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币 宋真宗与辽圣宗澶渊之盟,定岁币之数: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仁宗时,辽兴宗以求地为兵端,再与定盟,加岁币银绢各十万两匹。
夏主元昊既纳款,赐岁币银绢茶彩共二十五万五千。
南渡后,高宗与金熙宗和议成,岁币银绢二十五万两匹。 孝宗再与金世宗议和,改为银绢二十万两匹。
开禧用兵既败,宁宗再与金章宗议和,增为银绢三十万两匹。 至金哀宗时,宋停其岁币。
后数年金亡,元太宗曾遣王来征岁币银绢二十万两匹,宋不与。
按宋之于金,岁币外,每金使至又有馈赠,大使金二百两,银二千两,副使半之,币帛称是。此例庙堂之上亦知之。故路伯达使宋回,上所得金银以助边费。(见金史路伯达传)梁肃使宋回,以所得礼物多,至推排物力时,自增六十贯。(金史梁肃传)金使至夏国者,夏国馈赠,视诏书几道为多寡。完颜纲为赐夏主生辰使,章宗特命赍三诏以厚之。(金史完颜纲传)金史路伯达传赞曰“受岁币,礼也;使者至燕享,亦礼也,纳其贿可乎?乃习以为常,莫有知其非者。出则云酬劳效,归则云增物力,上下惟利是视,此何理耶?”
和议
义理之说与时势之论往往不能相符,则有不可全执义理者,盖义理必参之以时势,乃为真义理也。
宋遭金人之害,掳二帝,陷中原,为臣子者固当日夜以复仇雪耻为念,此义理之说也。然以屡败积弱之余,当百战方张之寇,风鹤方惊,盗贼满野,金兵南下,航海犹惧其追,幸而饱掠北归,不复南牧,诸将得以剿抚寇贼,措设军府,江淮以南,粗可自立。而欲乘此偏安甫定之时,即长驱北指,使强敌畏威,还土疆而归帝后,虽三尺童子,知其不能也。
故秦桧未登用之先,有识者固早已计及于和。
洪皓以乐天畏天语悟室,犹第使臣在金国之言也。
绍兴五年,将遣使至金,通问二帝,胡寅言“国家与金世仇,无通使之理。”
张浚谓“使事兵家机权,日后终归于和,未可据绝。”是浚未尝不有意于和也。
陈与义云“和议成,岂不贤于用兵?不成则用兵必不免。”是与义亦未尝不有意于和也。
高宗谓赵鼎曰“今梓宫、太后、渊圣皆在彼,若不与和,则无可还之理。”此正高宗利害切己,量度时势,有不得不出于此者。
厥后半壁粗安,母后得返,不可谓非和之效也。
自胡铨一疏,以屈己求和为大辱,其议论既恺切动人,其文字又愤激作气。天下之谈义理者,遂群相附和,万口一词,牢不可破矣!然试令铨身任国事,能必成恢复之功乎?不能也!即专任韩、岳诸人,能必成恢复之功乎?亦未必能也!故知身在局外者,易为空言;身在局中者,难措实事。秦桧谓“诸君争取大名以去,如桧但欲了国家事耳。”斯言也!正不能以人而废言也。
其后隆兴又议恢复矣!吕本中言“大抵献言之人,与朝廷利害绝不相关。言不酬,事不济,则脱身去耳!朝廷之事,谁任其咎?”汤思退亦云“此皆利害不切于己,大言误国,以邀美名,宗社大计,岂同戏剧?”斯二人者,虽亦踵桧之故智,然不可谓非切中时势之言也!
统宋一代论之。
燕云十六州沦于契丹,太祖、太宗久欲取之,自高梁河、岐沟关两败之后,兵连祸结,边境之民烂焉。澶渊而后,两国享无事之福者且百年。
元昊跳梁,虽韩、范名臣不能制,亦终以岁币饵之,而中国始安枕。 当北宋强盛时已如此,况南渡乎? 且南渡之初,非不战也,富平一败,丧师数十万,并陕西地尽失之,卒归于和而后已。
及金亮渝盟,兵叛身弑,此时宜可乘机进取,乃宿州一溃,又弃唐、邓、海、四而卒归于和。
其后开禧用兵,更至增岁币,函送韩侂胄之首,而后再定和议。
此和与战,利害之较然者也。
及与蒙古共灭金,两国方敦邻好,使早定和议,坚守信誓,其时蒙古尚未有意于混一,可以财帛饵也,而举朝泄泄(竞进),付之不理,致蜀地先失,鄂亦被兵。元世祖以皇弟统兵在鄂,贾似道已密遣宋京求和,世祖遂撤兵去,似道归,又以援鄂为己功,深讳议和,不复践夙约,世祖犹遣郝经来修好,更锢之真州,不答一书,不遣一使,于是遂至亡国。
是宋之为国,始终以和议而存,不和议而亡。盖其兵力本弱,而所值辽、金、元三朝皆当勃兴之运,天之所兴,固非人力可争,以和保邦,犹不失为图全之善策。而耳食者徒以和议为辱,妄肆诋諆,真所谓知义理而不知时势,听其言则是,而究其实则不可行者也。
按宋南渡后,亦未尝无可乘之机。
其一在金废刘豫,以地予宋,而乌珠(旧史名兀术)又兴兵来取之时。宋则刘锜有顺昌之捷,韩世忠围淮阳,有泇口镇、潭城、千秋湖之捷,且曰“兵势最重处,臣请当之。”岳飞有郾城之捷、颖昌之捷,已进军至朱仙镇,遣将经略京东西、汝、颖、陈、蔡诸郡,且曰“直捣黄龙,与诸君痛饮耳。”吴璘在蜀,亦有石壁砦、百通坊、剡家湾、腊家城之捷,使乘此势,策励诸将进兵,河以北虽不可知,而陕西、河南地未必不可得。乃当时君相方急于求成,遽令班师,遂成画淮之局,此一失也。 其一在金亮瓜洲被弑之后,军溃而归。中原鼎沸,南有魏胜、李宝之起义,北有移剌窝斡之叛乱。金世宗虽贤,登极未久,国势易摇;宋则孝宗为君,张浚为相,皆锐意恢复者,使有韩、岳诸人以训练之兵讨离携之众,自当大有克捷。而诸宿将已无在者,仅一刘锜老病垂死,吴璘亦暮气不振,所恃李显忠、邵宏渊辈,望轻才薄,才得灵虹,至宿州辄大溃,于是三京终不可复。此又一失也。
统前后观之,前则有将帅而无君相,后则有君相而无将帅,此固天意所以分南北也。(明邱浚曾有宋南渡后不得不和之论,为世儒所讪笑,今此论毋乃嘘其烬乎?然通观古今者,必见及此也。)
西夏番盐
郑文宝传:诸羌少树艺,但用池盐与边民交易谷麦,后馈运为李继迁所钞,文宝乃建议请禁番盐入边,令商人贩安邑解县两池盐,以给陕西民食,则戎人困而继迁可不战而屈。诏从之。乃设禁,有私市者抵死。行之数月,犯者益众,戎人乏食,屡入寇掠。而商人贩解盐者多出唐、邓、襄、汝间,得善价,关、陇民转至无盐以食。太宗知其事,遣钱若水视之,遂弛其禁。此宋初听番盐入边故事也。
其后因元昊强肆,则又禁番盐以困之。孙甫传:元昊称臣,乞岁卖青盐十万石。甫疏言“自德明时已乞放行青盐,先帝以其乱法不听。及再请,乃追其弟入质而许之。盖盐乃中国之利,西戎之盐味胜解池,既开其禁,则流于民间,无所堤防。”梁鼎亦疏云“议者多谓边民旧食西夏青盐,其价甚贱,及禁青盐以困贼,令商贾入粟,运解盐于边,其价与番盐不相远,故番盐不能售。今若令解盐与内地同价,则民必冒禁复市青盐,乃资盗粮也。”是二说者,皆以禁断番盐为边界要策。
按夏国传,元昊既纳款,宋许置榷场于保安军及高平砦,第不通青盐。是宋自西夏用兵后,不复许番盐入境也。然当中外分界之时,固不可不严其禁,若中外一统之世,则又不妨听其入边。在番人既可藉以资生,而边民又得免于食贵,亦良法也。所虑番盐与中国盐价贵贱太悬,则日久不能无弊耳。
宋宰相屡改官名
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为真宰相之任。 初无定员。
上相为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其次为集贤殿大学士。
或置三相,则昭文、集贤及监修国史各除。国初范质为昭文学士,王溥监修国史,魏仁浦集贤学士是也。
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则为宰相加官。
神宗新官制:置侍中、中书令,而尚书令不设,即以尚书令之贰左右仆射为宰相。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职。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行中书令之职。 政和中,改左右仆射为太宰、少宰,仍兼两省侍郎。
靖康复改为左右仆射。
建炎三年,吕颐浩请左右仆射并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门下、中书二侍郎改为参知政事,废尚书左右丞。从之。
乾道八年(孝宗),诏尚书左右仆射,可依汉制改为左右丞相,删去侍郎、中书令、尚书令之职,以丞相充。
此宋代宰臣先后名称不同之故事也。恐阅史者易于淆惑,故录出之。 平章事之称,本始于唐。
按旧唐书高宗永淳元年,以郭待举、岑长倩、郭正一、魏元同为同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上谓崔知温曰“待举等历任尚浅,且令预闻政事,未即与卿等同名称。”自是外司四品已下知政事者,遂以平章为名。是平章事本非真相也。其后遂以平章事为宰相之职。 宋因之,有时特置平章军国重事,或称同平章军国重事,则以处老成硕德,如文彦博、吕公著是也。
开禧元年,韩侂胄为丞相,乃又加平章军国事之名。说者谓省重字则所预者广,去同字则所任者专。时陈自强为右丞相,请以侂胄序班丞相之上。于是平章军国事乃又超越丞相矣。其后贾似道亦为之。
德祐中,王爚进平章军国重事,陈宜中为左丞相,留梦炎为右丞相,是又于两相之上,特设此官。盖沿侂胄、似道之班位,而又稍变其制也。
宋末平章在丞相之上,元则丞相在平章之上。元制:中书省左右丞相皆蒙古人为之,不以授汉人,汉人惟为平章政事,亦称宰执。如王文统、许衡是也。此又平章在丞相下之明证也。 宋节度使
节度使本唐藩镇官名。宋初犹存此官,然无所职掌,专以待勋贤故老及宰相罢政者,或宰相、枢密使出判大府,亦系此衔,谓之使相。
元丰新官制,始改为开府仪同三司,其后仍复此官。如文彦博以太师充护国军山南西道节度使致仕是也。 至徽宗时,则宰相在朝者亦兼此官。如左仆射蔡京兼安远军节度使是也。
南渡以后,则功臣为大帅者为之,并有兼两镇、三镇者。如韩世忠兼镇南、武安、宁国节度使,张浚兼静江、宁武、静海节度使是也。
继世为相
再世为相,汉推韦、平,唐推苏、李,已属仅事。
宋则有三世为相者: 吕蒙正相太宗,其侄夷简相仁宗,夷简子公著,哲宗时亦为相。传赞谓世家之盛,古所未有。 南宋则史浩相孝宗,其子弥远相宁宗、理宗,浩孙嵩之(弥远之侄),理宗时亦为相。
其再世为相者:韩琦历相仁、英、神三帝,其子忠彦,徽宗时亦为相。 按琦固名相,忠彦亦不失父风。史氏则弥远擅废立为无君,嵩之谋起复为无父,家门虽盛而名节有亏。若吕氏奕世勋猷,辉映史册,可谓极盛矣!而公著于重圭袭组之后,不以门阀自高,益能守正不挠,为时名相,尤不可及也。 三入相
宋史吕蒙正传赞谓“国朝三次入相者,惟赵普及蒙正。”然蒙正后,又有王钦若、张士逊、吕夷简、文彦博、陈康伯亦皆三次入相,蔡京并至四次入相。宋史所云,尚未深考也。今录于左:
赵普:乾德三年为门下侍郎平章事,后出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太平兴国初再入相,拜司徒兼侍郎。八年,出为武胜军节度使。雍熙三年再入相,拜太保兼侍中。 吕蒙正:太平兴国中拜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淳化初罢为吏部尚书。四年又以本官入相,至道中出判河南府。真宗咸平四年又以本官同平章事。
王钦若:大中祥符中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与马知节争论罢。寻又拜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寻出判杭州。仁宗初复拜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张士逊:仁宗初由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出知江宁。明道初再入相,进中书侍郎,寻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宝元初又入为门下侍郎,封郢国公。
吕夷简:由尚书拜中书同平章事,后出判陈州。未几复相,封申国公,再出判许州。未几,又以右仆射入相,进位司空。
文彦博:平贝州归,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唐介劾罢,出知许州。至和二年又以吏部尚书入相,久之,出判河南,以太师致仕。元祐初召平章军国重事,六日一朝。
陈康伯:绍兴三十一年拜尚书右仆射,出判信州。隆兴初又拜尚书左仆射同中书平章事,出知建康府。淳熙九年拜右丞相,时孝宗以仆射名不正,改为丞相。
四次入相
蔡京:崇宁二年以右仆射入相,寻免为开府仪同三司。大观元年又拜左仆射,三年罢,出居杭州。政和二年召还再相,三日一至都堂,宣和二年令致仕。六年再起,领三省。凡四当国。
两次入相
张齐贤:淳化三年由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出知河南府。真宗初又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李昉:太平兴国中拜平章事加中书侍郎,寻罢。淳化二年复拜中书侍郎平章事。 向敏中:咸平四年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寻出知永兴军。大中祥符五年又拜同平章事加中书侍郎进右仆射兼门下侍郎。
陈尧叟:大中祥符初以户部尚书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寻罢,领群牧使。明年又检校太尉同平章事。 陈执中: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降给事中。皇祐中又以吏部尚书拜同平章事。
