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部 > 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 > 青眼相招感厚知

  1947年秋,重返燕园,仍在西语系读书。其时钱钟书先生正在清华大学教授外国文学。燕京 、清 华两名校相距“咫尺”,我常走成府村北的畦圃之小径到清华园去访友。敝友也是读外文的 , 时常向我说及钱先生。(燕京大学北部包括了朗润园,其命名是与清华对仗之义,盖取唐太 宗《圣教序》称赞玄奘法师“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也。)我回到燕大,中隔六年之久,学校也遭受了巨创,旧识师生寥寥无几,中文系的阎简弼先生 ,不拿我当“学生”,相见则论学问,他向我推荐钱先生的《谈艺录》(开明书店版)。
我从吴允曾兄(哲学系,为教师)借得此书。这是我始“识”钱先生的因缘,读之深为得味, 喜欢这种治学之路数。
后来,又读到他的《围城》。对此小说,我不妨直言,心里并不怎么推崇,它的气味流露出 笔致心境的聪颖轻巧——不少读者最赏它的“机警”、“俏皮”、“幽默”……的语文风格 , 其实这并非钱先生的真高处,甚至可说是一种“短处”——它吸引一部分读者的兴趣与赏爱 ,却难以属于伟大文学创作的等级。
又后来,友人帮助去听了一次钱先生的课堂讲授,他一口纯正的“英国英语”(有别于“美 国英语”),讲述潇洒,风致不凡,不愧为名教授,深得学生们的敬佩。
但我们的交往并非师生之谊,却带有一点“传奇”的色彩。
大约是1948年之秋,因读雪莱的ode to the west wind(《西风颂》),一时兴起,即以《楚 辞》“骚体”译为汉诗。友人见而赏之,就拿给钱先生看,从此得到了他的青目。记得一封 惠札有云(大意):得一英才如此,北来为不虚矣!
友人给我的溢美夸赞,恐怕也起了作用,以致钱先生竟有兴致邀我这个学生去晚餐。我感到 这真是一种殊荣。
当然也忘不了杨绛夫人的盛意,要为治馔费事。记得清楚的是,有一盘烹大虾(津沽称“对 虾”),当时的北京此乃不多见的佳品。
我的记忆力大半失灵了——这次餐间的谈话,竟不复存一字于胸臆中,只记得在感动之下, 回来即作了七律一首,以志高情殊遇——我们倡和的七律诗曾有很多篇,一字无存。
有我和他原韵的,回信赞我押韵“如土委地”:即浑融一体、了无勉强之痕迹的比喻。
钱先生如此称赏一名在校学员,并不足以说明我就真的十分高明卓异,却令我体会到他的寂 寞之感——可以共语之人已然无多了。
那时我的英汉对译的兴致特高,所选目标都是最佳的,为的是考验自己的语文能力与治学真 诚 。一次选定了鲁迅的《摩罗诗力说》,那种独具风神的文言使我倾倒击节,译起来倒没有什 么困阻——却被几个很长很生的外国人名卡住了,无法查对原文;于是我写信求教于钱先生 。蒙回札说(大意):如某某,某某,一见可知为×××……(外国人名),而某某、某某…… 我也不知。(这些人名俱不记忆,但此惠答原函幸存。)
燕大图书馆是一座出奇的宝库,你想找的书,可在此处不费任何烦难手续而一索可得,可以 保证借到想借的百分之九十九。我这个西语系学生,专借线装书,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 —
那时借书极为便利:只需在书卡上签名(或学号)就可以了。我所借的,一看书卡,竟是空白 ,我为多年来的第一个借阅人,这令我颇为惊讶而感叹。另有若干部清初人诗文集,则书卡 上有了一个签名者——竟是“钱钟书”。
例如顺、康时的顾赤方(景星)的《白茅堂诗集》,也只有我们二人借过,而书眉上却有墨笔 批注语,入眼便知此皆钱先生的手迹。我不禁赞叹他读书面的特别广博。
另有几件事,顺带叙及。最早拜谒他,我带了读《谈艺录》的一束意见,呈上请参考(内容 早忘了,似有一条提出“赊”在诗词中是虚字无义,不作“多”解……)。他接过去,顺手 放在小后窗的窗口处(清华彼时房屋很简朴,不与今同),并不即阅。至于解放后《谈艺录》 新版中有无采及千虑之愚,我总未能再读,至今不详了。还记得那回谈及中国诗的神韵问题 ,钱先生说:神韵是确实的存在,并不玄虚,只是有人不能领会到,便以为无所谓神韵。例 如我的servant(原话用英文字)就无法理会什么是神韵。
我想,他的意思是说明此乃文化教养水平的事,不能强求于每一个人,同时也说明,神韵是 中国文化的特色,与西方类似概念的同异,必须深细讨究。
再一次是,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是英译陆机《文赋》,其前言介述刊于studia serica,其中 提到钱先生为林方庆英译《离骚》所作英文序言中将《文赋》译为a fu?poem on literatu re。我觉得literature涵义太泛,不如改为……on writing ——因为《文赋》本旨在于“ 为 文之得失”,即写作经验心得之事也。我撰此文时尚未拜识钱先生,清华另一学友唐稚松兄 出于一片“说项”的好意,将拙文印本送与钱先生看了。对于文中的“异议”,会引起他何 种想法,我总不敢拜问,亦未见于何处有否讨论。但从我们此后的往还亲切而观,他并无介 意的迹象。
但到解放之后60年代,一件难以名状的事态发生了,即是种种批判运动中忽然又出现了一个 新名目,叫做“拔白旗”。
何谓“拔白旗”?原来那时讲的是一切要突出政治,学术研究而不带出政治性(其实指的不是 思想水平实质,只是要引些革命词句作为装饰而已),就叫做专而不红,叫“白专道路”, 是要不得的(临近“反动”的危险)。运动一开启,纷纷寻找“白专”对象目标。
那时人文社领导人早都“黑”了,主管古典部的那同志最讲政治,紧抓运动最积极,在所出 的 书中,选定了钱钟书的《宋诗选注》是“白专”的大标本。于是组成了“批判小组”,要纷 纷发言,务必分清“红”、“白”两条道路的大是大非。
“批判小组”里,业务上弄诗的是麦朝枢,我原是小说专业,但因也有了“诗名”,也安排 在组内。在一个晚上,开会“批钱”。麦老广东人,口齿才能不高,讲“普通话”很不动听 ,我胜他一筹——天津人学说北京腔。大概就因此,我的“发言”就“好”了。但此乃内部 运动。不料“组内”整理出一篇批判文章交《文学遗产》公开发了,而且使我异常吃惊的 是不用“某社批判小组”的署名,竟落了贱名三个大字的款!
当然,这也许全出好意——是看重我,培养我,引导我(我本就是个“白专型”)。但这么一 来,事情“个人化”了,把我和钱先生公开放在了一个“对立”的地位。
别人议论我不及知。钱先生看了,心中作何感想?对我的“变化”又作何“评价”?那就不问 可知了。
对于《宋诗选注》,我从学术上并非全无意见,那是另一性质,如今却成了一种尴尬的政治 性事态。钱先生从此绝不会再理我,我也无意辩解,因为应当自己引咎。
1999年的一天,忽然传来了钱先生辞世的消息。我不禁悲从中来,即以拙句抒哀致悼:
天际星茫黯黯垂,大师辞世动深悲。
避居名位名斯大,谢榜学门学自奇。
落落管锥谦在己,茫茫中外后来谁。
依稀五十年前事,青眼相招感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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