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部 > 春秋三传详释 > 8、三统和三正

  从《公羊传·隐公元年》原文的字面上,我们似乎只能把"大一统"理解为"重视开始",现在的问题是:《公羊传》是解释《春秋经》的,从《春秋经》的文本是否能推出"重视开始"这个意思尚在两可之间,而把"大一统"解读为"在三统之中推重一统",这离《公羊传》的文本本身又远了一步,当然离《春秋经》也就更远了。--对一种学说"是什么",我们常常难以判断,因为各种各样的解读往往并存,互相指责对方是修正主义甚至离经叛道,但解读可以是多样的,却不可以是无所不包的,我们虽然难以从"是什么"作出判断,却可以从它的自我声称以及与其他学派的交火中表现出的"不是什么"来进行理解。是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将会越来越难于说清儒家思想究竟"是什么",只能小心翼翼地去观察它依然"不是什么"。

  三统说虽然从《春秋经》的文本当中难于合乎逻辑地推论出来,但它毕竟并不反对仁,也不反对礼,这就像社会主义学说可以有无数升级版,但不会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所追求的目标是奴隶社会。

  三统说并不渊源于儒家自身。当初周人灭商,周文王接受了老天爷的委任,是谓"受命",周文王也就是周人是"始受命王",可当初商朝的开国先祖也是受过命的,两命不能共存,新命要把旧命革除才行,这就是"革命"。到了战国时代,天子式微,诸侯逐鹿,大家知道,新一轮的"革命"就要开始了,那么,谁才是新一任的"始受命王"呢?不知道老天爷是怎么想的?

  天意从来高难问,老天爷怎么想,人类哪可能知道!但需求总是能创造产品,只要存在强有力的需求,总有人能生产出合适的产品来。于是,天意虽高,拿望远镜也是能够看见一点儿影子的。这个望远镜,就是战国时代最为流行的五行理论,这一理论的大宗师就是齐人邹衍。

  邹衍的说法是:天命的更替就是五行的更替,天上和人间是相通的,人间的天子必然具备五行中的一行之德(这个"德"不是道德,而是属性),上天也会显现与这一德相应的祥瑞。但每一德都不是永恒的,等当前的这一德衰微了,五行次序中的下一德就会取而代之,如此轮流往复、生生不息。这就是五德终始说。

  把五德终始说首次付诸实施的是秦始皇。按照五行的次序,周代是火德,秦克周就是水克火,秦朝便是水德。这就要改正朔、易服色了。水德的是黑色,数字全用六,比如一辆车要用六匹马来拉,还要是六匹黑马才好。这些事还都好办,只要下个命令就行了,可秦始皇不敢轻举妄动,因为等来等去,上天总也不降下相应的祥瑞来。秦始皇很疑惑:我这个朝代到底是水德么?

  有需求就有创造,有人对秦始皇说:您的老祖宗秦文公在五百年前一次打猎的时候猎获了一条黑龙,这明明就是水德的祥瑞呀,还等什么呀,早就有了!

  水德的秦朝就这样成为了人间现实。

  人类社会是一个需求导向型的社会,重要的不是事实,而是需求,有需求就有创造。

  五德说流行于战国,大行于秦朝,三统说却是汉代的新产品。我们看看五行(五德)、再看看三统,会很诧异地发现:这两者虽然一个是三,一个是五,可实质上根本就没什么差别。按照五德理论,夏是木德,商是金德,周是火德,汉是水德(秦朝已经被忽略不计了),而按照三统说,夏是黑统,商是白统,周是赤统,汉又回到黑统。汉朝为什么是黑统呢,主要有两个原因。现实的原因大约是:刘邦当初发现秦朝祭祀的天帝只有白、青、黄、赤四位,他很疑惑:"我听说天有五帝,怎么会只有四个?"自己一捉摸,很快就找到答案了:"原来是在等我来凑成五帝之数呀。"刘邦就这么立了黑帝祠,自居水德。但这么一来,汉朝和秦朝就同属水德了,这显然是没道理的。可是,木已成舟,解决方案也就只有把秦朝踢出五德系统、让汉朝的前代变成周朝了。