冯拯:先拜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出为武胜军节度使。又以吏部尚书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右仆射。 贾昌朝:庆历中以工部侍郎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判大名府。嘉祐元年又兼侍中,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枢密使。
李迪:真宗时拜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罢知郓州。仁宗时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王曾:仁宗初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知青州。景祐二年由枢密使再拜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
富弼:至和二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英宗时以足疾辞,出判扬州。熙宁二年以左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范纯仁:元祐三年拜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出知颖昌。召还复拜右仆射入相。
赵鼎:先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寻出知绍兴府。绍兴七年又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张浚:绍兴五年除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都督江淮军马,以吕祉事罢。孝宗初又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都督如故。凡两为节相。
朱胜非:建炎三年拜尚书右仆射,寻出知洪州。绍兴二年又入相。
吕颐浩:建炎四年守尚书右仆射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为江东安抚使。绍兴元年,又拜少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秦桧:自金归,绍兴元年拜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二年罢。八年又拜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汤思退:绍兴二十七年拜尚书右仆射,寻罢。隆兴六年,又拜左仆射。
史浩:隆兴元年拜尚书右仆射,寻奉祠。淳熙五年又为右丞相,时孝宗改仆射为丞相。
梁克家:乾道八年拜右丞相,后出知建康。淳熙九年再拜右丞相,封仪国公。
郑清之:端平初为右丞相,寻乞罢。七年又拜太傅右丞相。 吴潜:淳祐十一年拜右丞相,十五年出判庆元。寻又拜特进左丞相。 程元凤:宝祐中拜右丞相,出判福州。度宗初又拜少傅右丞相。
陈宜中:德祐元年拜特进右丞相,被劾竟去。召之入朝,仍为右丞相。元兵入,宵遁。益王立于福州,又以为左丞相。
文天祥:德祐初拜右丞相,使元军脱归。益王立,仍拜右丞相。
王安石之得君
王安石以新法害天下,引用奸邪,更张法令,驯至靖康之难。人皆咎安石为祸首,而不知实根柢于神宗之有雄心也。
帝自命大有为之才,尝欲克复燕云,恢张先烈。
当其为颖王时,已与韩维论功名。(见维传)
及即位,富弼因奏对即曰“愿陛下二十年不谈兵。”盖已窥见意旨矣。(见弼传)
帝又与王安礼论汉文帝,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见安礼传)
苏颂使契丹归,帝问以山川人情,颂曰“彼讲和日久,未有他意。若汉武久勤征讨,匈奴终不服。至宣帝时,呼韩邪单于稽首称藩。唐中叶以后,河湟陷于吐蕃,宪宗欲复之而不能。至宣宗时,乃以三关七州来归。盖外国之叛服不常,不系乎中国之盛衰也。”颂意盖有所讽云。(见颂传)
初艺祖尝欲积缣帛二百万以取幽蓟,别储于景福殿后,神宗题此库云“五季失图,玁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又诗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见食货志)
是帝久有取燕云之志。
后帝与大臣定议,将遂举兵,朝慈圣光献太后白其事,太后曰“吉凶悔吝生乎动,得之不过南面受贺而已。万一不谐,生灵所系,可胜言哉?苟可取,则太祖、太宗已取之,何待今日?”(见慈圣光献曹后传) 观此数传,则帝意在用武开边,复中国旧地,以成盖世之功。而环顾朝臣,皆习故守常,莫有能任其事者。安石一出,悉斥为流俗,别思创建非常,突过前代。帝遂适如所愿,不觉如鱼得水,如胶投漆,而倾心纳之。欲用兵必先聚财,于是青苗、免役之法行;欲聚财必先用人,于是吕惠卿、章惇之徒进。虽举朝争之,甚至内而慈圣光献太后,外而韩琦、富弼诸老臣,俱以安石为不可用,而帝持之愈力,护之愈坚。故当时有谓帝与介甫如出一人者,史臣亦谓神宗以好大喜功之资,王安石出而与之遇,宜其流毒不能止。然则非安石之误帝,实帝一念急功名之心自误也。厥后兵不敢用于北,而稍试于西,灵武之役,丧师覆将,涂炭百万,帝中夜得报,起环榻行,彻旦不寐。(见宣仁高后传)盖至是始知非常之事之不可幸成也,已晚矣!善乎韩维之论曰“圣人功名,因事而见,不可先有功名心。”此真深识治道之论也哉! 青苗钱不始于王安石
王安石以青苗钱祸天下,人皆知之,然青苗钱之名,不自安石始也。
宋史赵瞻对神宗云“青苗法,唐行之于季世。”范镇亦言“唐季之制不足法。”按通鉴:唐代宗永泰二年秋七月,税青苗钱以给百官俸。此青苗之始也。旧唐书:乾元以来用兵,百官缺俸,乃议于天下地亩青苗上量配税钱,命御史府差官征之,以充百官奉料。永泰二年,侍御韦光裔为使,得钱四百九十万贯。其冬,诏减青苗地头钱,三分取一,遂为常制。每岁特设使者,如崔涣兼税地青苗使、刘晏兼诸道青苗使、杜佑充江淮青苗使是也。食货志:大历元年,天下青苗钱共四百九十万缗,每亩税三十文。永泰八年,诏天下青苗地头钱,每亩一例十五文。德宗又增三文,以给骑。通鉴集览谓青苗钱者,不及待秋敛,当苗方青即征之也。 是唐所谓青苗钱,并与宋制不同。宋制尚有钱贷民而加征其息,唐直计亩加税耳。(按唐时长安、万年二县,有官置本钱配纳各户,收其息以供杂费。宋之青苗钱,正唐杂税钱之法耳) 宋之青苗钱则始于长吏之自为之,本以利民。
宋史李参传:参为陕西转运使,部多戍兵,苦食少,参令民自度麦粟之赢余,先贷以钱,俟麦粟熟,输之官,号青苗钱。经数年,廪有羡粮。
此安石青苗钱之所本也。在参行之,固为善政。然仁宗天圣五年已特诏罢之,当亦以行之久,则弊生耳。
至安石则初知鄞县时,贷谷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民甚便之。安石操履廉洁,亲施之于一县,民自有利而无害。
及登朝柄用,以此事已效于一县,遂欲行之天下,然犹未敢遽行,使苏辙议之,辙力陈其弊,乃不复言。
会河北转运使王广廉奏乞度牒为本钱,于陕西漕司私行青苗法,(即本李参之术)春散秋敛,与安石意合,于是决然行之。(见苏辙传) 世但知宋之青苗法始于安石,而不知李参先私行于下,广廉又奏请于上也。 然使听贤吏自行于一州一路,非惟安石能利民,而李参已先有成绩,即广廉亦未必遂至病民也。至著为功令,则干进者以多借为能,而不顾民之愿否;不肖者又藉以行其头会箕敛之术,所以民但受其害而不见其利。
天下事固有一人行之能为利,天下行之则又为害者。况青苗钱虽曰不得过加二之息,而一岁凡两放两收,则其息已加四,有司又约中熟为价,令民偿必以钱,则所定之价又必逾于市价,而民之偿息且十加五六,则并非安石之初法矣!此所以病民也。
即如常平社仓,何尝非古人善政。然沿及后世,常平春借秋还,出则克扣,入则浮收,徒供不肖官吏之渔利。社仓听民自为经理,宜更无弊矣。然州县虑司其事者之干没,必岁签殷户承充,于是有得钱卖放之弊。又必岁遣小官稽核,于是有需索馈送之弊。
古来未尝无良法,一经不肖官吏,辄百弊丛生,所谓有治人无治法也。孟子谓有仁心而无仁政,则民不被其泽。岂知有仁政而无仁心,非惟不被其泽,且转受其害也哉!
车盖亭诗
哲宗即位,蔡确播浮言,谓由己拥护。既失势,遂怨望,至安陆,尝游车盖亭,赋诗十章,内有用郝甑山事。甑山者,唐郝处俊封甑山公。高宗欲逊位武后,处俊谏而止。确引之以比宣仁后,兼有“沧海扬尘”等语,尤悖逆。知汉阳军吴处厚得其诗笺释上之。于是左右谏议张焘、范祖禹、左右司谏王岩叟、吴安诗、右正言刘安世连劾之,遂贬英州别驾,新州安置。
沧海扬尘,谓世事巨变,同“沧海桑田”。此为吴处厚构讦蔡确之语。按宋史处厚传:蔡确尝从处厚学赋,及作相,处厚通笺乞怜,确无汲引意。王圭为大理丞,王安礼、舒亶相攻,事下大理,处厚以安礼与圭善,论亶用官烛为自盗。确欲救亶,密遣人致意处厚,不从,确怒欲逐之,未果。圭请除处厚馆职,确又沮之。元祐中,确知安州,有卒当戍汉阳,确固不遣,处厚怒曰“尔在庙堂时数陷我,今比郡作守,犹尔邪?”会得确车盖亭诗,乃笺释上之,云“郝处俊封甑山公,会高宗欲逊位武后,处俊谏止,今乃以比太皇太后。且用沧海扬尘事,此盖时运之大变,尤非佳语。讥谤切害,非所宜言。”确遂南窜。擢处厚知卫,然士大夫由此畏恶之。
宣仁后曰“帝以子继父,有何间言?而确自谓有定策功,妄煽事端。规为异时炫惑地,吾不忍明言,姑托讪上为名逐之耳。”此正后之深识远虑。若论确设心之奸险,措词之凶悖,虽诛戮尚不足蔽辜,仅从远窜,已属宽典。乃当时万口同声以为太过,即号为正人君子者亦出死力救之,
谓“圣朝务宜宽厚。”力言于宣仁帘前,并言于哲宗者,范纯仁及王存也;
谓“注释诗语,近于捃摭,不可以开告讦之风者。”盛陶也;
谓“以诗罪确,非所以厚风俗者。”李常也; 谓“恐启罗织之渐。”上疏论列,及闻确谪命,又封还除目者,彭汝砺也; 谓“薄确之罪,则于皇帝孝治为不足;若深罪确,则于太皇太后仁政为小累。皇帝宜敕置狱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诏赦之,则仁孝两全者。”苏轼也;
甚而范祖禹先既劾确,及闻新州之命,又谓“自乾兴以来,不窜逐大臣,已六十余年,一旦行之,恐人情不安。”;
又甚而邵康节局外评论,亦谓“确不足惜,然为宰相,当以宰相处之。”而以范纯仁为知国体。 可见是时朝野内外,无不以谪确为过当。此则有宋待士太厚之故,纵有罪恶,止从黜谪,绝少岭海之行,久已习见,以为当然。一旦有此远谪,便群相惊怪,不论其得罪之深,反以为用刑之滥,政令纵弛,人无畏惧,实由于此,宋之所以不竞也。
同文馆之狱
神宗不豫时,邢恕与蔡确密谋援立,诱宣仁后(英宗宣仁高皇后,神宗生母)侄公绘曰“延安(即哲宗,时为延安郡王)幼冲,雍(神宗弟雍王赵颢)、曹(神宗弟曹王赵頵)皆贤王也。”公绘惊趋出(公绘惊曰:“此何言?君欲祸吾家邪!”),恕计不行,反扬言“太后属意雍王,使首相王圭知之”(反宣言“太后属意雍王,与王圭表里。”)。确乃约圭同入问疾,阳以语勾致圭,使开封府蔡京伏剑士于外,俟圭语小异即诛之。既而圭言“上自有子”,恕计无所施。(恕导确约圭入问疾,阳勾致圭语,使知开封府蔡京伏剑士于外,须圭小持异则执而诛之。既而圭言“上自有子,定议立延安。”恕益无所施,犹自谓有定策功,传播其语。)而语稍闻于宣仁后,遂黜恕出知随州。
恕与确则又扬言太后有废立意,绐司马光子康手书,谓其父光曾语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国疑,宣训事尤可虑。”宣训者,北齐娄太后宫名,娄太后尝废孙济南王,而立少子演,以比宣仁后欲废哲宗而立雍王也。司马光为天下所信服,故欲以此语为出自光,又恐人疑非光言,故必绐其子康手书而后可使人信。其设心可谓黠矣!会确贬新州,恕亦远谪,事不果行。 绍圣初,章惇、蔡卞当国,欲甘心元祐诸贤,引恕入为御史中丞,于是恕追理前说,并怵高遵榕之子士京,追讼其父在日知王圭谋立雍王以实其言,总欲以此为题,陷害诸正人,并诬宣仁后以见已与确有拥护哲宗之功也。
先是刘挚、吕大防为相时,文潞公(文彦博)之子及甫居丧,恐服除不得京官,抵书邢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命未可必,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济之以粉昆,必欲以藐躬为甘心之地,可为寒心。”其谓司马昭者,本指吕大防,粉昆者,世以驸马都尉为粉侯,时韩忠彦执政,其弟嘉彦尚主,故以忠彦为粉昆也。至是恕以此书示蔡确之子渭,(刘挚传谓蔡渭。邢恕传谓蔡懋。皆确子也。)使上其书,讼当时宰相刘挚、吕大防等陷其父确,谋危宗社,引此书为证,惇、卞遂欲因是诬挚及梁焘、王岩叟等,以为有废立意,置狱于同文馆,用蔡京、安惇杂治之,及甫乃变词托其亡父尝说“司马昭指刘挚,粉谓王岩叟面如白粉,昆谓梁焘字况之,况犹兄也。”(文及甫亦可谓名父之子多败德)将锻成废立之事以杀挚等,并以悖逆坐司马光、吕公著,甚至欲追废宣仁后。会无实据,及甫但云疑其事势如此,而向太后及太妃等亦力言宣仁后之诬于哲宗,乃止,章惇又疏言司马光、刘挚、梁焘、吕大防等变神宗成法,惧陛下一日新政,必有欺君之诛,乃密为倾摇之计,帝曰“元祐诸臣,果如是乎?”惇、京曰“诚有是心,但反形未具耳。”帝乃锢挚、焘等子孙,(见刘挚、邢恕、蔡确、章惇、安惇等传)
呜呼!固一己之权位,而欲以悖逆诬正人,以图一网打尽,甚至诬及母后,奸人之处心设计,真可畏哉!
