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部 > 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 > 干校惊雷

  我有一篇《反二簧与狱神庙》,如今附在本文之末,以资参看——那文中写到我在湖北咸宁 县“ 向阳湖干校”的后期情景,是每夜(凌晨)四点钟即起来,披星戴月,涉水登堤,去守护“菜 地 ”(古湖边沿淤地种菜之处)。其实从无一人盗过菜果(如西红柿),若真有之,我这“缚鸡” 之力岂能斗得了护得住?此“象征性”锻炼考验而已也。起来出屋,总是满天星斗灿然。手持一长竹竿(在小卖部买的),破裤子卷到大腿根,要过膝深的一片水,须走相当远才到堤上(独坐,吃带的早点,与大蚊子阵对抗……)。因值夏季 ,?nfda8??nfda8?水倒很“惬意”——但一点儿也未“早虑”:天一到秋冬之际,水寒 刺骨之间,我该怎么办?(也许到那时就无菜可守了?)
谁知“吉人天相”,竟有出奇的事情发生到我头上——也就是说,没等天冷水凉,我就一步 登天了。
这事终生难忘。
那是1970年8月下旬的一天。我“怡然自得”地拄了竹竿?nfda8?水上堤,吃点心挥蚊子… …然后照例哼唱反二簧。直熬到东方既白,朝暾露熹。
再等到上午到此劳动的“小队”人马到来,我算交了班,悠悠荡荡,打道回程了。这照例须 先到厨房补早饭(堤上的点心是自买自备的),补饭后许补睡眠,下午才上班劳动。
我正走着,心里想的是今儿早饭是否还是一个鸭蛋和一个馒头;若然,倒可大饱敝腹。
正想着,忽见迎面来了一位同志,他站住,拦住我,说:“队部里找你,有话说。现在就去 !”
我吃了一惊。
惊的是,不知我这倒霉的被关过的人,又出了什么麻烦——犯了何项罪款?
无奈何,只得硬着头皮前往。
“因工作的需要,调你回北京。从今天起,停止劳动。这几日你收拾东西。准备好了,决定 哪天走,告诉我们,来办手续。”头目人李同志的声音,字字入耳。
这是真的吗?我简直不敢相信,呆住了。清醒过来,倒很平静。我当时就说:“我过一个星 期,9月3日或4日走。可以吗?”
他说,好,就这样吧。
我还是像在梦里,若信若疑,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北京需要我去做什么?迷迷糊糊,往 回走。
这时,遇见一位左派革命同志,他从不理我的,此时忽拍我肩,笑着说:“嗬,可高兴了吧 !”
我这才明白,此事人家别位早已闻知了,只不过今晨才对我发表就是了。
我忽然一下子从半囚犯成了自由民,而且谁也不再“管制”我了。
我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可收拾一个星期——很奇怪,照“常理”,我似乎该回京心急,最 多两三天就可启程了,可是我却并未如此。我的心理是:想享几天“清闲”、“松快”的 滋味 是什么感觉,一也;想与这十一个月所走到的那些路径、竹丛、田畦、旷地……去告告别, 因为心知:我是再不会重到这“旧游之地”来了。
为了表示“祝贺”,特向小卖部买了总舍不得买的两瓶水果罐头,一桃一梨,就在附近一棵 老树根旁坐了,享受这多年无缘入口的佳果和糖水,一边吃,一边向老树根暗语告别:再会 吧——我难再到这地方来看你了。
快到启行日了,从队部领取了公函,叫我到第x号“高地”(丘陵地形,到处起伏不平)总部 去办手续。
那天是个阴天,似乎有稀疏的雨滴,我顶了破草帽,悠悠荡荡,顺一条高堤而行。记不得是 多远,反正也走了大约三十分钟的光景,到了高地,问明总部办公室,持公函而入。
接待我的人很和气,叫我等开回京公函,中午就在此吃点午饭,还有间客屋可以卧憩一小 时。
后知此同志名叫张宗禹(奇极!后来他也回京了,竟和我住了同院)。我休息后从他手中领到 了公函。
打开看时,我不禁暗吃一惊!
你猜那上面怎么写的?你定然猜不出。——“今奉中央周总理办公室专电致湖北军区司令部 :调人民出版社周汝昌回京工作……”(我记忆如此,如有误记,也不过一二字多寡之间。 其“人民出版社”五字是原文。漏掉“文学”二字,盖我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
至此,我这才如梦方醒——怪不得从调令下来人们对我就如此“放任”而“信任”起来了!