  除了这个现实原因之外,公羊家还给出了一个理论原因:《春秋经》所写的是黑统的制度,它虽是一部书,却也算一个统,能用《春秋经》为国家宪法的天子就是黑统之君。--如果我们以小人之心来推测一下,公羊家的言外之意就是:汉朝是黑统(既然刘邦都自定为黑帝了,肯定变不了了),那么,《春秋》学正好就是为黑统量身定做的国家法典,那么,皇帝要运用这部法典,就得重用我们这些人才行。

  这两个原因哪个才是主因,只能各人有各人的推断了。但在我们看来,三统说相对于五行说并不能算是一种必要的理论创新,这就像百事可乐相对于可口可乐并不算是一种必要的产品创新一样。那么,百事可乐的出现明显是要以同类产品抢占市场份额,饱读诗书的公羊家们会不会也是这样呢?

  当然,五德终始说完全是五行家言,而三统说却带有儒家思想的痕迹,典型之笔就是"统三正"。

  "统"是要和"三正"拉上关系的。董仲舒解释"统三正",说:"正者,正也",想来他的意思是说:"正月"的"正"(zhēng)就是"正人君子"的"正"(zhèng)。董仲舒接着阐发:统要是正了,万事万物全都会跟着正了,一年最要紧之处也就是正月,若正其根本,枝节也会跟着正,若正其内部,外部也会跟着正,所以我们要效法这个"正"(原文是"可谓法正也",看来三国时候的法正就是从这里起名字的),所以君子说:"周武王就像正月。"(Ⅰ)

  (Ⅰ)[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其谓统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统致其气,万物皆应而正。统正,其余皆正,凡岁之要,在正月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末应,正内而外应,动作举错,靡不变化随从,可谓法正也,故君子曰:"武王其似正月矣。"

  "周武王就像正月",这个比喻即便在后现代作家的眼里恐怕也算得上前卫。说这话的"君子"据刘向《说苑》正是孔子本人,而且孔子是用三位往圣前贤分别来比喻春、王和正月的:"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无论如何,这一切都说明的是:在"五始"、"通三统"、"大一统"语境之下的"元年春王正月"是如此的重要,尤其是这个周历正月的出场,"正"(zhèng)得了开始就"正"(zhèng)得了后边的一切……好的开始不但是成功的一半,甚至是成功的一大半,所以《说苑·建本》说《春秋》之义"有正春者无乱秋,有正君者无危国"。

  这层道理曾被历代哲学阐发出无限的深意,比如《左传》学的第一位大学者刘歆无比辉煌地铺陈说:

  《经》元一以统始,《易》太极之首也。《春秋》二以目岁,《易》两仪之中也。于春每月书王,《易》三极之统也。于四时虽亡事必书时月,《易》四象之节也。时月以建分、至、启、闭之分,《易》八卦之位也。象事成败,《易》吉凶之效也。朝聘会盟,《易》大业之本也。故《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统三也,四时四也,合而为十,成五体。以五乘十,大衍之数也……《经》曰"春,王正月",《传》曰:"周正月"。火出,于夏为三月,商为四月,周为五月。夏数得天,得四时之正也。三代各据一统,明三统常合,而迭为首,登降三统之首,周还五行之道也。故三五相包而生。天统之正,始施于子半,日萌色赤。地统受之于丑初,日肇化而黄,至丑半,日牙化而白。人统受之于寅初,日孽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天施复于子,地化自丑毕于辰,人生自寅成于申。故历数三统,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孟、仲、季迭用事为统首。三微之统既著,而五行自青始,其序亦如之。五行与三统相错。(《汉书·律历志》)