秦桧文字之祸
秦桧赞成和议,自以为功,惟恐人议己,遂起文字之狱,以倾陷善类。因而附势干进之徒承望风旨,但有一言一字稍涉忌讳者,无不争先告讦,于是流毒遍天下。
今见于高宗本纪者:
茶陵县丞王庭圭作诗送胡铨,坐谤讪,停官,辰州编管。
曹咏言李孟坚诵其父光所撰私史,语涉谤讪,诏送大理寺,狱成。光遇赦,永不检举;孟坚除名,峡州编管;(光传则谓陆升讦孟坚以私撰国史)胡寅、程瑀、潘良贵、张焘等八人缘坐黜降有差;胡寅责果州团练副使,新州安置。
又诏大理寺鞫太常主簿吴元美谤诗狱。
右迪功郎安诚坐文字谤讪,惠州编管。
副尉刘允中坐指斥谤讪,弃市。
叶三省、王远通书赵鼎、王庶,三省落职筠州居住,远除名高州编管。
黄岩县令杨炜诽谤,除名,万安军编管。知台州萧振落职,池州居住。(振知台州,炜每大言无顾忌,振击节称善,遂荐炜改秩,又移书于桧从子秦昌时,俾同荐之。属吏密语振曰:“炜尝以书责李参政及太师,昌时义不当举,待制亦不可举。”振曰:“吾业已许之,岂可中辍?”遂因炜狱中供前事而贬。) 大府丞范彦辉谤讪,除名,荆门军编管。
从政郎杨炬坐其弟煜尝上书诽谤,邕州编管。
知建康府王循友,以桧捃摭,命大理寺鞫之,贷死,循州安置。
王超以交通李光,下狱,除名,辰州编管。
故学士程瑀、知饶州洪兴祖、转运使魏安行以论语讲解被猜,兴祖昭州,安行钦州,俱编管。瑀子孙并论罪。 通判沉长卿、县尉芮奕作诗讥讪,除名,长卿化州,奕武冈军,俱编管。
知泉州宗室令衿坐交结罪人,汀州安置。
又命大理寺鞫张祈附丽胡寅狱。
此皆本纪所书也。 其散见于各传者:
胡铨先以上书诋和议,谪监广州盐。
罗汝楫劾其横议,除名,编管新州。守臣张棣又讦其与客唱酬怨谤,再移吉阳军。 李光以忤和议,谪藤州,守臣言其作诗风刺,再移琼海。吕愿中又告光与铨作诗讥讪,乃又移昌化军。
赵鼎窜潮州,又移吉阳军。桧令本军月具存亡申省,鼎知桧必杀己,遂不食而死。 张浚窜连州,又徙永州。
盖此数人者,名愈高,桧忌之愈甚,故不惟使之身受窜谪,屡濒于死,而凡与之交际者,亦必被祸不少贷。
王庭圭既以作诗赠铨得祸,而铨先谪广州。时朝士陈刚中以启事为贺,谪知安远军。
又有宜兴吴师古镌铨疏以传,流袁州。
通判方畴亦以通书于铨,除名,永州编管。
此以铨而连及者也。
叶三省、王远、王超既以通书赵鼎、李光得祸。
吴元美之下狱也,以家有潜光亭、商隐堂,为人首告,谓亭号潜光,有心于党李,堂名商隐,无意于事秦,所谓党李者,亦指光也。 此因鼎、光而连及者也。
江西运判张常先注前帅张宗元与张浚书上之,连逮数十家,将诬以不轨。
此因浚而连及者也。
桧尝书铨、鼎、光、浚等姓名于一德格天阁(高宗亲书“一德格天”匾其阁),必欲杀之。
赵汾之狱,其父鼎已死,桧令大理寺鞫之,欲汾自诬与铨、光、浚等谋大逆,所连及一时名士,至五十三人。会浍死,始得免。设桧不死,则肆害更未有已也。 他如程瑀等之以论语得罪,则以瑀尝为论语说,至弋不射宿,谓孔子不欲阴中人,洪兴祖序之,魏安行锓之(刻版印行),故皆及祸。 赵令衿之得罪也,则因观桧家庙记,口诵“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为桧侄婿汪召锡所告,故安置汀州后,再牵入赵汾狱,几死。
又胡舜陟以非笑朝政,下狱死。
黄龟年以论桧,贬。
太学生张伯麟题壁曰“夫差!而忘越之杀而父乎?”杖脊刺配吉阳军。
闽浙大水,白谔有燮理乖谬语,刺配万安军。
高登亦以考试策问闽浙大水之由,郡守以达桧,坐以事,编管容州。 进士黄友龙坐谤讪,黥配岭南。
内侍裴咏坐指斥,编管邕州。
径山僧清言,以谤讪被黥。 何兑诵其师马伸在靖康围城中乞存赵氏书,桧以为分己功,编管英州。
郑圮、贾子展以会中有嘲谑讲和之语,圮窜容州,子展窜德庆。
此则不必与铨等相涉,第语言文字稍触其忌,即横遭诬害,更不可数计矣!
桧又疏禁野史,许人首告,并禁民间结集经社,甚至司马伋自言涑水记闻非其曾祖光所著,李光家亦举光藏书万卷悉焚之。(桧先禁私史,又对帝言私史害正道,时司马伋遂言涑水记闻非其曾祖光论著之书,其后李光家亦举光所藏书万卷焚之。) 其威焰之酷,真可畏哉! 秦桧史弥远之揽权
蔡京、章惇之奸恶,犹第谐臣媚子伎俩,长君逢君,窃弄威福,人主能用之,亦尚能罢之。若秦桧、史弥远之柄国,则诛赏予夺,悉其所主持,人主反束手于上,不能稍有可否,几如曹操之于汉献帝矣!姑不必一一实指其事,但观宋史各列传可见也。
李浩传:自秦桧用事塞言路,及上总揽威权,浩与王十朋等始相继言事。王纶传:绍兴二十六年,高宗躬亲政事,收揽威柄,(秦桧死于二十五年)召诸贤于散地。甚至虞允文疏谓“秦桧盗权,十有八年,桧死权归陛下。”此语直奏于高宗之前,则桧未死以前,高宗不能有权可知也。
洪咨夔传:史弥远死,帝始亲政。崔与之传:端平初,帝始亲政。郑清之传:端平元年,上既亲总庶政,赫然独断。真德秀传:弥远卒,上亲政。魏了翁传:弥远卒,上亲庶政。则弥远未死以前,理宗不能有权可知也。
统观古今以来权臣当国,未有如二人之专者。然桧十八、九年,威福由己,名入奸臣传,至今唾骂未已;弥远相宁宗十七年,相理宗又九年,其握权既久于桧,桧仅杀岳飞,窜赵鼎等;弥远则擅废宁宗所建皇子,而别立嗣君,其无君之罪,更甚于桧。乃及身既少诟詈,死后又不列奸邪,则以桧仇视正人,翦除异己,为众怨所丛;而弥远则肆毒于善类者较轻,遂无訾之者。然则弥远之黠,岂不更胜于桧哉!至如贾似道专国,威权震主,至度宗为之下拜,其权更甚于桧与弥远。斯则亡国之运,主既昏庸,臣亦狂谬,实无大奸大恶之才,固无足论矣!
宋南渡诸将皆北人
宋南渡诸将立功虽在江南,而其人皆北人也。
张浚凤翔府成纪人,韩世忠、张宗颜皆延安人,岳飞汤阴人,刘光世保安军人,刘锜德顺军人,吴玠、吴璘、郭浩皆德顺军陇干人,杨存中代州崞县人,王德通远军熟羊砦人,王彦上党人,杨政原州临泾人,牛皋汝州鲁山人,曲端镇戎人,成闵邢州人,解元保安军德清砦人,王渊熙河人,赵密太原清河人,李宝河北人,魏胜宿迁人,王友直博州高平人,李显忠绥德军清涧人。
统计诸名将,无一非出自山、陕者,是南宋之偏安,犹是北宋之余力也。其他不甚著名而守城抗节者,亦多北人。
如守建宁死者杨震代州崞人,守隆德府死者张确邠州宜禄人,守震武死者朱昭府谷人,守代州死者史抗济源人,守永兴死者郭忠孝河南人。 其后德祐国亡时能战之将,尤推张世杰,世杰亦范阳人,从张柔戍杞有罪奔宋者。
端平入洛之师 宋理宗端平元年,(金哀宗天兴三年,元太宗六年)与蒙古共灭金时,蒙古乏粮,宋助以三十万石。张柔中矢,宋孟珙力救出之。两国方敦邻好,初无嫌隙。宋果欲复三京八陵,宜先令孟珙等即在军前定议。乃计不出此,兵退之后,郑清之、赵范、赵葵等忽欲乘虚复中原,以致兵连祸结。当时议者,皆归咎入洛之师。(赵范奏“赵葵、全子才轻遣偏师复西京,赵楷、刘子隆参赞失计,师退无律,致后阵败覆。”又言“扬义之败皆由徐敏子、范用吉怠于赴援,致不能支。”此即所谓入洛之师也。) 今以宋、金二史考之,则宋师先入汴,而入洛犹在后也。
是年正月灭金,三月即遣朱扬祖、林拓诣洛阳谒陵寝,此不过遣官省视,未即为召衅之端。
然宋史孟珙传:是时淮阃刻日进师,蒙古闻宋来争河南,已设哨至孟津,并增戍潼关,谒陵使谍知此信,疑畏不前,珙曰“淮师溯汴,非旬余不达,吾以轻骑疾驰,不十日可竣事。”乃与二使昼夜兼行,至陵下成礼而归。此虽未知何月日,然陵使未到而宋兵已发可知也。
又金史崔立传:天兴二年正月,哀宗走归德,立在汴,以汴降蒙古。立恃势恣横,李伯渊、李琦、李贱奴等恶之,明年正月,金亡,六月伯渊等闻近境有宋兵,阳与立谋备御,偕立巡城,遂杀之。是六月中,宋兵已至汴也。
其后赵范守襄阳,与伯渊等酣狎,以致襄阳失守。可见伯渊杀崔立后,即投入宋军,宋军于是年六月到汴,无可疑者。(宋史赵葵传亦谓是时盛暑行师)
续通鉴纲目谓:全子才既至汴,赵葵自滁州以淮兵五万来会,谓子才曰“本谋据关守河,今抵汴已半月,不急攻洛阳,潼关何待耶?”乃檄范用吉等率兵西上,徐敏子为监军,到洛阳,寂然无应者,至晚有残民三百余家登城投降,是宋师先入汴再入洛之明证。到洛之次日,所赍粮已尽,而蒙古兵已到,宋兵遂败而归。此事宋、金二史纪传俱不明析,惟续通鉴纲目较详。
再证之元史刘亨安传:岁甲午,平蔡,既而宋师二十万攻汴,将趋洛,元帅塔察儿使亨安拒之,宋师奔溃。此又可了然于当日宋师先汴而后洛也。
而宋史纪传但谓:入洛之师起衅。则以宋兵之败,在洛而不在汴耳。
宋史缺传
宋史各列传,自理宗以后,大概又详于文臣而略于武臣,不特缺漏彭义斌诸人也。 王坚
王坚守合州最有功,其见于理宗本纪者,诏叙坚合州功与官两转。及合州围解,又诏擢坚宁远节度使驻兴元,兼知合州,封清水县伯。
其见于各传者,张传,谓:与坚协力拒元兵,攻九月不能下。王安节传,谓:安节,坚之子也,其父守合州有功,为贾似道所忌,移知和州,郁郁以死。及安节守常州,城破被执,元人问其姓名,曰“我节度使王坚子也。”,遂遇害。
此见于宋史者也。
其见于元史者:宪宗纪:帝攻合州,遣宋降人晋国宝招谕坚,坚不应,国宝去,坚又追还杀之。帝悉率诸军战城下,攻一字城,攻镇西门,攻东新门,攻奇胜门,攻护国门,皆不克。汪田哥又选兵登其外城,坚率众来拒,遇雨,元兵梯折,后军不克进,乃止。
赵阿哥潘传,亦谓:宪宗驻钓鱼山,守将王坚夜来斫营,阿哥潘拒却之。汪德臣传:王坚负险五月不下,德臣至城下呼曰“王坚!我来活汝一城军民,宜速降。”语未既,为飞矢所中。
此见于元史者也。
是坚之守合州,几不减张巡之守睢阳,乃竟无专传。
王佐
王佐守利州,父子皆死难。理宗纪,谓:佐坚守孤垒,元使降将南永忠来说降,佐骂之,永忠流涕而去。王翊、张传亦俱谓:元兵拔长宁,佐父子俱死。
元史宪宗纪:帝围长宁,守将王佐及裨将徐昕等出战,败之。帝又督军力战于望喜门,破其城,王佐死焉,又诛佐之子及徐昕等四十余人。
是王佐之守长宁,亦必宜有专传,而宋史无之。 王虎臣、王大用
元史伯颜传:伯颜自鄂顺流下,斩郢将赵文义、范兴师,至沙洋,遣人持黄榜及文义首入城招降,守将王虎臣、王大用焚榜斩使,有私谋出降者,虎臣杀之。伯颜又命吕文焕来招,亦不应。遂攻破其城,擒虎臣、大用,杀之。
是王虎臣、王大用皆力守孤城,抗节不屈,宋史皆无传,并不附见其姓名于他传中。
麻士龙
又尹玉、麻士龙,皆文天祥所遣救常州者,玉战死五牧,士龙战死虞桥,见德祐纪及元史伯颜传。
乃宋史玉有传而士龙无传,并不附姓名于玉传中,亦皆缺事也。
张世杰李庭芝姜才 元兵下江南,张世杰以水师碇焦山下,力战而败,宋自是不复能军。柯维骐谓“世杰何不据镇江、瓜州以扼敌冲?”及观元史而后知其势不然也。 是年,(宋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贾似道兵败后,伯颜直趋建康,其时镇江府马军总管石祖忠先以城降,行枢密院使阿塔海即来驻京口,立木栅以护民居,又分兵屯瓜州以绝扬州之援。(阿塔海传)阿术别奉命攻扬州,亦以兵先驻瓜州,宋淮东制置使尽焚瓜州城中庐舍,徙其民而去,阿术创楼橹以守之。(阿术传)于是瓜州有阿术,镇江有阿塔海,世杰无地可据,不得不泊焦山以决死战也。 至李庭芝、姜才守扬州,宋亡后犹能支撑半年,则亦有故。
其时临安虽亡,而扬州所属之高邮、宝应、通泰、真州尚俱拒守,故可藉其粮援。观宋史文天祥传:天祥由镇江脱走至真州,苗再成得制置司檄擒天祥,乃托辞遣之出。又元史阿术传:真州冯都统来袭瓜州,阿术遣阿塔赤败之。是真州尚为扬守也。
又阿术及苫彻传:宝应馈粮扬州,姜才率军士迎粮,苫彻夺其马并粮橐二万。是高、宝亦尚为扬守也。
博罗欢传:宋亡后,淮东诸城尚坚守,博罗欢自西小河入漕河,断通泰援兵。(怯怯里传亦同)是通泰亦尚为扬守也。
其时蒙古兵两大营,一驻扬州北之湾头,一驻扬州南之扬子桥,固已扼其要害。然文天祥指南录:蒙古南北两营,每日早晚必会哨,哨既过,仍有村民贸贩者往来,故天祥等得乞贩者之余糁羹以救饥,而逃至通州入海。宋史姜才传亦云:才每出兵,运粮高邮、真州以给兵,马家渡与元将史弼彻夜苦战,亦为护粮也。可见扬城南北虽有敌兵围守,而资粮尚可入城,故阿术曰“宋已亡,独庭芝未下,以外援尚多也。”乃又栅扬州北之丁村,以扼高、宝之馈;留屯新城,(邵伯埭)以断泰州。(阿术传)于是庭芝等大困,走入泰州,城陷,遂为所执。
论古者不参观于宋、元二史,无由得当日情事也。
又姜才传:德祐帝北迁至瓜州,才以兵四万直捣瓜州,欲夺驾,战三时,众拥帝北去。按帝既北行,应过扬州城下,何以姜才不于城下截之?
