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部 > 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 > 蜀道知难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此已早成历史陈言了,但我还是赶上了一点“难之尾声”,略知滋 味。我是1951年之秋,忽接成都华西大学之电聘,邀我去当外文系的讲师——其时我尚在燕京大 学的中文系研究院读研究生,差一学期方能毕业。何去何从?殊费斟酌。
话要稍稍回转,“倒插一笔”:
我1935年秋初中毕业,本应1937年秋高中毕业,即升大学。孰料1937年卢沟桥事变即起,母 校南开中学被炸南迁。几经周折,到1939年方得考取燕大西语系,1940年秋方得入学。又孰 料,1941年冬即遭日寇封校。又经六年沦陷之苦难生活,于1947年之秋再次考入燕大——仍 算40学号老同学,并承认已读的三学期的“学分”(燕大是“学分制”,读满规定的学分限 数,方能毕业)。所以我这个“老”学生却成了解放最初一届的燕园毕业生。闻者(聆我追叙 自幼龄的学程百般坎坷)称异,几乎难以相信!
毕业分配工作,新中国的新闻总署到燕大去要应届生,条件是中英文须兼长,于是系里推荐 了我。
新闻总署专人到校找我,适值我外出,未能洽谈。正巧中文系来通知我,即将成立第一届研 究院招生。我又在就业与求学二者之间必须做出明智的决断。
这儿有一小趣事:1947年重考入学(复学)时,我想转系,报了新闻系。及一到选课填表经系 主任批准时,他见我选的课都是文学艺术之类,于新闻必修课毫无兴趣,当即驳回,说这不 行,要大改选课表。
我无法“接受”,于是就去找西语系主任柯安喜,说“我要回家”(back “home”)。
她见系里来了一个“浪子回头金不换”,十分高兴,喜笑颜开地说:“你要回来——太好了 !”一下子就在我选课表上签了字,“收留”了我。
既有此番小曲折,我再就任新闻总署的职位,心里终觉欠安;加上我是个酷爱中华文学文艺 之书呆子,对中文系研究院的“魅力”简直无法“抗拒”,就入了院当研究生,婉谢了新闻 署。
华大来电聘,事带有“传奇性”,也不易得,遂又决计应聘。我为此去向高名凯先生请教, 多蒙高先生十分慷慨照顾,说:你就先去就聘吧,所差的一学期可以不计,你到华大后在半 年内将论文寄来,研究院就承认你的毕业资格。
我还请问:到成都教学,您有什么指教之言,也当敬聆。他沉吟了一下,然后说了一句:多 注意政治。
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办理离开燕园的手续——这是依依难舍的地方,去就难以两全的滋味很 不好过,然而也只好拜别师友了。
1951年受聘,离母校,次年春末方得启程上路远赴锦城。当时并无铁路,要“爬”秦岭,循 古栈道入蜀。
上文已交待明白,我重返燕园,非复少年,人伤老大,曾于本科时作诗,今只记此七律中一 联 云:“半生书剑经三化,一介儒冠上二毛。”(三化,用《观我生赋》之语;“二毛”即潘 岳的典故,不烦多注。)那时入蜀,事非简易,已做了永离家乡的打算。老家是连一条“青 毡”也无有了;浑似迅翁之诗所云“挈妇将雏鬓有丝”。
成都华大知我实况,并非单人独骑(jì)的一个少年学生,而是要“携家”前往,慷慨地 两次汇给了旅费。那时要从故里天津先到北京,方能登上火车,经河南,入陕西,直到宝鸡 下车。从宝鸡为始,就要爬秦岭了。
那一切的经历,都是新鲜的,此刻也难尽表。单说怎么“爬”法呢?——
一辆很敝旧的破汽车,由它直开到成都。这可不是小事一段。但看那司机“貌不出众,语不 惊人”,可是他显得“若无其事”的一般,我想他是经验太丰富太老练之故。
我们这一车十几个人,都是千里之旅,有从沪上入蜀办事的,有游子回乡的,还有军嫂远赴 新疆探亲而路走此半途的……我属“特殊身份”。我们天南海北,结了一个缘:许多日夜, 相聚相助,休戚相关,都熟识了而且都是很好的人。
从宝鸡旅馆告别秦川平原,一入山口,一峰突起,衬着云霞,我的男孩喜得立即拍手叫出声 来。我也觉得自己是个“诗境”中人了,十分欣快。
千盘万转,一辆破旧车像个不识世务的牛犊,在无穷无际的山岭上左旋右转地爬起来。望车 外,一步一景,难描难画,连山的颜色都在多变,竟有赤红色的一座峭壁孤崖,绝似娲炼之 余!
