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部 > 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 > 《 红楼梦新证 》 的前后左右

  1982年新本《红楼梦》的来由,《倡导校印新本〈红楼梦〉纪实》一文粗有叙记。那主要是 想说明:从1947年起,与家兄祜昌立下誓愿,一为努力恢复雪芹真本,二为考清雪芹家世生 平的真相,以破除坊间流行的伪本与学界不甚精确的考证结论。上文只叙了一个问题,如今再追述在以前的经历——复杂,曲折,鲜为人知。
《红楼梦新证》本体完成于1948年。《燕京学报》第五十期登出拙文《石头记三真本之脂砚 斋评》,文末提到撰作那部书稿的事——初名《证石头记》。
此文出后,引起不少人注意,包括朱南铣、文怀沙、张慧剑、黄裳……诸位(以下行文为避 繁赘而省篇幅,俱不具称某某先生。但绝无失礼欠恭之意)。张氏在沪上《新民报》发文赞 赏,朱氏洽借“甲戌(录副)本”……而黄裳(南开中学同窗挚友)则主动写信,推荐此书稿 交开明书店出版。黄裳信函是写给叶圣陶的,遂将此信并书稿寄与叶老。久之,原件退回( 内中连一纸退稿便笺亦无)。而此际文氏亦已注意到《证石头记》,他拜访孙楷第教授(因拙 文中提到他),询问我在何处,要谋一面。孙老设晚餐,派夫人来邀我去一会——但孙太太 只言“文化部来人要见你,孙先生请吃晚饭……”而那天恰值我在忙着收拾衣物,满室凌乱 不堪,火车票都已订好,急于赶车回津(已放寒假),心绪如麻,实难应命赴宴款谈,只好恳 辞。孙太太连来两次,终于无法解决。此事定会让孙老很不体谅。
及假满回校,清华大学友人周祖?nfdb5?来晤时,忽谈及他与文怀沙因某场合见面,也提 起我“拒 不接见”的事,说我这个人如此“狂傲”,架子何其大也!周即答言,与我交久,深知其人 最为儒雅谦和,断无此理——当时必有缘故……我到此方知文先生欲晤的本意在于为《证 石头记》出版的要事——而孙太太恳邀时并无一言及此也。
话要简断:由此我这才与文怀沙取得联系。约好将书稿交他。家兄祜昌比我还重视,在极困 难的条件下,将近四十万言的巨帙一手楷字清缮出来,交付完妥。
我1951年秋,受成都华西大学电聘,去做外文系讲师(因闻在宥教授于studia serica学报上 见到我一篇研究陆机《文赋》的英文论文。其时我尚在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院),于次年5月 1日到达华大。当年秋高校大调整,我调入四川大学,冬季开始分批接到书稿的校样(沪排, 寄北京文怀沙转我,我校毕寄还文处。如此往复多次方全部校完)。到1953年9月5日,我收 到了样书。书是棠棣出版社所印,由长风书店发行。文怀沙不喜《证石头记》这个名字,建 议改成了《红楼梦新证》——是针对胡适的《考证》而取义的。他还请沈尹默题了封签,蒋 兆和夫人萧重华绘了清代旗装少女的图像。见者皆感到耳目一新。
此书问世后,其反响可谓名副其实的盛极一时——但也很快招来了莫大的“后果”。
“盛况”一言难尽。今只举几项罕逢的现象,或亦可为出版史、学术史上的一页轶闻掌故。
先说上海,长风书店门前排队了,书出脱销,连三个月内赶出三版。大学者张元济(菊生)、 顾廷龙等皆在阅读——此闻在宥到沪后特函相告。不久张菊老令儿媳代笔来函询问一二问题 ,随后又亲笔复我去函(他病瘫已久,原不能书写,因高兴破例亲书,然手颤,书字几不能 辨识)。
在京、津,高校老同窗来信,说:“文代会”上几乎“人手一编”,某单位已要调你……
在成都,川大图书馆馆长告诉我:“馆里一次买了十部!”(说时以手指比画为十叉状,因蜀 音“四”、“十”难分)。校中师生多人在购读,一位不熟识的外文系教师忽打招呼:“老 周 ,你害苦了我了!”闻之愕然,忙问何事相累。他说:“我日来患了重感冒,正在难挨,谁 想 你的大作忽然买来了,我这一开读不打紧,整整一夜放不下了——次日病重了一倍还多!这 两日才刚好些……”诸如此等,佳话趣谈甚多。
在海外,很快盗版了。美国赵冈教授首次晤面即言:“您可知大著在美国卖多少美元?连看 旧了的一部,也要惊人的高价呢!……”
在英国,有一部著作,引及《新证》多处(据云七十余处)并注云:篇幅如此“重”(heavy) 的学术论著,三月连出三版,印数高达一万七千,实印刷史上罕见之例。
如此叙来,不必再举,已足证明我在彼时已成了“红人”——谁想,这部书也就招来了嫉嫌 ,以致把我卷入了一种“险境”之中——此险境真可谓多方受敌、四面楚歌,而当时我这三 十三岁的“大孩子”尚在“春风得意”之中,一点儿也无法想象前景是一片风波之航与荆榛 之?旅——?