  刘歆长篇大论,我这里只是节要而录。从刘歆的说法来看,三统五始、太极两仪、阴阳五行、乾坤八卦,所有神秘主义内容几乎应有尽有。如果一个"元年春王正月"当真蕴涵着如此奥秘哲理的话,读懂《春秋经》真就可以经天纬地了。但遗憾的是,在后代专家的精密推算之下,在纯粹的历法意义上说,这个"王正月"却有可能搞错了,由于当时技术手段的限制,对历法的确定做不到那么严密。

  对这一点,前文已经介绍过一些,现在再多谈几笔。

  清人邹伯奇精研《春秋》历法,著有《春秋经传日月考》专论于此,谈到隐公、桓公的正月之设本该建子却经常建丑,宣公、成公之后还常有建亥的时候,还常常《经》这么说,(Ⅰ)《传》那么说,所依历法各异。

  邹伯奇讲的最后一点尤其会对一般读书人造成障碍,因为,如果历法只有一说,即便推算错了,一般人也看不出来,但如果对同一件事,《春秋经》说是三月,《左传》说是五月,甚至《春秋经》说是今年,《左传》说是明年,这就让人费解了,正如王韬所谓"合于经者不合于传,未免说有所穷"。(Ⅱ)

  据《〈侯马盟书〉丛考·历朔考》:"我国东周时期,周王朝的历法比较混乱。由于不能对诸侯'颁朔'(公布朔日),都是由各国的史官自己推算。鲁国自从文公以后,置闰往往不够准确,每逢闰月就不能在宗庙举行告朔典礼。所以,《春秋》一书所记的朔闰,有许多是不准确的……《春秋》写鲁国的历史。鲁国主要奉行周王朝的历法,正月应为建子。但是,因为历法混乱,正月在隐、桓二公时为建丑,而在庄、闵二公时,有时为建丑,有时又是建子。僖公时也大致如此,但偶然有时是建寅或建亥。文、宣、成三公时,大多数年份为建子,有时是建丑或建亥。襄、昭、定三公时大多为建子,有时是建亥。"(Ⅲ)

  (Ⅰ)[清]邹伯奇《春秋经传日月考》:《春秋》置闰乖错,隐、桓之正多建丑,宣、成以后又往往建亥,又有经传置闰各别者。

  (Ⅱ)[清]王韬《春秋朔闰至日考》上卷,"鲁隐公元年正月朔日考"。另参[清]王韬《春秋朔闰至日考》中卷"春秋长历考正"隐公元年己未建丑:前年十二月十二日癸亥冬至,华亭宋庆云《春秋朔闰日食考》以四分术推之,得周正月朔日辛亥,则上年十二月也,五月朔庚戌,则此年四月也,十月朔丁丑,则此年九月也,又推得天正冬至在乙丑。

  (Ⅲ)张颔、陶正刚、张守中:《侯马盟书》(增订本)(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另参:《汉书·五行志》:周衰,天子不班朔,鲁历不正,置闰不得其月,月大小不得其度。史记日食,或言朔而实非朔,或不言朔而实朔,或脱不书朔与日,皆官失之也。

  我们马上可以想到的是:历法如此不密,又不统一,别的不说,至少对算命占卜会产生致命影响。当代算命先生对时辰的讲究要精确到"真太阳时",可春秋那时候连年份都可能是错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不看年、月,只看纪日,那么,就在鲁隐公元年的两年之后,"自《春秋》隐公三年(前720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至今,近三千年的日干支连续记载,未曾错乱,堪称为世界历史上最长的纪日法。"(Ⅰ)

  当然,历法的准确与否,就算对算命有影响倒也无伤大雅,真正"有伤大雅"的却是对政治的杀伤力:如果当真如董仲舒所谓"统正,其余皆正",《春秋》里这么多的"统不正"倒可以解释这二百四十二年间为什么会礼崩乐坏、战乱频仍了。