此亦即在才传可意揣也。是时元筑长围,自扬子桥竟瓜州,东北跨湾头至横塘,西北至丁村,务欲以久困之。是扬城北皆有长围防护,盖瓜州战后,元兵即拥帝从围墙外北去,故无从邀夺也。
夏贵
宋夏贵于国亡后降元,故宋史不立传。然究是宋末劳臣,观于元史纪传可见也。
中统元年,夏贵军于淮南新城,元将隋世昌乘战舰抵城下,战退宋兵。(隋世昌传)
二年,元将张庭瑞筑城于蜀之虎啸山,夏贵以师数万围之,城当炮皆穿,护以木栅,栅又坏,乃依大树,张牛马皮以拒炮。贵以城中人饮于涧外,绝其水,庭瑞取人畜粪溺沸煮,泻土中以泄臭,人饮数合,唇皆疮裂。坚守数月,伺宋兵少懈,奋出击之。(张庭瑞传)元将焦德裕来援,夜薄贵营,令士卒人持三炬,贵惊走。(焦德裕传)
三年,李反于济南宋夏贵乘虚袭取蕲州、宿州等城。(本纪)万户李义战死,贵又攻邳州,守将李杲哥出降,贵去,杲哥入城诡言有保城功,已而事露,伏诛。(本纪)贵焚庐舍去,杲哥之弟复与贵以兵三万来援,元将郭侃败之。(郭侃传)时夏贵已陷亳、滕、徐、宿、邳、沧、滨七州及利津等四县,张弘略遏之于涡口,贵始去,乃尽复所失地。(郭弘略传)
四年,宋夏贵以兵侵蜀中虎啸山寨,元将赵匣剌往御,走之。(赵匣剌传)
至元元年,元将刘元礼为潼川路汉军元帅,宋夏贵率军五万来犯,诸将以众寡不敌,有惧色,元礼持长刀,大呼突阵,遂退贵兵。(刘元礼传)
二年,宋夏贵欲攻虎啸山,诏以石抹纥扎一军戍之。(本纪)
六年,攻宋襄阳,宋夏贵率兵五万,馈粮三千艘,自武昌来援。时汉水暴涨,贵乘夜潜上,元将赵璧发伏兵,夺其五舟。明旦,阿术追贵骑兵,璧以舟师追贵水兵,合战于龙尾洲,贵败去。(赵璧传)贵又泊鹿门山西岸,相持七日,元将李庭与水军万户解汝楫击之,斩其将王、元胜。(李庭传)
七年,元将史权驻荆子口,宋夏贵以船万艘载壮士欲薄江面,权破之。既而转粮于随,贵又扼前路,权又破之。(史权传)
九年,元筑正阳两城,宋夏贵帅舟师十万来攻,元将董文炳登城御之,一夕,贵去复来,飞矢贯文炳左臂著脥,拔矢授左右,发四十余矢,矢尽,力亦困,遂闷绝。明日,水入外郛,文炳移营避水,贵乘之,压军而阵,文炳创甚,以其子士选代战,贵败去。(董文炳传)
十一年,宋夏贵以舟师十万围正阳,决淮水灌城,城几陷,元将塔出突围入城,复出与战,遂解正阳之围。(塔出传)刘整又追败之于大人洲。(刘整传)孟德亦夺舟数艘。(孟德传)夏贵知亳无备,引兵袭亳,元将贾文备破之。(贾文备传)是年,伯颜大军已自郢东下至汉口,夏贵以战船万艘分据诸隘,伯颜乃开坝由沙芜口入江夏,贵迎战于阳逻洑,元将谒只里奋勇冲贵军,获战舰百,贵东走。(本纪及伯颜、李庭、谒只里等传)
十二年,伯颜大兵自鄂东下至丁家洲,贵与贾似道以舟师横亘于江,伯颜以大炮击之,宋兵阵动,似道走扬州,贵走庐州。(本纪及伯颜等传)贵又欲由太湖入卫临安,元将李庭、薛塔剌海截战于峪溪口,败之。(李庭、薛塔剌海传)高闹儿又败夏贵于焦湖。(高闹儿传)
由是观之,贵崎岖戎马,东奔西走,补救于末造者,几二十年,固宋末一劳臣,使其能保危疆,支撑半壁,固当与南渡韩、岳诸公比烈,即不然而以身殉国,亦当与边居谊、李芾、李庭芝等同以忠义传,乃自峪溪口、焦湖之败,伯颜、阿术大兵分驻建康、镇江,贵欲入卫而无由,遂不能守其初志,伯颜遣人往攻,即致书曰“杀人一万,自损三千,愿勿费国力,攻此边城,若行在归降,边城焉往。”(洪君祥传)明年正月宋亡,二月贵遂以淮西入献,其意以为国亡始降,犹胜于刘整、昝万寿、吕文焕、范文虎等之先行投拜。然宋史既因其降元而不为立传,元史又以其在元朝无绩可纪,亦不立传,徒使数十年劳悴,付之子虚。计其时年已大耋,即苟活亦只数年,故殁后有人吊之曰“享年八十三,何不七十九?呜呼夏相公!万代名不朽。”(宋稗史)真可惜也!
案贵降后,入觐上都,授参知政事。至元十五年,授江淮行中书省左丞,以江南盗贼窃发,命贵招抚。十七年,贵请老,从之。诏官其子孙。未几卒。俱见元史各传。
宋四六多用本朝事
刘克庄诗多用本朝事,说见丛考。然不特诗也,其所撰四六亦多以本朝事作典故。
贺谢司谏启云“既寝了翁之谏疏,孰敢撄老蔡之锋?使行献可之弹文,世岂受金陵之祸?质肃论灯笼锦,或讥后遂无文;道乡谏谣华宫,有云事不止此。”
贺刘察院启云“永叔责高司谏,犹在馆中;了翁忤张雷州,方为博士。宁作夷陵之役,不登绍圣之舟。”
贺李制置启云“寇莱公之镇北门,契丹服其望重;范文正之理西夏,元昊惧而胆寒。”
贺傅侍郎挂冠启云“永叔避关弓之害,沂公惩一网之危。”
上王师侍启云“中年勇退,有君实、晦叔之风;晚节后雕,负元城、了翁之望。”
其授秘撰谢丞相启云“词臣援綦叔厚,请暴扬老桧之奸;言者疑曾子开,有忿嫉新州之意。温公除吏,莫荣子骏京东之行;文正怜才,不夺大年阳翟之志。” 除云台观谢丞相启云“愧非韩驹、徐俯之伦,将有陆游、米芾之拟。”
除宗簿谢丞相启云“范、欧与庆历之文治,莫引用于圣俞;马、吕致元祐之诸贤,独见遗于无已。”
是克庄四六亦多以时事为典故。然此体实不自克庄始。南渡以来,已多有人为之者。
李刘贺虞大参帅蜀启云“小范有胸中百万兵,西贼闻之胆惊破;维弼上河朔十三策,北边皆其手抚摩。” 贺董司谏启云“尚欲作石守道纪德之诵,幸勿还李师中落韵之诗。” 贺卫参政除江西帅启云“夷狄之问寇公,儿童之诵君实。”
谢曾舍人启云“说战场文,人方迷于五色;读刑赏论,公放出于一头。”
上史丞相启云“昔在服中,欲上范文正之书而无路;今来阙下,愿作石徂徕之颂而难言。”
上卫参帅启云“夷狄问潞公之年,幸其未老;儿童诵君实之字,持此安归。”
周必大贺汪参政启云“资减甘宁,彦博入登于宰席;使来西夏,仲淹归赞于枢庭。”
杨万里回韩安抚启云“颍滨上太尉之书,永叔记武康之节。”
熊克贺汤丞相启云“考本朝宰府之故事,若先正沂公之迭为。天圣初来,既践昭文首台之位;景祐再入,乃屈集贤次辅之居。”
王十朋除馆职谢启云“魏国公奋自甲科,犹荐而后召;苏内相擢由制举,亦试而后除。”
洪适贺王宪启云“东坡六君子之游,庆历三谏官之列。”
此皆在刘克庄前,而已用本朝事者也。其与克庄同时及在克庄后者,亦多用此体。
王迈上留经略启“惟元城之在宋,问业有徒;与了翁之居淮,及门者众。”
上应经略启云“笔下无一点尘埃,富大苏之文采;胸中有百万兵甲,负小范之经纶。”
曾宪启云“余庆历、元祐之典刑,有玉局、宛邱之标致。”
贺李仓曹启云“舞彩袖于春舆,遂蔡端明便亲之志;鸣木铎于石鼓,寻朱紫阳讲道之盟。”
贺郑枢密云“昔中书未有寇忠愍,若得为辞;今吾国已相司马公,岂容生事?”
李廷忠贺娄同知启云“辽人相戒,慎勿开边隙,为司马之秉钧衡;澶渊一举,足以定虏盟,本寇公之筹帷幄。”
方岳贺李制置启云“维弼画河朔十三策,小范有胸中百万兵。”
谢李尚书启云“介为时论所喧,雅见推于永叔;轼陷深文之久,独受荐于景仁。”
洪咨夔到运使任谢政府启云“念司马公用鲜于,以福齐鲁之区;而王文正命薛奎,以宽江淮之力。”
贺郑丞相启云“庆历之进杜正献,尽革弊端;元祐之相司马公,力正伦纪。”
贺蔡侍郎升侍读启云“若昔邢昺,在咸平之间;与吾坡仙,处元祐之始。”
贺李参政启云“独乐园之自逸,难淹君实之留;天章阁之一开,即傒郑公之用。” 林鉴贺曾参政启云“措置西事,莫如此庙堂,固已契吕申公之精识;戒饬疆吏,勿更开边隙,行当踵司马相之清名。” 真德秀宣召入院谢表云“修除翰苑,在环滁出守之年;轼侍禁庭,亦赤壁归来之后。” 方蒙贺徐枢密启云“文富人望,行大播于雄麻;韩吕世家,定增光于汗竹。”
谢王丞相启云“狂若仲淹,真负晏公之荐;戆如苏轼,几贻安道之危。”
致福建安抚李尚书启云“晦叔虽介甫所厚,安可属以私;淳夫受温公之知,岂不言其过。”
回泉守赵侍郎启云“善神谁护于熙宁,怪鬼已喑于庆历。”
姚勉谢应判县送酒启“诚斋作汝饮吾宴之诗,美过于味;东坡谓我眠君去之语,若未为贤。”
回胡主簿启云“昔明道先生之在鄠县,以德化人;至紫阳夫子之仕同安,以学造士。”
文天祥贺江左相启云“潞公平章军国,司马实位昭文;正猷议论庙堂,微仲尝伸左辖。”
贺马右相启云“简淡独周于事物,晦叔所以有立于潞国司马之间;忠恕不离于须臾,尧夫所以无愧于正献微仲之际。” 谢江枢密启云“称彦博于都堂,幸借郇公之誉;荐仲淹于馆职,敢忘元献之公。” 致章签书启云“永叔之参兵柄,在魏国位平章之时;尧夫之赞枢庭,当潞公重判事之日。传江西宗派之图,敢云入社;诵徂徕圣德之句,请继作歌。”
致胡丞相启云“轼韩范之规模,溯赵张之事业。” 是亦皆以本朝人用本朝事者。盖宋朝国史记载,本散布于民间,如李焘作通鉴长编,徐梦莘作北盟会编之类,若非得国史原本,凭何撰述?可知日历、实录,士大夫家有其书也。他如名臣录、笔谈、遗事、家传、文集,又随时刊布,人皆得知本朝故事,故便于引用耳。
夏主元昊既纳款,赐岁币银绢茶彩共二十五万五千。
南渡后,高宗与金熙宗和议成,岁币银绢二十五万两匹。 孝宗再与金世宗议和,改为银绢二十万两匹。
开禧用兵既败,宁宗再与金章宗议和,增为银绢三十万两匹。 至金哀宗时,宋停其岁币。
后数年金亡,元太宗曾遣王来征岁币银绢二十万两匹,宋不与。
按宋之于金,岁币外,每金使至又有馈赠,大使金二百两,银二千两,副使半之,币帛称是。此例庙堂之上亦知之。故路伯达使宋回,上所得金银以助边费。(见金史路伯达传)梁肃使宋回,以所得礼物多,至推排物力时,自增六十贯。(金史梁肃传)金使至夏国者,夏国馈赠,视诏书几道为多寡。完颜纲为赐夏主生辰使,章宗特命赍三诏以厚之。(金史完颜纲传)金史路伯达传赞曰“受岁币,礼也;使者至燕享,亦礼也,纳其贿可乎?乃习以为常,莫有知其非者。出则云酬劳效,归则云增物力,上下惟利是视,此何理耶?”