告别干校那天,须起大早,要步行到县城的火车站。前一夕,我烦孙用先生早早叫醒我—— 他常值夜班在露天转悠。果然到时隔窗唤我了——其实我何待人唤,早已起来收拾停妥了 。
力气大而热情的同仁早已把我的行李、木箱、杂筐篓等运搬上车了,到厨房吃早饭——人家 要拉车步行直送到车站,必须吃好。天还未亮,厨房热粥已熟,灯火通红,能吃的都饱餐一 顿,并劝我喝粥吃饱。
上路了。辞别了碰上的人们。到出“村”路口,见林辰先生小凳子坐路旁——那是派的守路 口 盘生人、防私逃的职务。我向他作辞,他坐着不动,冷冷地点头示意。(他与孙用系原《鲁 迅全集》编辑室的人,后调古典室任副主任,是我的上司。在先,他还视我为“学者”,见 了就笑而示意;后来“文革”他对我有看法,曾大嗓门批判我,说从未见过像我这样“反动 的知识分子”。在干校又住同屋,极少理我,颇有“敬鬼神而远之”之雅致了。)
拉车的小伙子是彭庆生。提起他,不由我不插叙几句。
庆生是“文革”中刚从北大出来的“小将”,能得“风气之先”,到那个单位后一张大字报 掀开新的一页,很快成了运动的主脑人。但运动的阶段层次变化太大太多了,简而言之,及 达干校后,他又因变化而成了“5·16”的“重要”人物,受苦不小。拉车送我,正是他倒 霉受惩的一种“改造”方式。小伙子毕竟不凡,顶得住,拉着重物走数十里不平之路,可非 易事。他面不改容,也无任何“心情表现”。
我这儿提他,是因为纪念此行的受累者,也纪念他对我的照顾——不知何因,他在“当权” 时就特别加我青目,而发誓要把我打成“反革命”的一头头(司机高某)却与庆生水火难投。 下干校火车上庆生就要我在空位上卧息,还送来毛毯给我盖上。到了咸宁,还未盖房借住民 居时,见我衣服不够,他把崭新的棉大衣送来让我穿,“脏了也没关系!”
莫忘,这是何等岁月,何等“境界”,在平常情况下这也令人感激了,何况是“非常”的日 子里!我难忘记。
运动过后,久之方知他在语言学院执教了。为职称的事,为他的古代诗学著述(不止一部)的 事,都来找我。他身体好时,每年正月初一,必从郊外赶来贺岁。我的“难友”与学谊的缘 分颇不一般,思之意味不浅。
插话到此暂休。且说我到火车站。
人若走上好运了,到处可遇好人。我到车站正值中午休班,不卖车票。我到窗口,却有一位 姑娘在内,把证件给她看,她看了竟破格照顾说:“我先给你一张吧,省得一会儿你排队挤 得累。”她还说可以把手提包寄存她室内,伶伶俐俐地到街上走走——离车开还有一个多小 时呢!
我感谢极了,这真是一位好心的女士(那时还没有此称可随意使用),她见我那敝衣黑疲的穷 书生样子,也许不无悯人之心吧?
我逛了商店,买一件告别湖北的小物件作纪念品。从从容容上了车——票在手里了呀!
车很清静,那时上京的人看来不多。落座不久,一位探亲假回京的同事上来了——却递给我 一封信,看时,竟是家兄祜昌寄到干校的信函,不禁喜上加喜。不知哪位好人见信到了,知 我已行,竟让那同事(姓袁)捎了来。
我到京时,乃是1970年的9月5日的上午。
“山妻”见我回来,当然只以为是12天的探亲例假之幸了。及至我对她说:“我不用再回湖 北了!”她十分惊讶——因为她曾向“知情”的某司机打听过:“这些下干校的,还能回得 来吗?”得到的答语是:“多半是回不来了!”
我持公函到文化部(还是老楼,位于朝阳门内大街)报到。传话入内后,出来一位“留守”同 志,他看了公函,立刻打电话——我当然不知是给谁,只听见一两句:“……周总理指示的 ,这很重要……”
但谁也不知应把我“安插”在何处。
后来,让我暂在原单位“挂着”等候。人民文学出版社只有几位“留职”者专司印制“样板 戏”,在底楼。二楼皆空,给我一间屋,里面已尘积寸许!
我在那办公处,无“公”可“办”。这时,我太“自由”了,谁也不敢来“管”我了。连军 宣队的长官见了我,也客气地说:“周汝昌同志,你还要继续革命呀!”(那是当时的一句新 口号,能膺此语的,已不再是“犯错误”、“有罪行”的坏分子了。)
此前此后,轰动了干校,皆不知我是“多大来头”。以致谣言四起编造故事。
这是奇事,彼时正在大力加紧催办继续下干校,不许逃避——原指示“老弱病残”除外,到 此一概不论,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也得改变。试想,此时此际,怎么一个区区的周汝昌,却 会由周总理专电调回呢?!
大家猜谜。羡者,妒者,捧者,暗害者……世态尽呈于我身边左右。
“工宣队”也曾让我写个报告,诉诉想做什么工作,以便上达。可是这份报告也了无下文, 是未呈?是遭人扣押?不久“工宣队”也走了,我去问谁?茫然惘然。
无“公”可“办”时,代社长王致远忽抱来一批郭小川的诗集,让我看看。又曾陪郭小川来 看我 。他见桌上摆着的诗集子,说:“这些东西,都不能再出了。”我不敢妄答,以苦笑报之。
诗曰:
干校惊雷万众疑,书生“何术”递文词?
人心夷险真难测,感谢窗中女票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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