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部 > 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 > 挑战之来

  红学研究所包诚富,它一开始就以作者与版本的研究作为两大分流——其后发展建立了 “曹学”与“脂学”,也是由此而生而成。以作者与版本为两大主题,似乎是研究小说(其实也适用于一切文学创作)的一个普遍规律, 人们当“常识”看了,又有甚稀奇值得再来提起?殊不知,那在《西游》、《封神》等小说 尚属一般性课题——不知作者为谁,并不影响对全书的理解;甚至一人作、几人作,有无原 本与改动本,也似乎关系不至于“动摇根本”。但在《红楼》,情形性质却不能与之等量 齐 观、混合而论。因为:这里包涵着一个“自传性”的核心命脉的大问题,故尔必须深研作者 的家世生平,一切背景、思潮、写书动机……种种缘由实际。所以有些人不明此理,总在“ 呼唤”脱离“曹学”、“脂学”的“老一套”,只作所谓“本体诠释”——其实就是主张架 空 一切产生《红楼》的因素关系,只要“就小说论小说”,美其名曰“回归到文本”上来, “回到文学创作”上来,云云。
他们完全忘了(或根本不明白):曹雪芹生前定型的《红楼》版式是只有八十回,正文与脂 批同为“合法并存”的整体“文本”,不可分割断裂。
“脂学”的建立晚至40年代末,1950年《燕京学报》刊出拙文《石头记三真本之脂砚斋评》 是其正式标志,而1953年《红楼梦新证》问世后方才是海内外一齐瞩目的重要一题。
因为大家重视起来了,当然引出不同看法,例如拙见认为脂砚是一女子,“脂砚”与“畸笏 ”二署名实为一人,此女批书人即书中的史湘云之“原型”三大要点。对此,表示不同看法 的时有其人,以为脂砚是男,脂、畸非一,当然更谈不到“湘云”了。
这都是研者观点不同,属于正常。
可是另有一种事态,与此大异了——我今日方名之曰“挑战”。挑战的方式形态,既新奇又 巧妙。
60年代初,我忽然接到南京浦镇毛国瑶的一封信,大意是说我对脂砚的考论不能成立,因他 发现友人靖氏所藏一抄本《石头记》,上有朱批,证明脂、畸为二人,畸在而脂亡;并云据 彼本可证雪芹卒于壬午,而非癸未,云云。
我十分重视这些“新证据”,即复信求阅所云之朱批(他说已过录为150条之多)。他又来信 说已录寄俞平伯先生,让我到俞处去看……简捷叙之,终于承他惠示了那所称的“靖本朱批 ”。
我相信了,并且撰文向香港《大公报》的《艺林》版介绍这一“重大发现”。
但治学之事,终究异于“随风倒”,需要实事求是,我反复思绎,又觉他所录“朱批”,不 无可疑之点(本文是论事,不是重述考证的内容,读者鉴之)。
等到1976年增订《新证》,内中增入了一篇《靖本传闻录》,说明我毕竟未见毛君所言之原 件,若干问题有待深研,不敢遽断如何。我是很谨慎的客气的态度和言词,给继续研索留下 了明朗的余地。
谁知,毛氏见了此文,大为震怒,在南京红学会上,他以恶语对我大肆攻击——意谓因“证 据”推翻了我的考证,因而反诬“证据”之靠不住……
不止一桩事例表明了一个“规律”:在学术上听到不同意见,心平气和地与之切磋的,是真 学者真论证;而一闻人家略有商量问询献疑请教,即便暴跳如雷、歇斯底里、恶语伤人的, 就暴露了他是装学扮士,作案心虚、货色有假——惟恐捅破他的一层窗户纸。
毛氏的表现,引起了更多人的疑思。
到后来,大家要求他拿出所谓“靖藏本”来以昭信实时,却声称此书丢失了,说是家里人不 知其价值,让一个收旧物的担贩给买去了,下落无法追寻,云云。
还有一回特殊的经过,值得一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同仁陈建根,因公赴南京,特来打 招呼:有什么要办吗?我就拜托他费点儿事,到浦镇去找毛国瑶,持我介函,请他惠赐一张 照片,将所云之“朱批”拍一条也好,带给我以便研究。
这原是易为之事,因“原本”虽失,毛氏已将150条“朱批”过录到他自己的一部“有正本 ”上了,选一页照个小片子,就行了。
陈先生返京后向我报告访毛的实况,要点是:南京的照相馆不给拍这种照片。
这确实是从未听说的新闻。
陈先生还说:“我向他讨求,请出示一下你自藏的那部‘有正本’,也不必再麻烦拍照的事 了。”
可是,毛氏又有托词。那部带有“过录靖本朱批”的宝书,迄今并无任何人从他那儿看到过 影子。
我们不好说什么“定案”的话,但我们可以表示:你拿不出一页“证据”物件来,是你自己 把事情弄成“死无对证”的“无头奇案”的,别人无罪——不该反而受你之恶语中伤。
我们也有权利要求:你的“过录靖本朱批”已在学术上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与混乱,关系到红 学几个最关键的问题,对此,要负责任,要出示证据,以防人言可畏。
这都过去了几十年了。时至今日,大陆与台湾的学者都有评议发表了。江苏的石昕生先生, 与毛氏为好友,而石先生已发表论文数篇,揭示了“靖本朱批”是作伪之迹。还有李同生先 生,也对揭伪举出了力证(毛据俞辑的脂评的某条而“改造”时,不知俞辑本有漏误,他照 抄袭俞之误。这使得伪迹无可诡辩)。
台湾学者进而指出:毛是迎合俞先生的论点而伪造朱批,寄与俞氏,俞不能识,反以为己说 获得了力证,落入了毛的设计。
前几年,忽承毛先生又惠一札,内言拟将我旧年给他的信件(还有其他红学研者如吴恩裕等 人的)编印一集,征我同意,并对他曾在南京会上攻击我的往事谢过,说他原不懂什么、我 不必与他计较等意。我回了信,表明我不同意他的编印计划,因那都是当时不明真相的言辞 ,如不经我同意而擅自发表,要负法律责任(此复函有复印本,并分寄与学友存证)。
近来忽又有上海的魏绍昌在贵州《红楼》期刊上发表了一批俞平伯致毛国瑶的信札的排印 文 字。魏君是公开支持毛国瑶、相信“靖本”的人,也许这和毛的来信所打算的编印诸家信件 一事有所关联。对于魏君发表所辑俞函的说明介绍,又有石昕生先生的评议。这都很有关系 。
我叙此案的粗略经过,用意是在说明:研治红学的事是多么复杂而艰辛、离奇而怪异——这 在“学术”范围之“内”还是之“外”?一个人有多大精神智慧能力,来应付、“处理”这 些做梦都想不到的事相?
我经的却又不止这一件奇情异事,当相继而来的几个关键问题都与己所考证针锋相对,“证 据凿凿”——这情势之下,考验自己应持何态度,可真非小事一段。例如当有贵州学人葛真 先 生,见了我的《靖本传闻录》,就赐函说我“已经到了‘真理’的门前,却又后退了!”是 责我应当相信毛辑“靖本”之批也。这可能代表相当一些人的看法。
动摇吗?许多疑点未清。“固执”己见吗?要有充分的反论证破之,方能岿然无怯,去承受作 伪者的反击和舆论“微词”。
诗曰:
谁道研《红》乐不疲,骇情怪状日方滋。
道高一寸魔千丈,感叹愚人小慧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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