和议
义理之说与时势之论往往不能相符,则有不可全执义理者,盖义理必参之以时势,乃为真义理也。
宋遭金人之害,掳二帝,陷中原,为臣子者固当日夜以复仇雪耻为念,此义理之说也。然以屡败积弱之余,当百战方张之寇,风鹤方惊,盗贼满野,金兵南下,航海犹惧其追,幸而饱掠北归,不复南牧,诸将得以剿抚寇贼,措设军府,江淮以南,粗可自立。而欲乘此偏安甫定之时,即长驱北指,使强敌畏威,还土疆而归帝后,虽三尺童子,知其不能也。
故秦桧未登用之先,有识者固早已计及于和。
洪皓以乐天畏天语悟室,犹第使臣在金国之言也。
绍兴五年,将遣使至金,通问二帝,胡寅言“国家与金世仇,无通使之理。”
张浚谓“使事兵家机权,日后终归于和,未可据绝。”是浚未尝不有意于和也。
陈与义云“和议成,岂不贤于用兵?不成则用兵必不免。”是与义亦未尝不有意于和也。
高宗谓赵鼎曰“今梓宫、太后、渊圣皆在彼,若不与和,则无可还之理。”此正高宗利害切己,量度时势,有不得不出于此者。
厥后半壁粗安,母后得返,不可谓非和之效也。
自胡铨一疏,以屈己求和为大辱,其议论既恺切动人,其文字又愤激作气。天下之谈义理者,遂群相附和,万口一词,牢不可破矣!然试令铨身任国事,能必成恢复之功乎?不能也!即专任韩、岳诸人,能必成恢复之功乎?亦未必能也!故知身在局外者,易为空言;身在局中者,难措实事。秦桧谓“诸君争取大名以去,如桧但欲了国家事耳。”斯言也!正不能以人而废言也。
其后隆兴又议恢复矣!吕本中言“大抵献言之人,与朝廷利害绝不相关。言不酬,事不济,则脱身去耳!朝廷之事,谁任其咎?”汤思退亦云“此皆利害不切于己,大言误国,以邀美名,宗社大计,岂同戏剧?”斯二人者,虽亦踵桧之故智,然不可谓非切中时势之言也!
统宋一代论之。
燕云十六州沦于契丹,太祖、太宗久欲取之,自高梁河、岐沟关两败之后,兵连祸结,边境之民烂焉。澶渊而后,两国享无事之福者且百年。
元昊跳梁,虽韩、范名臣不能制,亦终以岁币饵之,而中国始安枕。 当北宋强盛时已如此,况南渡乎? 且南渡之初,非不战也,富平一败,丧师数十万,并陕西地尽失之,卒归于和而后已。
及金亮渝盟,兵叛身弑,此时宜可乘机进取,乃宿州一溃,又弃唐、邓、海、四而卒归于和。
其后开禧用兵,更至增岁币,函送韩侂胄之首,而后再定和议。
此和与战,利害之较然者也。
及与蒙古共灭金,两国方敦邻好,使早定和议,坚守信誓,其时蒙古尚未有意于混一,可以财帛饵也,而举朝泄泄(竞进),付之不理,致蜀地先失,鄂亦被兵。元世祖以皇弟统兵在鄂,贾似道已密遣宋京求和,世祖遂撤兵去,似道归,又以援鄂为己功,深讳议和,不复践夙约,世祖犹遣郝经来修好,更锢之真州,不答一书,不遣一使,于是遂至亡国。
是宋之为国,始终以和议而存,不和议而亡。盖其兵力本弱,而所值辽、金、元三朝皆当勃兴之运,天之所兴,固非人力可争,以和保邦,犹不失为图全之善策。而耳食者徒以和议为辱,妄肆诋諆,真所谓知义理而不知时势,听其言则是,而究其实则不可行者也。
按宋南渡后,亦未尝无可乘之机。
其一在金废刘豫,以地予宋,而乌珠(旧史名兀术)又兴兵来取之时。宋则刘锜有顺昌之捷,韩世忠围淮阳,有泇口镇、潭城、千秋湖之捷,且曰“兵势最重处,臣请当之。”岳飞有郾城之捷、颖昌之捷,已进军至朱仙镇,遣将经略京东西、汝、颖、陈、蔡诸郡,且曰“直捣黄龙,与诸君痛饮耳。”吴璘在蜀,亦有石壁砦、百通坊、剡家湾、腊家城之捷,使乘此势,策励诸将进兵,河以北虽不可知,而陕西、河南地未必不可得。乃当时君相方急于求成,遽令班师,遂成画淮之局,此一失也。 其一在金亮瓜洲被弑之后,军溃而归。中原鼎沸,南有魏胜、李宝之起义,北有移剌窝斡之叛乱。金世宗虽贤,登极未久,国势易摇;宋则孝宗为君,张浚为相,皆锐意恢复者,使有韩、岳诸人以训练之兵讨离携之众,自当大有克捷。而诸宿将已无在者,仅一刘锜老病垂死,吴璘亦暮气不振,所恃李显忠、邵宏渊辈,望轻才薄,才得灵虹,至宿州辄大溃,于是三京终不可复。此又一失也。
统前后观之,前则有将帅而无君相,后则有君相而无将帅,此固天意所以分南北也。(明邱浚曾有宋南渡后不得不和之论,为世儒所讪笑,今此论毋乃嘘其烬乎?然通观古今者,必见及此也。)
西夏番盐
郑文宝传:诸羌少树艺,但用池盐与边民交易谷麦,后馈运为李继迁所钞,文宝乃建议请禁番盐入边,令商人贩安邑解县两池盐,以给陕西民食,则戎人困而继迁可不战而屈。诏从之。乃设禁,有私市者抵死。行之数月,犯者益众,戎人乏食,屡入寇掠。而商人贩解盐者多出唐、邓、襄、汝间,得善价,关、陇民转至无盐以食。太宗知其事,遣钱若水视之,遂弛其禁。此宋初听番盐入边故事也。
其后因元昊强肆,则又禁番盐以困之。孙甫传:元昊称臣,乞岁卖青盐十万石。甫疏言“自德明时已乞放行青盐,先帝以其乱法不听。及再请,乃追其弟入质而许之。盖盐乃中国之利,西戎之盐味胜解池,既开其禁,则流于民间,无所堤防。”梁鼎亦疏云“议者多谓边民旧食西夏青盐,其价甚贱,及禁青盐以困贼,令商贾入粟,运解盐于边,其价与番盐不相远,故番盐不能售。今若令解盐与内地同价,则民必冒禁复市青盐,乃资盗粮也。”是二说者,皆以禁断番盐为边界要策。
按夏国传,元昊既纳款,宋许置榷场于保安军及高平砦,第不通青盐。是宋自西夏用兵后,不复许番盐入境也。然当中外分界之时,固不可不严其禁,若中外一统之世,则又不妨听其入边。在番人既可藉以资生,而边民又得免于食贵,亦良法也。所虑番盐与中国盐价贵贱太悬,则日久不能无弊耳。
宋宰相屡改官名
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为真宰相之任。 初无定员。
上相为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其次为集贤殿大学士。
或置三相,则昭文、集贤及监修国史各除。国初范质为昭文学士,王溥监修国史,魏仁浦集贤学士是也。
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则为宰相加官。
神宗新官制:置侍中、中书令,而尚书令不设,即以尚书令之贰左右仆射为宰相。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职。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行中书令之职。 政和中,改左右仆射为太宰、少宰,仍兼两省侍郎。
靖康复改为左右仆射。
建炎三年,吕颐浩请左右仆射并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门下、中书二侍郎改为参知政事,废尚书左右丞。从之。
乾道八年(孝宗),诏尚书左右仆射,可依汉制改为左右丞相,删去侍郎、中书令、尚书令之职,以丞相充。
此宋代宰臣先后名称不同之故事也。恐阅史者易于淆惑,故录出之。 平章事之称,本始于唐。
按旧唐书高宗永淳元年,以郭待举、岑长倩、郭正一、魏元同为同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上谓崔知温曰“待举等历任尚浅,且令预闻政事,未即与卿等同名称。”自是外司四品已下知政事者,遂以平章为名。是平章事本非真相也。其后遂以平章事为宰相之职。 宋因之,有时特置平章军国重事,或称同平章军国重事,则以处老成硕德,如文彦博、吕公著是也。
开禧元年,韩侂胄为丞相,乃又加平章军国事之名。说者谓省重字则所预者广,去同字则所任者专。时陈自强为右丞相,请以侂胄序班丞相之上。于是平章军国事乃又超越丞相矣。其后贾似道亦为之。
德祐中,王爚进平章军国重事,陈宜中为左丞相,留梦炎为右丞相,是又于两相之上,特设此官。盖沿侂胄、似道之班位,而又稍变其制也。
宋末平章在丞相之上,元则丞相在平章之上。元制:中书省左右丞相皆蒙古人为之,不以授汉人,汉人惟为平章政事,亦称宰执。如王文统、许衡是也。此又平章在丞相下之明证也。 宋节度使
节度使本唐藩镇官名。宋初犹存此官,然无所职掌,专以待勋贤故老及宰相罢政者,或宰相、枢密使出判大府,亦系此衔,谓之使相。
元丰新官制,始改为开府仪同三司,其后仍复此官。如文彦博以太师充护国军山南西道节度使致仕是也。 至徽宗时,则宰相在朝者亦兼此官。如左仆射蔡京兼安远军节度使是也。
南渡以后,则功臣为大帅者为之,并有兼两镇、三镇者。如韩世忠兼镇南、武安、宁国节度使,张浚兼静江、宁武、静海节度使是也。
继世为相
再世为相,汉推韦、平,唐推苏、李,已属仅事。
宋则有三世为相者: 吕蒙正相太宗,其侄夷简相仁宗,夷简子公著,哲宗时亦为相。传赞谓世家之盛,古所未有。 南宋则史浩相孝宗,其子弥远相宁宗、理宗,浩孙嵩之(弥远之侄),理宗时亦为相。
其再世为相者:韩琦历相仁、英、神三帝,其子忠彦,徽宗时亦为相。 按琦固名相,忠彦亦不失父风。史氏则弥远擅废立为无君,嵩之谋起复为无父,家门虽盛而名节有亏。若吕氏奕世勋猷,辉映史册,可谓极盛矣!而公著于重圭袭组之后,不以门阀自高,益能守正不挠,为时名相,尤不可及也。 三入相
宋史吕蒙正传赞谓“国朝三次入相者,惟赵普及蒙正。”然蒙正后,又有王钦若、张士逊、吕夷简、文彦博、陈康伯亦皆三次入相,蔡京并至四次入相。宋史所云,尚未深考也。今录于左:
赵普:乾德三年为门下侍郎平章事,后出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太平兴国初再入相,拜司徒兼侍郎。八年,出为武胜军节度使。雍熙三年再入相,拜太保兼侍中。 吕蒙正:太平兴国中拜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淳化初罢为吏部尚书。四年又以本官入相,至道中出判河南府。真宗咸平四年又以本官同平章事。
王钦若:大中祥符中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与马知节争论罢。寻又拜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寻出判杭州。仁宗初复拜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张士逊:仁宗初由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出知江宁。明道初再入相,进中书侍郎,寻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宝元初又入为门下侍郎,封郢国公。
吕夷简:由尚书拜中书同平章事,后出判陈州。未几复相,封申国公,再出判许州。未几,又以右仆射入相,进位司空。
文彦博:平贝州归,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唐介劾罢,出知许州。至和二年又以吏部尚书入相,久之,出判河南,以太师致仕。元祐初召平章军国重事,六日一朝。
陈康伯:绍兴三十一年拜尚书右仆射,出判信州。隆兴初又拜尚书左仆射同中书平章事,出知建康府。淳熙九年拜右丞相,时孝宗以仆射名不正,改为丞相。
四次入相
蔡京:崇宁二年以右仆射入相,寻免为开府仪同三司。大观元年又拜左仆射,三年罢,出居杭州。政和二年召还再相,三日一至都堂,宣和二年令致仕。六年再起,领三省。凡四当国。
两次入相
张齐贤:淳化三年由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出知河南府。真宗初又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李昉:太平兴国中拜平章事加中书侍郎,寻罢。淳化二年复拜中书侍郎平章事。 向敏中:咸平四年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寻出知永兴军。大中祥符五年又拜同平章事加中书侍郎进右仆射兼门下侍郎。
陈尧叟:大中祥符初以户部尚书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寻罢,领群牧使。明年又检校太尉同平章事。 陈执中: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降给事中。皇祐中又以吏部尚书拜同平章事。
冯拯:先拜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出为武胜军节度使。又以吏部尚书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右仆射。 贾昌朝:庆历中以工部侍郎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判大名府。嘉祐元年又兼侍中,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枢密使。