  《春秋》的历法问题早就让古代学者们很伤脑筋了,既有诸侯国各行其历的现象(比如晋国用的是夏历),又有推算不准的情况(如上所述),这就像我们读一本历史书,书中记载时间一会儿用公历、一会儿用农历,一会儿出现"2月31号如何如何",这样的《春秋》时不时就会给解读历史事件造成误导,还凭空让一些经师们解读出了很深刻的微言大义。

  于是,校订《春秋》历法便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从杜预的《春秋长历》到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中的《时令表》、《朔闰表》,研究日益精湛。章太炎曾从义理出发推论出《春秋经》使用周正,但再怎样无懈可击的义理、再怎样深刻的微言大义,最好也要建立在"事实正确"的基础上。

  以史实考据而论,现在已经基本可以断定两点:一是《左传》和《春秋经》的历法龃龉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左传》杂采各国史料,而各国所用历法不一,《左传》也没作好统一校订的工作;(Ⅱ)

  是《春秋经·隐公元年》虽然"理应"用周正而建子,实际却是合殷正而建丑--如果按"三统"或"三正"的说法,《春秋经》一开篇用的就不是周正,而是殷正。

  那么,周正到哪儿去了?张闻玉《古代天文历法论集》考订结论是:"春秋前期无周正",又从秦始皇改正朔而建亥的记载,推论"三正"之说当产生于春秋之后、秦朝统一之前。(Ⅲ)

  饶尚宽也断言"三正"之说纯属虚构,因为在春秋时代和战国前期,还处在观像授时的阶段,并没有形成像样的历法推算;(Ⅳ)

  历法的考据,夏代史渺茫难求,至于殷商,按常玉芝在1998年出版的《殷商历法研究》当中一个归纳性的说法,我们简直就要绝望了:"殷商历法问题(包括殷商年代问题,天象记录问题)虽然经过中外学者近七十年的反复研究,发表的各种论作据笔者统计已近两百种……但到目前为止,学者们达成的共识似乎就只有一点:即认为殷商时期行用的是以太阴纪月、太阳纪年的太阴太阳历,即阴阳合历。但对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阴阳合历却意见不统一。"(Ⅴ)

  (Ⅰ)饶尚宽:《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版),第257页。

  (Ⅱ)[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之《时令表》、《朔闰表》。[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四。

  (Ⅲ)张闻玉:《古代天文历法论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135页。

  (Ⅳ)饶尚宽:《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版),第259页。

  (Ⅴ)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6页。

  【【图1-[清]邹伯奇《春秋经传日月考》隐公元年至隐公四年

  图2-[清]成蓉镜《春秋日南至谱》。"日南至"即冬至,确认冬至的具体时间是古代历法推算的重点,章鸿钊《中国古历析疑》即谓"考我国之天文学实以'定月建'与'求日至'两大法为其始基"。(Ⅰ)

  成蓉镜这里是以《古四分历》和《三统历》两相对照。当然,这些专业的历法研究大多数人都看不懂(我也看不懂),这两页书影只是想给大家一个直观感受而已。

  成蓉镜书名中的"日南至"出自《左传》。《左传》提到"日南至"共有两次,一是僖公五年:"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二是昭公二十年:"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恰恰清人徐文靖《管城硕记》中正是以此为证据来护卫"月改则春移"的旧说,反驳胡安国的"夏时冠周月"之论:《春秋》是孔子的"尊王之书",所谓"王正月",是点明"周王之正月",把"春"字放在"王"字前边,是表示王者效法老天,并非"行夏之时"的意思……所谓"日南至",正因为日南至的时候按周历算是春天,不便在春天称"冬至",所以改称"日南至"。(Ⅱ)  

  徐文靖于此考订甚详,大可与前述赵伯雄之说互相参照。】】

  另一方面是,如果涉及三统、五始这类问题,历史考据是一条线,政治理念又是另一条线。隐公元年不是周正建子而是殷正建丑,这个考订放到现在只是一个史实问题,学术小圈子里几个人讨论讨论而已,可要是放在过去,不但有可能动摇经学根基--至少"五始"就不全了,"体元以居正"也居错位了;甚至更严重的是:还可能动摇国本--你这个政权的"统"不正!

