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部 > 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 > 何其芳

  我写此文,自觉很是难为人解:因为我和他只有一面之缘,文字上也只收到过他的一封信札 ,这样的“交谊”,又有什么可记的呢?然而不然,也该略记一记才是。我是1935年考入天津南开高中的,入学不久就听同班的健谈者告诉我说:你来晚了,巴金、 何其芳都刚走?了……?其语气当然是点明这都是名师,该听他们的课。他还说:巴金姓李 ……
那时的南开中学果真名不虚传,简直像个“小学府”,学生的思想十分清新活泼,校门外书 店里古今中外、期刊杂志,应有尽有。很快来了一批新书,看时,皆是当日名作家的小文集 ,袖珍软装,其中就有何其芳的《画梦录》。同学中有注意此书的,提醒了我,我也已见到
报上消息说《画梦录》得了奖,心中当然仰慕,于是就买回细读。
一读之下,十分倾倒,满心欢喜!因为那文笔确实很美。难忘的还有几句话,大意是说:少女们,死了,或者嫁了——你愿意听哪一个消息呢?
这是贾宝玉的语言,让我“回肠荡气”,感叹不胜 (shēng) 。由此便 对何先生有崇拜之心, 而且一度用意模仿他的这种美文——记得有一篇刊登在《南开高中》上。这可说是我在翻译 以外的文学写作的启端。
但使我同时感到诧异与不快的是他写出了一句话,那是不点名而明指南开的贬词:他离开了 北方的一所“制造中学生的工厂”!诧异,惊讶,十分不愉快。我不解何以这所名校会使他 发生那种想法——难道还有“不制造中学生”的好地方吗?
此疑蓄于胸中多年。
1954年中央把我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要我校订新版《红楼梦》时就有何先生的代序, 指导读者如何正确理解此书——也才知道他已是社科院文学所的所长。
我们并无来往。在红学诸论点上也不一致,他倾向俞平伯(与助手王佩璋女士)的考证。 但是他的代序出版社并未让我取消。而其时一场激烈争论已延伸到红学上:“市民说” 与“农民说”各执一词,两不相下。前一说的代表是李希凡同志,后一说即是何先生的高论 了。
李希凡那时少年气盛,也不知内情,对仍用何序大有意见,以为凡涉《红》事,皆我之主张 ,十分不满。来信向我说:“这个出版社还要看(它表现如何)……”
这倒“罢了”。谁知何先生那一边的有关人士,又因不明内情而对我产生误解。
这又是怎么一个“奥妙”呢?
原来,文学出版社出的书中,把人家文学所的红学论点说成是“修正主义”,以致使人家抬 不起头来,压力很大。——他们又以为是我“支持”另方,“反对”他们,而且用此手段施 压……(所以后来一直“不放”我)
其实呢,那是另位同志写的,其过程是当时“古典部”负责人王仰晨命孙用撰写“简介”式 “出版说明”之类 那时是传达了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的指示,书店陈列 无书,难 对外宾,命速出“四大名著”小说。社方回报说“序言难写”。李副总理有点儿生气地说: “你们序写不出来,不是不要序也就行了吗?!”这才改写“简介”、“说明”之小文以代“ 表态”。 ,孙用撰后嫌“政治性不强”,改命另位重撰。撰后还请谢永旺同 志看过……
这经过清楚明白,而我却成了“替罪羊”。
其实我也不必辩解。一次我向蒋和森先生解释,他为人极和厚,马上拦我,说“不必解释” 。可是另有些人至今“记”住我,以为我曾暗施手脚。
直到1962年准备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大典,中央十分重视,开了无数次会议,一次在讨 论“卒年”会上,我才见到了何其芳先生。
出我想象之外,他不是风流潇洒“才子型”,是一位个子不高、腰围圆粗的四川人。他对我 说 了几句话:“还是六三年就先举行吧——以后还可以讨论再定。”因为“六三”是他们的论 点。
后来,收到何先生一封信,小字,拘谨式笔迹,写得很长,亲切而动人的文气,中心一点是 :他的论点“犯了错误”,对错误应“帮助”,而不要贬到一边去(比如“打入冷宫”的滋 味……)。
情辞动人,我看了十分感慨,知他承受的压力巨大,非同小可。
如此一位领导人、名作家,向我这个小后生诉说,含有“求援”、“宽容”之意,我心岂安 ?
我今日以此小文纪念这位未曾“赶上”的中学老师——不知他是否疑心我是用“修正主义” 来“制”他们的主角?
世间事,曲折复杂,时出人“智”外,“五百年后”考证家考证“红学公案史”,会涉及我 所遇到的人和事。“考证”是“神通”有限的,常常弄得真实与幼稚颠倒起来。草草记之, 以备来哲审判——因为我是他们双方的“罪人”,谁说我的好话呢?
诗曰:
“红”事般般奥万重,可怜双罪两无功。
今朝《画梦》谁犹记?感慨当年彩笔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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