和《春秋》排斥夷狄和管仲抨击的例子,不仅不同;而且用今天状况来套用古代事情,就像用寒与暑、昼与夜相比一样,恰恰相反。现在蒙皇上圣谕开导:“曾静顽固地抱着中国和夷狄的见解,心理乱起疑团,如果没有读吕留良的书,没看到吕留良的众多议论,虽心中畅快。也一定会心存顾忌,而不敢乱写成文字的。”

  这真是洞察人的肺肝,百姓的情况是丝毫隐藏不住的。凡这些英明伟大的论断,除非具有大舜那样圣人的智慧,是不能够有这样明察的;如果没有像帝尧那样仁厚的心怀,也不能体恤百姓到这种程度。仁德和睿知交融在一起,神和圣集中到一起,怎能不让听到这事而拍案惊服呢!这是千古以来所有圣明的君主都难做到的。犯了弥天大罪的我,遇到这样圣明的皇上,生在世上固然十分荣幸,就是死去也不会有什么遗恨。况且昨日又蒙皇上开恩降旨,说九分不杀,于是犯人马上感激皇上英明睿智的恩德,能洞照一切隐情;又受到高厚深恩,从宽赦免了重刑。能恭逢这样神圣的天子在位,是没有任何恰当的话可以颂扬和比拟皇上的伟大的,只有敬之如天地,爱之如父母而已,还有什么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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