  那么,隐公元年这个历法之差会不会仅仅是一个细节小错而已呢?张闻玉在《铜器历日研究》里作过一个统计:《春秋经》隐、桓、庄、闵四代共63年,其中49年建丑,8年建寅,6年建子;僖、文、宣、成四代共87年,其中58年建子,16年建丑,13年建亥。如此一来,"事实明摆着,春秋前期建丑为多,少数失闰才建子、建寅,而没有建亥的;春秋后期建子为正,少数失闰才建亥、建丑,没有建寅的。"由此出发追溯西周,"如果我们再用大量铜器历日验证,西周一代行丑正,不行子正。因为是观象授时,肉眼观察,必有失闰。少置一闰,丑正就成为子正;多置一闰,丑正就成寅正。个别铜器记载'十四月',说明西周历制粗疏,再失闰还不可避免。"(Ⅲ)

  "三正"之说若被击破,经学家们开宗明义的春秋大义就要大打折扣了。"春王正月"也就少了些神秘感,多了些历法疑云。但是,即便在史实考据上已经可以板上钉钉,真正影响历史的却往往并非史实本身。在一些公羊家的政治理念里,"春王正月"断句为"春王,正月"一样是合情合理的,甚至是惟一正确的。而左学家难道就不讲义理吗?--也讲的。

  (Ⅰ)章鸿钊:《中国古历析疑》(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13页。

  (Ⅱ)[清]徐文靖《管城硕记》卷之九"春王正月"条:《春秋》,夫子尊王之书。王正月者,明其为周王之正月也。冠春于王,明王者之法天也。冠王于正月,示天下以遵王之时也。胡《传》谓以夏时冠周月,盖夏以寅月为春。夫子于冬子月上加一春字,春正月以下,仍记周子月事也。殊不知周以建子为正,即以建子为春也。桓公八年:"春正月乙卯,烝",《尔雅·释天》:"冬祭曰烝。"若周改月不改时,烝安得于春正月乎?……鲁冬至在周正月,《春秋》以前皆然。《春秋》谓之南至者,时以十一月为春,则不可以为冬至,直谓之南至耳。

  (Ⅲ)张闻玉:《铜器历日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8-20页。

  就在对"元年春王正月"这句经文的阐释上,左学家的义理阐发不但不很逊色于公羊家(比如前边介绍过的刘歆即是,即便时至近代,大学者如章太炎虽然已经重视起了金文证据,但仍然推论这里的断句应当是:"春王,正月",说"王"的真实涵义就是三统),甚至在时代上也并不比公羊家为迟--能追溯到战国的吴起和汉初的贾谊身上。

  --章太炎议论《左传》,说公羊家之"五始"在《左传》里虽然未被明言却也潜藏其意,只是少了个"公即位",是为"四始",而且,《左传》也不光是叙事,也是讲义理的,对"元年春王正月"的义理阐释比公羊家还早。简述章说:《说苑·建本》载魏武侯向吴起打听"元年"的意思,吴起以"慎始"为议论,《贾子·胎教》也有类似的说法,而吴起和贾谊都是治《左传》的早期学者,在他们生活的时代里,《公羊传》还没有形诸文字呢,所以他们对"元年"之义理的阐发肯定不是从《公羊传》学来的。(Ⅰ)

  章太炎最后的推论稍嫌武断,因为《公羊传》那时虽然没有成书,口耳相传的事却未必没有。但无论如何,早期左学家对春秋大义的深刻阐发确是不争的事实。

  一个"春王正月",无限微言大义。大义越深刻,圣人的光环也就越耀眼。但圣人真是这样的么?