先是友人传来“内讯”:社科院文研所已准备调我。其后受阻而告“内消”。再后则原燕京 大学林庚老教授忽然惠函,具言人民文学出版社聂绀弩(古典部负责人)有意邀请,特烦函商 。我虽也喜欢成都,到底更愿回京,于是答应了。该社总社长是冯雪峰,副领导是巴人(王 任叔),主管“古典”之事(另有楼适夷则主管鲁迅、翻译等编室)。故调我是由当时中宣部 特 电川大,而川大不放行,传出风声:“外文系即使不办了(当时学生不愿学英语了),中文系 也请留。并且即可晋升副教授……”
后闻特调电已至再至三,川大校长彭迪先方说:“再不放他,就是不服从中央命令了!”并 召见我,嘱我回京后仍然关心川大的事业。
我于1954年春末,穿三峡而北返,放弃了高校的副教授,当了一名可怜的编辑。
入社之后,聂绀老交付的第一件工作是“恢复”已出之《三国演义》中的题咏诗(聂云:毛主席见该社所校印的《三国》尽删其中“后人有诗叹曰”等大量诗句,说这不行,要恢复! 对此我另有专文叙及了,今不重复)。此事完成,即命组成一个专组,专门整校一部新版佳 本《红楼梦》。因这件工作甚合我的平生大愿,故很高兴,即订出计划,交上去了,聂老等 也点了头,立待执行。
当时我被安排在一楼,与舒芜同室办公。一日,舒芜忽从二楼聂处(聂独一屋,生活与办公 皆在其间,不另坐班)回室,推门进来,向我传达指示:领导有话,新版《红楼》仍用“ 程 乙本”,一字不许改——实在必须变动的(如显误、难通等原有的讹误字)也要有校勘记,交 代清楚。
舒芜话很简洁,面无表情,此外无一字闲言。我虽书生气十足,却也直观意识到事情大不简 单;而且,聂公对此,从头到尾,绝无片言向我直接传示与解释(这与他给我的任务恰恰相 反!)。我初到不久之人,一切不明真相实际,与聂老交又不深,故此总未敢向他请问一句— —这都是怎么一回事?!
此事于我,至今还是一个大谜。我只好服从命令,做我最不愿做的“校程乙”工作。
很久以后,渐渐得闻,原来“人文社”调我也有原因:该社所出的头版《红楼梦》,是采了 亚东图书馆的(胡适考证、陈独秀序)程乙本,本已是一个不甚好的“杂校本”,又经当时负 责的编辑汪静之“整”了一番,不知怎么弄的,反正是问题不少;俞平伯看了,很有意见, 就向胡乔木提出批评。胡据俞说,又批了“人文社”。这下子,社之有关领导、负责人等吃 不住了,据云在内部和公开的会上,做了检讨。这样,当然心里窝着气,又无善策——才想 要调我来“重整旗鼓”。未料此策失灵,也不知怎么反复决策:硬命令坚持那个“程乙本” 。
再说说我这“红人”的事——
大约我刚返京华,《文学遗产》创刊版在报上问世了,其第一篇是俞平伯的大文, 对《新证》提出批评,记得其要点之一是说曹雪芹还是“汉军”,而拙考谓为“内务府包 衣人”,皇家奴籍是“周君标新立异”,是“错”的,云云。 约在1948年, 俞平伯已 为《图书》撰文发表,大意表示两点:一、自己无有新意;二、如照周文所考生年,则“自 传说”即不复能成立了,云云。我也发了一文,指出胡氏反响虽只同意“一半”,但对此题 之讨论表现了很大热情。 随后,又有署名“粟丰”的批评文章,大意是说我 的 观点不正确,对“写实”的概念有不同见解(鲁迅早就提出的“正因写实,转成新鲜”一义 ,加上雪芹原文“实录其事”等等,我很强调芹书与西方虚构小说不同,而这是它“自传性 ”的基本因素,似乎粟文意在必须“集中概括”、“典型化”才对)。
以后,《文学遗产》及其《增刊》还有其他鸿文续予批贬。我这部“走红”为时甚暂的“大 著”由此逐步褪色——走向了“灰黑”。 聂老函邀时,由该社重印《新证》 (给高酬)是一个许诺条件。但事势发展后,再也不提这一协议了。
我刚回京,首次见聂老,就对我说:《新证》出后,毛主席看了……此事我不敢深问,但相 信这不会是讹传。如今证实,见徐中远著《毛泽东读评五部古典小说》(华文出版社,1997 年1月版),有 两处提到《新证》。我之所知,限于此一句传闻,这对我此后的“命运”影响如何?也不深 知,无从探究。但当年下半年,批俞批胡运动就逐步展开而升级了,我很快变成了“资产阶 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繁琐考证”的典型代表,批判文章越来越凶,有一篇说我“比胡适 还反动”!
我由“红”变“黑”了。尔时我年方三十四岁,哪里经过(理解)这么复杂而严峻的“形势” ,吓得惊魂不定,而另一方面,我怎么也想不通自己的纯学术著述到底具有何种大逆不道的 “极端反动性”。
虽然我已被“批倒批臭”,可是后来方知:美国有一位红学家叫米乐山(miller),在其 专著中把我叫做“红色红学家”。这真有趣之至。
诗曰:
一证《红楼》百事丛,当年辛苦倍贫穷。
青衫学子曾何计,异日吹求出巨公。

每日一字一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