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部 > 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 > 难忘杨霁云先生

  杨霁云先生,我很难忘记他。杨先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编辑室”的老辈人(与孙用、林辰等在一起,编《鲁迅全集 》),他早年与鲁迅先生的通信,就收在《鲁迅全集》里。
1954年我奉特调到此社工作,一到位,除了见聂绀弩、巴人诸领导人之外,头一个 热情找我谈话的就是杨先生。
他一见我,满面春风,如逢故交一般地亲切,记忆中大约头一句话就是“你的《新证》写得 好!”
稍久,知道他与聂绀老相与至契,他从“鲁迅室”到“古典部”来,总是先访聂老,而后连 带找我。
他给我的印象是:文质彬彬,仪表不凡,戴金丝眼镜,喜著长衫,风度翩翩;在我目中,彼 时全社同仁,只有他最像个文化素养颇高的典型的中华学士。
以后方知,鲁迅讲授、撰作《中国小说史略》,论到《红楼梦》这一部分,相关资料尤其是 胡适的《考证》,全系杨先生提示提供的。
是则不知缘于何故,他自早对雪芹之书怀有特殊的兴趣与感情。
我到社不太久,因《红楼梦》研究问题而“批俞”运动就开始了。我是“胡适派”,由“红 ”变“ 黑”。那时想不通,就不想再干这一行费力不讨好的事了。于是有些人也就对我“另眼看待 ”起来。
在那种形势下,惟有他热情如故,见面的话题总 离不开一点: “你不要把研 究《红楼梦》的事业放弃。那太可惜!”
我从他那里得到了精神鼓舞与支持,于是稍稍有“重振”的念头和勇气。
60年代初,由于国家大规模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引发了不同寻常的学术复兴契机。我 在 1962年写了一组关于曹雪芹家世的文章,曾获不少学者赞扬。杨先生在4月4日的一封信中写 道:“……近读大著《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万马 ?nd627? 中,振鬣长 嘶 ,钦佩无量,欣跃无量。芹圃有知,当亦窃喜于地下而深感足下之为发隐阐微也。惜姗姗来 迟,馋眼望穿,始获一读片段耳。深盼早日杀青,以饫愚昧,以启鄙塞。……” 这封信应是他读到开篇两节拙文后的响应,情见乎词,溢于言表,令我深为感动。不妨说, 杨先生是我平生的知音至契的年辈最老的几位中的最恳挚者。
没过太久,“文化大革命”来了。初期我“表现”很好,大字报写得颇有“质量”,也许 就因 此受到“对立派”的重视了,或是由于更微妙的缘由,把我“揪”出来“批斗”了。一开始 ,给我的名目是“周扬文艺黑线上的活标 本”( 社中大院地上贴出大字标语, 每个字大至一 整张黄纸,在“周汝昌”三字上加以朱红的大叉,令人心惊胆战!)。说也奇怪,十年中总是 不提“红学反动权威”一个字,而是将名堂变成了“现行反革命”——天天逼供,拍桌瞪眼 ,声色动人。
到了“文革”后期,“两派”成立了“大联合革命委员会”,简称“大联委”。“大联委” 的头头叫×××,是个汽车司机——那时本社最革命而且掌权的,号称“三大员”,即司机 、食堂员工、电工等一群“工人阶级”。×××生得方面大耳,高身阔步,极够个“ 大员”的官相。又不知缘何,他看上了我,盯着我——有一回排队“领饭”(照样花钱交 粮票,却给最次的东西吃),他见我排在前头,硬把我“提”出来放在队尾。
又一次,我患了腹泻,那时不许病休,医生给开了证明,上三天“六小时班”。我按医证 提 前回家了,宿舍“门房”有革命家属,就电话到社,报告我的“行迹”,×××又硬把我“ 召”回到社,训我说:“你没病!”
过后,记不清哪年了,反正是“文革”之后,有一次霁老来访,不知怎引起的,他说了这么 几句话:
×××说:“我不把周汝昌打成反革命,我这×字倒着写!”如今周汝昌 没成“反 革命”,你的×字怎么写了?周汝昌写出了一部《红楼梦新证》,毛主席称许过——你×× ×写得出来吗?
霁老言下,义愤不平之气满座洋溢。
他又曾说:《新证》出后,颇有人横加訾议批判。惟有毛主席是《新证》的知音。
1969年之中秋,我们一同到了湖北咸宁干校。我与他体力相若,是“文弱书生型”,干不了 重活,便分配给菜园子挑粪。我们两个成了很别致的“搭档”。
从厕坑掏了一个木桶大半满的屎浆,二人抬起来,扁担端头一前一后,只会迈“方步”,很 “潇洒可观”。从厕到园,路还不太近,走到一个大拐弯处,便在树阴下坐下来歇一会儿。 这路上倒无人监督,很自由,我们便吸烟漫谈,谈的就多半是《红楼梦》。那情景,值得入 红学史,可惜没人给拍照录音。
等到他从干校返京了,他时常走来看我——1970年我忽奉周总理特电调回北京,消息立即轰 动了“向阳湖”畔,第一个来向我致意的便是他。他很高兴,几句话,作别而去,意甚珍重 。他还猜度说:“大约是要出一部《红楼》‘样板’本。”
他常州口音浓重,我又耳背,南音听不清,他右手不能写字(因病),不惜以左手“写话”给 我,一笔一画,吃力而一丝不苟地写着。
在一旁的我,实在感动。
后来,已说不清因何,他不再来了,当系年迈步艰吧。我托一位旧同事捎一本拙著与信札给 他,而此君表示不耐烦,不愿受我此托。从此,断了往来。
今岁向人探询,说杨先生春天已然逝去。
我很悲悼,还存有他借给我的书册。
谁写红学史,请将此情收入于一页之间,实为幸甚。
诗曰:
一生能得几知音,难忘先生意最深。
鄂北湖田担粪侣,树阴犹切梦《红》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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