  小沙弥请教老和尚:"什么是佛法真谛?"老和尚一句话不说,只是竖起了一根手指。--不错,高僧可以这样,但圣人总不能也这样吧?圣人行事,应该如天日昭昭,《论语》里记了那么多圣人之言,虽然有不少缺乏上下文的,也很可能有不少脱漏错简的,但还是可以从中看出孔子的风格是朴实明朗的,不会竖一根手指头让人家子子孙孙每人各猜一辈子。

  当然,有些圣人之言也许过于超前,所以虽不见容于当时,却可以行之于后世。顾亭林就说,孔子当初对颜渊讲"行夏之时",这议论并不是为了他自己的时代而发的,而是通过颜渊传到汉武帝那里,终于在几百年之后让汉武帝实行了他"行夏之时"的政治理念。(Ⅱ)

  而同样是从孔子自己的言论里,王阳明则认为孔子不可能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忽左忽右,所以,孔子既然说过"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灾及其身者也",还说"吾从周",而改变周朝正朔不明明就是议礼和制度么,这就不是"从周"而是叛周了?如果孔子真这么搞,用《春秋经》来让乱臣贼子惧,这不是乌鸦站在猪身上么?

  王阳明总结说:《春秋》之法,改变旧制的要批评,比如鲁国搞初税亩;紊乱王制的要批评,比如郑庄公归祊;无王命的要批评,比如莒人之入向,可这三种罪过的严重程度都远比不上改变天子正朔,孔子要这么批评别人,这不叫乌鸦站在猪身上,简直就是猪站在乌鸦身上了。(Ⅲ)

  (Ⅰ)章太炎:《春秋左传读·隐公篇》。

  (Ⅱ)[清]顾炎武《日知录》"立言不为一时"条:孔子言"行夏之时",固不以望之鲁之定、哀,周之景、敬也。而独以告颜渊。及汉武帝太初之元,几三百年矣,而遂行之。孔子之告颜渊,告汉武也。

  (Ⅲ)[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论元年春王正月》:《春秋》之法,变旧章者必诛,若宣公之税亩;紊王制者必诛,若郑庄之归祊,无王命者必诛,若莒人之入向;是三者之有罪,固犹未至于变易天王正朔之甚也。使鲁宣、郑庄之徒举是以诘夫子,则将何辞以对?

  王阳明这些话倒是重逻辑、重证据,也延续着历代学者对公羊家的一贯质疑,但他是心学祖师爷,当然也有"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一面。王阳明那场著名的"龙场悟道"成就出的《五经臆说》现在只残存了十三条,第一条就是解释"元年春王正月"的,说"元年"之书在于"正始","元"分为乾元(天元)、坤元(地元)还有人元,一国之元在于君,君之元在于心。"元"在天为生物之仁,在人则为心。国君建元就是维新之始、正心之始……(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王阳明心学的一点端倪,虽然带上了很大的主观味道,但和心学后辈们思而不学的作风还是大相径庭的。

  看过了"元年春王正月"的若干版本,如果从溯本求源的意义来讲,虽然可以排除一些误解,而真相如何始终难知。但是,真实影响着两千年来政治与社会的正是这无穷版本的孔子,真正的孔子反倒是一个很不重要的角色。

  (Ⅰ)[明]王阳明《五经臆说》:人君即位之一年,必书元年。元者,始也,无始则无以为终。故书元年者,正始也。大哉乾元,天之始也。至哉坤元,地之始也。成位乎其中,则有人元焉。故天下之元在于王;一国之元在于君;君之元在于心。元也者,在天为生物之仁,而在人则为心。心生而有者也,曷为为君而始乎?曰:"心生而有者也。未为君,而其用止于一身;既为君,而其用关于一国。故元年者,人君为国之始也。当是时也,群臣百姓,悉意明目以观维新之始。则人君者,尤当洗心涤虑以为维新之始.故元年者,人君正心之始也."曰:"前此可无正乎?"曰:"正也,有未尽焉,此又其一始也。改元年者,人君改过迁善,修身立德之始也,端本澄源,三纲五常之始也;立政治民,休戚安危之始也。呜呼!其可以不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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