李迪:真宗时拜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罢知郓州。仁宗时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王曾:仁宗初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知青州。景祐二年由枢密使再拜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
富弼:至和二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英宗时以足疾辞,出判扬州。熙宁二年以左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范纯仁:元祐三年拜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出知颖昌。召还复拜右仆射入相。
赵鼎:先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寻出知绍兴府。绍兴七年又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张浚:绍兴五年除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都督江淮军马,以吕祉事罢。孝宗初又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都督如故。凡两为节相。
朱胜非:建炎三年拜尚书右仆射,寻出知洪州。绍兴二年又入相。
吕颐浩:建炎四年守尚书右仆射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为江东安抚使。绍兴元年,又拜少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秦桧:自金归,绍兴元年拜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二年罢。八年又拜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汤思退:绍兴二十七年拜尚书右仆射,寻罢。隆兴六年,又拜左仆射。
史浩:隆兴元年拜尚书右仆射,寻奉祠。淳熙五年又为右丞相,时孝宗改仆射为丞相。
梁克家:乾道八年拜右丞相,后出知建康。淳熙九年再拜右丞相,封仪国公。
郑清之:端平初为右丞相,寻乞罢。七年又拜太傅右丞相。 吴潜:淳祐十一年拜右丞相,十五年出判庆元。寻又拜特进左丞相。 程元凤:宝祐中拜右丞相,出判福州。度宗初又拜少傅右丞相。
陈宜中:德祐元年拜特进右丞相,被劾竟去。召之入朝,仍为右丞相。元兵入,宵遁。益王立于福州,又以为左丞相。
文天祥:德祐初拜右丞相,使元军脱归。益王立,仍拜右丞相。
王安石之得君
王安石以新法害天下,引用奸邪,更张法令,驯至靖康之难。人皆咎安石为祸首,而不知实根柢于神宗之有雄心也。
帝自命大有为之才,尝欲克复燕云,恢张先烈。
当其为颖王时,已与韩维论功名。(见维传)
及即位,富弼因奏对即曰“愿陛下二十年不谈兵。”盖已窥见意旨矣。(见弼传)
帝又与王安礼论汉文帝,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见安礼传)
苏颂使契丹归,帝问以山川人情,颂曰“彼讲和日久,未有他意。若汉武久勤征讨,匈奴终不服。至宣帝时,呼韩邪单于稽首称藩。唐中叶以后,河湟陷于吐蕃,宪宗欲复之而不能。至宣宗时,乃以三关七州来归。盖外国之叛服不常,不系乎中国之盛衰也。”颂意盖有所讽云。(见颂传)
初艺祖尝欲积缣帛二百万以取幽蓟,别储于景福殿后,神宗题此库云“五季失图,玁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又诗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见食货志)
是帝久有取燕云之志。
后帝与大臣定议,将遂举兵,朝慈圣光献太后白其事,太后曰“吉凶悔吝生乎动,得之不过南面受贺而已。万一不谐,生灵所系,可胜言哉?苟可取,则太祖、太宗已取之,何待今日?”(见慈圣光献曹后传) 观此数传,则帝意在用武开边,复中国旧地,以成盖世之功。而环顾朝臣,皆习故守常,莫有能任其事者。安石一出,悉斥为流俗,别思创建非常,突过前代。帝遂适如所愿,不觉如鱼得水,如胶投漆,而倾心纳之。欲用兵必先聚财,于是青苗、免役之法行;欲聚财必先用人,于是吕惠卿、章惇之徒进。虽举朝争之,甚至内而慈圣光献太后,外而韩琦、富弼诸老臣,俱以安石为不可用,而帝持之愈力,护之愈坚。故当时有谓帝与介甫如出一人者,史臣亦谓神宗以好大喜功之资,王安石出而与之遇,宜其流毒不能止。然则非安石之误帝,实帝一念急功名之心自误也。厥后兵不敢用于北,而稍试于西,灵武之役,丧师覆将,涂炭百万,帝中夜得报,起环榻行,彻旦不寐。(见宣仁高后传)盖至是始知非常之事之不可幸成也,已晚矣!善乎韩维之论曰“圣人功名,因事而见,不可先有功名心。”此真深识治道之论也哉! 青苗钱不始于王安石
王安石以青苗钱祸天下,人皆知之,然青苗钱之名,不自安石始也。
宋史赵瞻对神宗云“青苗法,唐行之于季世。”范镇亦言“唐季之制不足法。”按通鉴:唐代宗永泰二年秋七月,税青苗钱以给百官俸。此青苗之始也。旧唐书:乾元以来用兵,百官缺俸,乃议于天下地亩青苗上量配税钱,命御史府差官征之,以充百官奉料。永泰二年,侍御韦光裔为使,得钱四百九十万贯。其冬,诏减青苗地头钱,三分取一,遂为常制。每岁特设使者,如崔涣兼税地青苗使、刘晏兼诸道青苗使、杜佑充江淮青苗使是也。食货志:大历元年,天下青苗钱共四百九十万缗,每亩税三十文。永泰八年,诏天下青苗地头钱,每亩一例十五文。德宗又增三文,以给骑。通鉴集览谓青苗钱者,不及待秋敛,当苗方青即征之也。 是唐所谓青苗钱,并与宋制不同。宋制尚有钱贷民而加征其息,唐直计亩加税耳。(按唐时长安、万年二县,有官置本钱配纳各户,收其息以供杂费。宋之青苗钱,正唐杂税钱之法耳) 宋之青苗钱则始于长吏之自为之,本以利民。
宋史李参传:参为陕西转运使,部多戍兵,苦食少,参令民自度麦粟之赢余,先贷以钱,俟麦粟熟,输之官,号青苗钱。经数年,廪有羡粮。
此安石青苗钱之所本也。在参行之,固为善政。然仁宗天圣五年已特诏罢之,当亦以行之久,则弊生耳。
至安石则初知鄞县时,贷谷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民甚便之。安石操履廉洁,亲施之于一县,民自有利而无害。
及登朝柄用,以此事已效于一县,遂欲行之天下,然犹未敢遽行,使苏辙议之,辙力陈其弊,乃不复言。
会河北转运使王广廉奏乞度牒为本钱,于陕西漕司私行青苗法,(即本李参之术)春散秋敛,与安石意合,于是决然行之。(见苏辙传) 世但知宋之青苗法始于安石,而不知李参先私行于下,广廉又奏请于上也。 然使听贤吏自行于一州一路,非惟安石能利民,而李参已先有成绩,即广廉亦未必遂至病民也。至著为功令,则干进者以多借为能,而不顾民之愿否;不肖者又藉以行其头会箕敛之术,所以民但受其害而不见其利。
天下事固有一人行之能为利,天下行之则又为害者。况青苗钱虽曰不得过加二之息,而一岁凡两放两收,则其息已加四,有司又约中熟为价,令民偿必以钱,则所定之价又必逾于市价,而民之偿息且十加五六,则并非安石之初法矣!此所以病民也。
即如常平社仓,何尝非古人善政。然沿及后世,常平春借秋还,出则克扣,入则浮收,徒供不肖官吏之渔利。社仓听民自为经理,宜更无弊矣。然州县虑司其事者之干没,必岁签殷户承充,于是有得钱卖放之弊。又必岁遣小官稽核,于是有需索馈送之弊。
古来未尝无良法,一经不肖官吏,辄百弊丛生,所谓有治人无治法也。孟子谓有仁心而无仁政,则民不被其泽。岂知有仁政而无仁心,非惟不被其泽,且转受其害也哉!
车盖亭诗
哲宗即位,蔡确播浮言,谓由己拥护。既失势,遂怨望,至安陆,尝游车盖亭,赋诗十章,内有用郝甑山事。甑山者,唐郝处俊封甑山公。高宗欲逊位武后,处俊谏而止。确引之以比宣仁后,兼有“沧海扬尘”等语,尤悖逆。知汉阳军吴处厚得其诗笺释上之。于是左右谏议张焘、范祖禹、左右司谏王岩叟、吴安诗、右正言刘安世连劾之,遂贬英州别驾,新州安置。
沧海扬尘,谓世事巨变,同“沧海桑田”。此为吴处厚构讦蔡确之语。按宋史处厚传:蔡确尝从处厚学赋,及作相,处厚通笺乞怜,确无汲引意。王圭为大理丞,王安礼、舒亶相攻,事下大理,处厚以安礼与圭善,论亶用官烛为自盗。确欲救亶,密遣人致意处厚,不从,确怒欲逐之,未果。圭请除处厚馆职,确又沮之。元祐中,确知安州,有卒当戍汉阳,确固不遣,处厚怒曰“尔在庙堂时数陷我,今比郡作守,犹尔邪?”会得确车盖亭诗,乃笺释上之,云“郝处俊封甑山公,会高宗欲逊位武后,处俊谏止,今乃以比太皇太后。且用沧海扬尘事,此盖时运之大变,尤非佳语。讥谤切害,非所宜言。”确遂南窜。擢处厚知卫,然士大夫由此畏恶之。
宣仁后曰“帝以子继父,有何间言?而确自谓有定策功,妄煽事端。规为异时炫惑地,吾不忍明言,姑托讪上为名逐之耳。”此正后之深识远虑。若论确设心之奸险,措词之凶悖,虽诛戮尚不足蔽辜,仅从远窜,已属宽典。乃当时万口同声以为太过,即号为正人君子者亦出死力救之,
谓“圣朝务宜宽厚。”力言于宣仁帘前,并言于哲宗者,范纯仁及王存也;
谓“注释诗语,近于捃摭,不可以开告讦之风者。”盛陶也;
谓“以诗罪确,非所以厚风俗者。”李常也; 谓“恐启罗织之渐。”上疏论列,及闻确谪命,又封还除目者,彭汝砺也; 谓“薄确之罪,则于皇帝孝治为不足;若深罪确,则于太皇太后仁政为小累。皇帝宜敕置狱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诏赦之,则仁孝两全者。”苏轼也;
甚而范祖禹先既劾确,及闻新州之命,又谓“自乾兴以来,不窜逐大臣,已六十余年,一旦行之,恐人情不安。”;
又甚而邵康节局外评论,亦谓“确不足惜,然为宰相,当以宰相处之。”而以范纯仁为知国体。 可见是时朝野内外,无不以谪确为过当。此则有宋待士太厚之故,纵有罪恶,止从黜谪,绝少岭海之行,久已习见,以为当然。一旦有此远谪,便群相惊怪,不论其得罪之深,反以为用刑之滥,政令纵弛,人无畏惧,实由于此,宋之所以不竞也。
同文馆之狱
神宗不豫时,邢恕与蔡确密谋援立,诱宣仁后(英宗宣仁高皇后,神宗生母)侄公绘曰“延安(即哲宗,时为延安郡王)幼冲,雍(神宗弟雍王赵颢)、曹(神宗弟曹王赵頵)皆贤王也。”公绘惊趋出(公绘惊曰:“此何言?君欲祸吾家邪!”),恕计不行,反扬言“太后属意雍王,使首相王圭知之”(反宣言“太后属意雍王,与王圭表里。”)。确乃约圭同入问疾,阳以语勾致圭,使开封府蔡京伏剑士于外,俟圭语小异即诛之。既而圭言“上自有子”,恕计无所施。(恕导确约圭入问疾,阳勾致圭语,使知开封府蔡京伏剑士于外,须圭小持异则执而诛之。既而圭言“上自有子,定议立延安。”恕益无所施,犹自谓有定策功,传播其语。)而语稍闻于宣仁后,遂黜恕出知随州。
恕与确则又扬言太后有废立意,绐司马光子康手书,谓其父光曾语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国疑,宣训事尤可虑。”宣训者,北齐娄太后宫名,娄太后尝废孙济南王,而立少子演,以比宣仁后欲废哲宗而立雍王也。司马光为天下所信服,故欲以此语为出自光,又恐人疑非光言,故必绐其子康手书而后可使人信。其设心可谓黠矣!会确贬新州,恕亦远谪,事不果行。 绍圣初,章惇、蔡卞当国,欲甘心元祐诸贤,引恕入为御史中丞,于是恕追理前说,并怵高遵榕之子士京,追讼其父在日知王圭谋立雍王以实其言,总欲以此为题,陷害诸正人,并诬宣仁后以见已与确有拥护哲宗之功也。
先是刘挚、吕大防为相时,文潞公(文彦博)之子及甫居丧,恐服除不得京官,抵书邢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命未可必,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济之以粉昆,必欲以藐躬为甘心之地,可为寒心。”其谓司马昭者,本指吕大防,粉昆者,世以驸马都尉为粉侯,时韩忠彦执政,其弟嘉彦尚主,故以忠彦为粉昆也。至是恕以此书示蔡确之子渭,(刘挚传谓蔡渭。邢恕传谓蔡懋。皆确子也。)使上其书,讼当时宰相刘挚、吕大防等陷其父确,谋危宗社,引此书为证,惇、卞遂欲因是诬挚及梁焘、王岩叟等,以为有废立意,置狱于同文馆,用蔡京、安惇杂治之,及甫乃变词托其亡父尝说“司马昭指刘挚,粉谓王岩叟面如白粉,昆谓梁焘字况之,况犹兄也。”(文及甫亦可谓名父之子多败德)将锻成废立之事以杀挚等,并以悖逆坐司马光、吕公著,甚至欲追废宣仁后。会无实据,及甫但云疑其事势如此,而向太后及太妃等亦力言宣仁后之诬于哲宗,乃止,章惇又疏言司马光、刘挚、梁焘、吕大防等变神宗成法,惧陛下一日新政,必有欺君之诛,乃密为倾摇之计,帝曰“元祐诸臣,果如是乎?”惇、京曰“诚有是心,但反形未具耳。”帝乃锢挚、焘等子孙,(见刘挚、邢恕、蔡确、章惇、安惇等传)
呜呼!固一己之权位,而欲以悖逆诬正人,以图一网打尽,甚至诬及母后,奸人之处心设计,真可畏哉!
秦桧文字之祸
秦桧赞成和议,自以为功,惟恐人议己,遂起文字之狱,以倾陷善类。因而附势干进之徒承望风旨,但有一言一字稍涉忌讳者,无不争先告讦,于是流毒遍天下。
今见于高宗本纪者:
茶陵县丞王庭圭作诗送胡铨,坐谤讪,停官,辰州编管。
曹咏言李孟坚诵其父光所撰私史,语涉谤讪,诏送大理寺,狱成。光遇赦,永不检举;孟坚除名,峡州编管;(光传则谓陆升讦孟坚以私撰国史)胡寅、程瑀、潘良贵、张焘等八人缘坐黜降有差;胡寅责果州团练副使,新州安置。
又诏大理寺鞫太常主簿吴元美谤诗狱。
右迪功郎安诚坐文字谤讪,惠州编管。
副尉刘允中坐指斥谤讪,弃市。
叶三省、王远通书赵鼎、王庶,三省落职筠州居住,远除名高州编管。
黄岩县令杨炜诽谤,除名,万安军编管。知台州萧振落职,池州居住。(振知台州,炜每大言无顾忌,振击节称善,遂荐炜改秩,又移书于桧从子秦昌时,俾同荐之。属吏密语振曰:“炜尝以书责李参政及太师,昌时义不当举,待制亦不可举。”振曰:“吾业已许之,岂可中辍?”遂因炜狱中供前事而贬。) 大府丞范彦辉谤讪,除名,荆门军编管。
从政郎杨炬坐其弟煜尝上书诽谤,邕州编管。
知建康府王循友,以桧捃摭,命大理寺鞫之,贷死,循州安置。
王超以交通李光,下狱,除名,辰州编管。
故学士程瑀、知饶州洪兴祖、转运使魏安行以论语讲解被猜,兴祖昭州,安行钦州,俱编管。瑀子孙并论罪。 通判沉长卿、县尉芮奕作诗讥讪,除名,长卿化州,奕武冈军,俱编管。
知泉州宗室令衿坐交结罪人,汀州安置。
又命大理寺鞫张祈附丽胡寅狱。
此皆本纪所书也。 其散见于各传者:
胡铨先以上书诋和议,谪监广州盐。
罗汝楫劾其横议,除名,编管新州。守臣张棣又讦其与客唱酬怨谤,再移吉阳军。 李光以忤和议,谪藤州,守臣言其作诗风刺,再移琼海。吕愿中又告光与铨作诗讥讪,乃又移昌化军。
赵鼎窜潮州,又移吉阳军。桧令本军月具存亡申省,鼎知桧必杀己,遂不食而死。 张浚窜连州,又徙永州。
盖此数人者,名愈高,桧忌之愈甚,故不惟使之身受窜谪,屡濒于死,而凡与之交际者,亦必被祸不少贷。
王庭圭既以作诗赠铨得祸,而铨先谪广州。时朝士陈刚中以启事为贺,谪知安远军。
又有宜兴吴师古镌铨疏以传,流袁州。
通判方畴亦以通书于铨,除名,永州编管。
此以铨而连及者也。
叶三省、王远、王超既以通书赵鼎、李光得祸。
吴元美之下狱也,以家有潜光亭、商隐堂,为人首告,谓亭号潜光,有心于党李,堂名商隐,无意于事秦,所谓党李者,亦指光也。 此因鼎、光而连及者也。
江西运判张常先注前帅张宗元与张浚书上之,连逮数十家,将诬以不轨。
此因浚而连及者也。
桧尝书铨、鼎、光、浚等姓名于一德格天阁(高宗亲书“一德格天”匾其阁),必欲杀之。
赵汾之狱,其父鼎已死,桧令大理寺鞫之,欲汾自诬与铨、光、浚等谋大逆,所连及一时名士,至五十三人。会浍死,始得免。设桧不死,则肆害更未有已也。 他如程瑀等之以论语得罪,则以瑀尝为论语说,至弋不射宿,谓孔子不欲阴中人,洪兴祖序之,魏安行锓之(刻版印行),故皆及祸。 赵令衿之得罪也,则因观桧家庙记,口诵“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为桧侄婿汪召锡所告,故安置汀州后,再牵入赵汾狱,几死。
又胡舜陟以非笑朝政,下狱死。
黄龟年以论桧,贬。
太学生张伯麟题壁曰“夫差!而忘越之杀而父乎?”杖脊刺配吉阳军。
闽浙大水,白谔有燮理乖谬语,刺配万安军。
高登亦以考试策问闽浙大水之由,郡守以达桧,坐以事,编管容州。 进士黄友龙坐谤讪,黥配岭南。
内侍裴咏坐指斥,编管邕州。
径山僧清言,以谤讪被黥。 何兑诵其师马伸在靖康围城中乞存赵氏书,桧以为分己功,编管英州。
郑圮、贾子展以会中有嘲谑讲和之语,圮窜容州,子展窜德庆。
此则不必与铨等相涉,第语言文字稍触其忌,即横遭诬害,更不可数计矣!
桧又疏禁野史,许人首告,并禁民间结集经社,甚至司马伋自言涑水记闻非其曾祖光所著,李光家亦举光藏书万卷悉焚之。(桧先禁私史,又对帝言私史害正道,时司马伋遂言涑水记闻非其曾祖光论著之书,其后李光家亦举光所藏书万卷焚之。) 其威焰之酷,真可畏哉! 秦桧史弥远之揽权
蔡京、章惇之奸恶,犹第谐臣媚子伎俩,长君逢君,窃弄威福,人主能用之,亦尚能罢之。若秦桧、史弥远之柄国,则诛赏予夺,悉其所主持,人主反束手于上,不能稍有可否,几如曹操之于汉献帝矣!姑不必一一实指其事,但观宋史各列传可见也。
李浩传:自秦桧用事塞言路,及上总揽威权,浩与王十朋等始相继言事。王纶传:绍兴二十六年,高宗躬亲政事,收揽威柄,(秦桧死于二十五年)召诸贤于散地。甚至虞允文疏谓“秦桧盗权,十有八年,桧死权归陛下。”此语直奏于高宗之前,则桧未死以前,高宗不能有权可知也。
洪咨夔传:史弥远死,帝始亲政。崔与之传:端平初,帝始亲政。郑清之传:端平元年,上既亲总庶政,赫然独断。真德秀传:弥远卒,上亲政。魏了翁传:弥远卒,上亲庶政。则弥远未死以前,理宗不能有权可知也。
统观古今以来权臣当国,未有如二人之专者。然桧十八、九年,威福由己,名入奸臣传,至今唾骂未已;弥远相宁宗十七年,相理宗又九年,其握权既久于桧,桧仅杀岳飞,窜赵鼎等;弥远则擅废宁宗所建皇子,而别立嗣君,其无君之罪,更甚于桧。乃及身既少诟詈,死后又不列奸邪,则以桧仇视正人,翦除异己,为众怨所丛;而弥远则肆毒于善类者较轻,遂无訾之者。然则弥远之黠,岂不更胜于桧哉!至如贾似道专国,威权震主,至度宗为之下拜,其权更甚于桧与弥远。斯则亡国之运,主既昏庸,臣亦狂谬,实无大奸大恶之才,固无足论矣!
宋南渡诸将皆北人
宋南渡诸将立功虽在江南,而其人皆北人也。
张浚凤翔府成纪人,韩世忠、张宗颜皆延安人,岳飞汤阴人,刘光世保安军人,刘锜德顺军人,吴玠、吴璘、郭浩皆德顺军陇干人,杨存中代州崞县人,王德通远军熟羊砦人,王彦上党人,杨政原州临泾人,牛皋汝州鲁山人,曲端镇戎人,成闵邢州人,解元保安军德清砦人,王渊熙河人,赵密太原清河人,李宝河北人,魏胜宿迁人,王友直博州高平人,李显忠绥德军清涧人。
统计诸名将,无一非出自山、陕者,是南宋之偏安,犹是北宋之余力也。其他不甚著名而守城抗节者,亦多北人。
如守建宁死者杨震代州崞人,守隆德府死者张确邠州宜禄人,守震武死者朱昭府谷人,守代州死者史抗济源人,守永兴死者郭忠孝河南人。 其后德祐国亡时能战之将,尤推张世杰,世杰亦范阳人,从张柔戍杞有罪奔宋者。
端平入洛之师 宋理宗端平元年,(金哀宗天兴三年,元太宗六年)与蒙古共灭金时,蒙古乏粮,宋助以三十万石。张柔中矢,宋孟珙力救出之。两国方敦邻好,初无嫌隙。宋果欲复三京八陵,宜先令孟珙等即在军前定议。乃计不出此,兵退之后,郑清之、赵范、赵葵等忽欲乘虚复中原,以致兵连祸结。当时议者,皆归咎入洛之师。(赵范奏“赵葵、全子才轻遣偏师复西京,赵楷、刘子隆参赞失计,师退无律,致后阵败覆。”又言“扬义之败皆由徐敏子、范用吉怠于赴援,致不能支。”此即所谓入洛之师也。) 今以宋、金二史考之,则宋师先入汴,而入洛犹在后也。
是年正月灭金,三月即遣朱扬祖、林拓诣洛阳谒陵寝,此不过遣官省视,未即为召衅之端。
然宋史孟珙传:是时淮阃刻日进师,蒙古闻宋来争河南,已设哨至孟津,并增戍潼关,谒陵使谍知此信,疑畏不前,珙曰“淮师溯汴,非旬余不达,吾以轻骑疾驰,不十日可竣事。”乃与二使昼夜兼行,至陵下成礼而归。此虽未知何月日,然陵使未到而宋兵已发可知也。
又金史崔立传:天兴二年正月,哀宗走归德,立在汴,以汴降蒙古。立恃势恣横,李伯渊、李琦、李贱奴等恶之,明年正月,金亡,六月伯渊等闻近境有宋兵,阳与立谋备御,偕立巡城,遂杀之。是六月中,宋兵已至汴也。
其后赵范守襄阳,与伯渊等酣狎,以致襄阳失守。可见伯渊杀崔立后,即投入宋军,宋军于是年六月到汴,无可疑者。(宋史赵葵传亦谓是时盛暑行师)
续通鉴纲目谓:全子才既至汴,赵葵自滁州以淮兵五万来会,谓子才曰“本谋据关守河,今抵汴已半月,不急攻洛阳,潼关何待耶?”乃檄范用吉等率兵西上,徐敏子为监军,到洛阳,寂然无应者,至晚有残民三百余家登城投降,是宋师先入汴再入洛之明证。到洛之次日,所赍粮已尽,而蒙古兵已到,宋兵遂败而归。此事宋、金二史纪传俱不明析,惟续通鉴纲目较详。
再证之元史刘亨安传:岁甲午,平蔡,既而宋师二十万攻汴,将趋洛,元帅塔察儿使亨安拒之,宋师奔溃。此又可了然于当日宋师先汴而后洛也。
而宋史纪传但谓:入洛之师起衅。则以宋兵之败,在洛而不在汴耳。
宋史缺传
宋史各列传,自理宗以后,大概又详于文臣而略于武臣,不特缺漏彭义斌诸人也。 王坚
王坚守合州最有功,其见于理宗本纪者,诏叙坚合州功与官两转。及合州围解,又诏擢坚宁远节度使驻兴元,兼知合州,封清水县伯。
其见于各传者,张传,谓:与坚协力拒元兵,攻九月不能下。王安节传,谓:安节,坚之子也,其父守合州有功,为贾似道所忌,移知和州,郁郁以死。及安节守常州,城破被执,元人问其姓名,曰“我节度使王坚子也。”,遂遇害。
此见于宋史者也。
其见于元史者:宪宗纪:帝攻合州,遣宋降人晋国宝招谕坚,坚不应,国宝去,坚又追还杀之。帝悉率诸军战城下,攻一字城,攻镇西门,攻东新门,攻奇胜门,攻护国门,皆不克。汪田哥又选兵登其外城,坚率众来拒,遇雨,元兵梯折,后军不克进,乃止。
赵阿哥潘传,亦谓:宪宗驻钓鱼山,守将王坚夜来斫营,阿哥潘拒却之。汪德臣传:王坚负险五月不下,德臣至城下呼曰“王坚!我来活汝一城军民,宜速降。”语未既,为飞矢所中。
此见于元史者也。
是坚之守合州,几不减张巡之守睢阳,乃竟无专传。
王佐
王佐守利州,父子皆死难。理宗纪,谓:佐坚守孤垒,元使降将南永忠来说降,佐骂之,永忠流涕而去。王翊、张传亦俱谓:元兵拔长宁,佐父子俱死。
元史宪宗纪:帝围长宁,守将王佐及裨将徐昕等出战,败之。帝又督军力战于望喜门,破其城,王佐死焉,又诛佐之子及徐昕等四十余人。
是王佐之守长宁,亦必宜有专传,而宋史无之。 王虎臣、王大用
元史伯颜传:伯颜自鄂顺流下,斩郢将赵文义、范兴师,至沙洋,遣人持黄榜及文义首入城招降,守将王虎臣、王大用焚榜斩使,有私谋出降者,虎臣杀之。伯颜又命吕文焕来招,亦不应。遂攻破其城,擒虎臣、大用,杀之。
是王虎臣、王大用皆力守孤城,抗节不屈,宋史皆无传,并不附见其姓名于他传中。
麻士龙
又尹玉、麻士龙,皆文天祥所遣救常州者,玉战死五牧,士龙战死虞桥,见德祐纪及元史伯颜传。
乃宋史玉有传而士龙无传,并不附姓名于玉传中,亦皆缺事也。
张世杰李庭芝姜才 元兵下江南,张世杰以水师碇焦山下,力战而败,宋自是不复能军。柯维骐谓“世杰何不据镇江、瓜州以扼敌冲?”及观元史而后知其势不然也。 是年,(宋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贾似道兵败后,伯颜直趋建康,其时镇江府马军总管石祖忠先以城降,行枢密院使阿塔海即来驻京口,立木栅以护民居,又分兵屯瓜州以绝扬州之援。(阿塔海传)阿术别奉命攻扬州,亦以兵先驻瓜州,宋淮东制置使尽焚瓜州城中庐舍,徙其民而去,阿术创楼橹以守之。(阿术传)于是瓜州有阿术,镇江有阿塔海,世杰无地可据,不得不泊焦山以决死战也。 至李庭芝、姜才守扬州,宋亡后犹能支撑半年,则亦有故。
其时临安虽亡,而扬州所属之高邮、宝应、通泰、真州尚俱拒守,故可藉其粮援。观宋史文天祥传:天祥由镇江脱走至真州,苗再成得制置司檄擒天祥,乃托辞遣之出。又元史阿术传:真州冯都统来袭瓜州,阿术遣阿塔赤败之。是真州尚为扬守也。
又阿术及苫彻传:宝应馈粮扬州,姜才率军士迎粮,苫彻夺其马并粮橐二万。是高、宝亦尚为扬守也。
博罗欢传:宋亡后,淮东诸城尚坚守,博罗欢自西小河入漕河,断通泰援兵。(怯怯里传亦同)是通泰亦尚为扬守也。
其时蒙古兵两大营,一驻扬州北之湾头,一驻扬州南之扬子桥,固已扼其要害。然文天祥指南录:蒙古南北两营,每日早晚必会哨,哨既过,仍有村民贸贩者往来,故天祥等得乞贩者之余糁羹以救饥,而逃至通州入海。宋史姜才传亦云:才每出兵,运粮高邮、真州以给兵,马家渡与元将史弼彻夜苦战,亦为护粮也。可见扬城南北虽有敌兵围守,而资粮尚可入城,故阿术曰“宋已亡,独庭芝未下,以外援尚多也。”乃又栅扬州北之丁村,以扼高、宝之馈;留屯新城,(邵伯埭)以断泰州。(阿术传)于是庭芝等大困,走入泰州,城陷,遂为所执。
论古者不参观于宋、元二史,无由得当日情事也。
又姜才传:德祐帝北迁至瓜州,才以兵四万直捣瓜州,欲夺驾,战三时,众拥帝北去。按帝既北行,应过扬州城下,何以姜才不于城下截之?
此亦即在才传可意揣也。是时元筑长围,自扬子桥竟瓜州,东北跨湾头至横塘,西北至丁村,务欲以久困之。是扬城北皆有长围防护,盖瓜州战后,元兵即拥帝从围墙外北去,故无从邀夺也。
夏贵
宋夏贵于国亡后降元,故宋史不立传。然究是宋末劳臣,观于元史纪传可见也。
中统元年,夏贵军于淮南新城,元将隋世昌乘战舰抵城下,战退宋兵。(隋世昌传)
二年,元将张庭瑞筑城于蜀之虎啸山,夏贵以师数万围之,城当炮皆穿,护以木栅,栅又坏,乃依大树,张牛马皮以拒炮。贵以城中人饮于涧外,绝其水,庭瑞取人畜粪溺沸煮,泻土中以泄臭,人饮数合,唇皆疮裂。坚守数月,伺宋兵少懈,奋出击之。(张庭瑞传)元将焦德裕来援,夜薄贵营,令士卒人持三炬,贵惊走。(焦德裕传)
三年,李反于济南宋夏贵乘虚袭取蕲州、宿州等城。(本纪)万户李义战死,贵又攻邳州,守将李杲哥出降,贵去,杲哥入城诡言有保城功,已而事露,伏诛。(本纪)贵焚庐舍去,杲哥之弟复与贵以兵三万来援,元将郭侃败之。(郭侃传)时夏贵已陷亳、滕、徐、宿、邳、沧、滨七州及利津等四县,张弘略遏之于涡口,贵始去,乃尽复所失地。(郭弘略传)
四年,宋夏贵以兵侵蜀中虎啸山寨,元将赵匣剌往御,走之。(赵匣剌传)
至元元年,元将刘元礼为潼川路汉军元帅,宋夏贵率军五万来犯,诸将以众寡不敌,有惧色,元礼持长刀,大呼突阵,遂退贵兵。(刘元礼传)
二年,宋夏贵欲攻虎啸山,诏以石抹纥扎一军戍之。(本纪)
六年,攻宋襄阳,宋夏贵率兵五万,馈粮三千艘,自武昌来援。时汉水暴涨,贵乘夜潜上,元将赵璧发伏兵,夺其五舟。明旦,阿术追贵骑兵,璧以舟师追贵水兵,合战于龙尾洲,贵败去。(赵璧传)贵又泊鹿门山西岸,相持七日,元将李庭与水军万户解汝楫击之,斩其将王、元胜。(李庭传)
七年,元将史权驻荆子口,宋夏贵以船万艘载壮士欲薄江面,权破之。既而转粮于随,贵又扼前路,权又破之。(史权传)
九年,元筑正阳两城,宋夏贵帅舟师十万来攻,元将董文炳登城御之,一夕,贵去复来,飞矢贯文炳左臂著脥,拔矢授左右,发四十余矢,矢尽,力亦困,遂闷绝。明日,水入外郛,文炳移营避水,贵乘之,压军而阵,文炳创甚,以其子士选代战,贵败去。(董文炳传)
十一年,宋夏贵以舟师十万围正阳,决淮水灌城,城几陷,元将塔出突围入城,复出与战,遂解正阳之围。(塔出传)刘整又追败之于大人洲。(刘整传)孟德亦夺舟数艘。(孟德传)夏贵知亳无备,引兵袭亳,元将贾文备破之。(贾文备传)是年,伯颜大军已自郢东下至汉口,夏贵以战船万艘分据诸隘,伯颜乃开坝由沙芜口入江夏,贵迎战于阳逻洑,元将谒只里奋勇冲贵军,获战舰百,贵东走。(本纪及伯颜、李庭、谒只里等传)
十二年,伯颜大兵自鄂东下至丁家洲,贵与贾似道以舟师横亘于江,伯颜以大炮击之,宋兵阵动,似道走扬州,贵走庐州。(本纪及伯颜等传)贵又欲由太湖入卫临安,元将李庭、薛塔剌海截战于峪溪口,败之。(李庭、薛塔剌海传)高闹儿又败夏贵于焦湖。(高闹儿传)
由是观之,贵崎岖戎马,东奔西走,补救于末造者,几二十年,固宋末一劳臣,使其能保危疆,支撑半壁,固当与南渡韩、岳诸公比烈,即不然而以身殉国,亦当与边居谊、李芾、李庭芝等同以忠义传,乃自峪溪口、焦湖之败,伯颜、阿术大兵分驻建康、镇江,贵欲入卫而无由,遂不能守其初志,伯颜遣人往攻,即致书曰“杀人一万,自损三千,愿勿费国力,攻此边城,若行在归降,边城焉往。”(洪君祥传)明年正月宋亡,二月贵遂以淮西入献,其意以为国亡始降,犹胜于刘整、昝万寿、吕文焕、范文虎等之先行投拜。然宋史既因其降元而不为立传,元史又以其在元朝无绩可纪,亦不立传,徒使数十年劳悴,付之子虚。计其时年已大耋,即苟活亦只数年,故殁后有人吊之曰“享年八十三,何不七十九?呜呼夏相公!万代名不朽。”(宋稗史)真可惜也!
案贵降后,入觐上都,授参知政事。至元十五年,授江淮行中书省左丞,以江南盗贼窃发,命贵招抚。十七年,贵请老,从之。诏官其子孙。未几卒。俱见元史各传。
宋四六多用本朝事
刘克庄诗多用本朝事,说见丛考。然不特诗也,其所撰四六亦多以本朝事作典故。
贺谢司谏启云“既寝了翁之谏疏,孰敢撄老蔡之锋?使行献可之弹文,世岂受金陵之祸?质肃论灯笼锦,或讥后遂无文;道乡谏谣华宫,有云事不止此。”
贺刘察院启云“永叔责高司谏,犹在馆中;了翁忤张雷州,方为博士。宁作夷陵之役,不登绍圣之舟。”
贺李制置启云“寇莱公之镇北门,契丹服其望重;范文正之理西夏,元昊惧而胆寒。”
贺傅侍郎挂冠启云“永叔避关弓之害,沂公惩一网之危。”
上王师侍启云“中年勇退,有君实、晦叔之风;晚节后雕,负元城、了翁之望。”
其授秘撰谢丞相启云“词臣援綦叔厚,请暴扬老桧之奸;言者疑曾子开,有忿嫉新州之意。温公除吏,莫荣子骏京东之行;文正怜才,不夺大年阳翟之志。” 除云台观谢丞相启云“愧非韩驹、徐俯之伦,将有陆游、米芾之拟。”
除宗簿谢丞相启云“范、欧与庆历之文治,莫引用于圣俞;马、吕致元祐之诸贤,独见遗于无已。”
是克庄四六亦多以时事为典故。然此体实不自克庄始。南渡以来,已多有人为之者。
李刘贺虞大参帅蜀启云“小范有胸中百万兵,西贼闻之胆惊破;维弼上河朔十三策,北边皆其手抚摩。” 贺董司谏启云“尚欲作石守道纪德之诵,幸勿还李师中落韵之诗。” 贺卫参政除江西帅启云“夷狄之问寇公,儿童之诵君实。”
谢曾舍人启云“说战场文,人方迷于五色;读刑赏论,公放出于一头。”
上史丞相启云“昔在服中,欲上范文正之书而无路;今来阙下,愿作石徂徕之颂而难言。”
上卫参帅启云“夷狄问潞公之年,幸其未老;儿童诵君实之字,持此安归。”
周必大贺汪参政启云“资减甘宁,彦博入登于宰席;使来西夏,仲淹归赞于枢庭。”
杨万里回韩安抚启云“颍滨上太尉之书,永叔记武康之节。”
熊克贺汤丞相启云“考本朝宰府之故事,若先正沂公之迭为。天圣初来,既践昭文首台之位;景祐再入,乃屈集贤次辅之居。”
王十朋除馆职谢启云“魏国公奋自甲科,犹荐而后召;苏内相擢由制举,亦试而后除。”
洪适贺王宪启云“东坡六君子之游,庆历三谏官之列。”
此皆在刘克庄前,而已用本朝事者也。其与克庄同时及在克庄后者,亦多用此体。
王迈上留经略启“惟元城之在宋,问业有徒;与了翁之居淮,及门者众。”
上应经略启云“笔下无一点尘埃,富大苏之文采;胸中有百万兵甲,负小范之经纶。”
曾宪启云“余庆历、元祐之典刑,有玉局、宛邱之标致。”
贺李仓曹启云“舞彩袖于春舆,遂蔡端明便亲之志;鸣木铎于石鼓,寻朱紫阳讲道之盟。”
贺郑枢密云“昔中书未有寇忠愍,若得为辞;今吾国已相司马公,岂容生事?”
李廷忠贺娄同知启云“辽人相戒,慎勿开边隙,为司马之秉钧衡;澶渊一举,足以定虏盟,本寇公之筹帷幄。”
方岳贺李制置启云“维弼画河朔十三策,小范有胸中百万兵。”
谢李尚书启云“介为时论所喧,雅见推于永叔;轼陷深文之久,独受荐于景仁。”
洪咨夔到运使任谢政府启云“念司马公用鲜于,以福齐鲁之区;而王文正命薛奎,以宽江淮之力。”
贺郑丞相启云“庆历之进杜正献,尽革弊端;元祐之相司马公,力正伦纪。”
贺蔡侍郎升侍读启云“若昔邢昺,在咸平之间;与吾坡仙,处元祐之始。”
贺李参政启云“独乐园之自逸,难淹君实之留;天章阁之一开,即傒郑公之用。” 林鉴贺曾参政启云“措置西事,莫如此庙堂,固已契吕申公之精识;戒饬疆吏,勿更开边隙,行当踵司马相之清名。” 真德秀宣召入院谢表云“修除翰苑,在环滁出守之年;轼侍禁庭,亦赤壁归来之后。” 方蒙贺徐枢密启云“文富人望,行大播于雄麻;韩吕世家,定增光于汗竹。”
谢王丞相启云“狂若仲淹,真负晏公之荐;戆如苏轼,几贻安道之危。”
致福建安抚李尚书启云“晦叔虽介甫所厚,安可属以私;淳夫受温公之知,岂不言其过。”
回泉守赵侍郎启云“善神谁护于熙宁,怪鬼已喑于庆历。”
姚勉谢应判县送酒启“诚斋作汝饮吾宴之诗,美过于味;东坡谓我眠君去之语,若未为贤。”
回胡主簿启云“昔明道先生之在鄠县,以德化人;至紫阳夫子之仕同安,以学造士。”
文天祥贺江左相启云“潞公平章军国,司马实位昭文;正猷议论庙堂,微仲尝伸左辖。”
贺马右相启云“简淡独周于事物,晦叔所以有立于潞国司马之间;忠恕不离于须臾,尧夫所以无愧于正献微仲之际。” 谢江枢密启云“称彦博于都堂,幸借郇公之誉;荐仲淹于馆职,敢忘元献之公。” 致章签书启云“永叔之参兵柄,在魏国位平章之时;尧夫之赞枢庭,当潞公重判事之日。传江西宗派之图,敢云入社;诵徂徕圣德之句,请继作歌。”
致胡丞相启云“轼韩范之规模,溯赵张之事业。” 是亦皆以本朝人用本朝事者。盖宋朝国史记载,本散布于民间,如李焘作通鉴长编,徐梦莘作北盟会编之类,若非得国史原本,凭何撰述?可知日历、实录,士大夫家有其书也。他如名臣录、笔谈、遗事、家传、文集,又随时刊布,人皆得知本朝故事,故便于引用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