但在“观山景”的快意和惊奇中,车临险境,奇不可言,心里也会想:我们这一小群人的命 运,就全“寄托”在这头破“铁牛”身上了——那车和司机,倒有点儿“牛劲”,从未见他 们略有迟疑或疲态。
可是,有一回在一处山顶上“抛锚”了。
久坐车内的人,走出来活动腿脚,我下来见是一片不陡而倾斜的坡面,石头很光滑,不敢放 步走,小心翼翼地试“行”几步,发现坡上有镌刻的大字,可是没法 “远览”(鸟瞰) 而辨认 是何字句。正在怅然无计,说车是小毛病,没事了,上车吧。于是“老牛”又依然鼓劲 地往前挪动起来。
这一次实在算不了什么真“事故”,略为麻烦些的则是在凤翔县——全程也只这一次,可谓 幸也。我因此更佩服这辆破车和那看似等闲的司机。
那是在凤翔歇下,“打尖”休整,以备往西的更艰难的行进。看见地方上有人召集村姑农妇 们,列队扭秧歌,是当时表现妇女得到解放的活动。我则只想起历史上如苏东坡者在此做官 留下喜雨亭等石刻,惜难寻踪问影……
夜晚男女老幼挤在一个大土炕上,记得在炕上并未真的睡着了,忽听见唤大家起来要赶一程 路。旅客都是最想快到,不计睡不睡,于是纷纷收拾,离店又行。
已记不清走了多远,到一深山中一个“坳”处略有一点平地,那儿孤零零一所陋房——车 在这儿出了毛病。此时已是黑夜,将那户人家唤起,要求投宿。进去只见中年妇道人家两个 ,惊奇地忙乱着,接待这伙不速之客。她们最忙的是将仅存的白面倾入一个大盆,赶着给客 人和面烙饼。
饼还未烙成,忽又传来,车修好了,不住下了!讲好的饭钱照付。两位妇道,感谢意外的收 入——可是谁也不知道她们的那些面怎么处置。
这说明:破车不破,司机技能真是可佩之至!
万没想到,千山万岭,好容易车到广元,又一次下车检查。据说那时正值三反五反期,沿路 检查甚严,怕有贪污等逃犯以及其他不法之人。但广元这儿却比他处几倍严格——男的要脱 衣,儿童要查鞋袜底儿……行李彻查,更无待言。
轮到打开我的行李卷儿,从中发现了我从天津买的美国进口助听器(因怕摔坏,置于棉被褥 最软之处)。这可让四川的检查人员大为震惊——以为是个“小电台”秘密联络器,疑我是 个“特务”。
这下子,麻烦可大了。
他们先找了“无线电专家”来审验这个助听器,大约费去一小时研究,结果明白它只能“收 ”一般声响,也不能“发消息”。于是这才把我叫到办公处,口头盘问。我有华大聘书与当 时军方部门开具的旅行证件和地方发的迁移证。不想证件上有一个字是圈改的,我倒未察觉 ,他们抓住此点不放,诘问此字如何是改的。我说:原来就如此,与我的笔迹无涉。仍不相 信。
最后,见我侃侃而谈,面无惧色,也抓不到任何可疑之迹,这才让我当场写一份自述书面, 然后放行——但对助听器仍不放心,对我说明,弄清之后再还你到华西大学那里。
这时间可就久了。汽车有行程,不能为一个人的“事故”而久误时间站头,有些旅客当然催 行。幸而那位司机同志真是好人,他说:他(指我)有家眷小孩子,抛下他在这儿,他怎么办 ?还是等等吧……
到处有仁人。我至今感念——倘若他照规矩开车走了,我将会被困在广元,那困难不堪设想 。
等我从被拘问处出来,只见远远地站着三个人——同伴者,见我出来了,面现喜容,陪我走 回(我还真不记得路呀!)登车之处。
我至今想:这三位旅伴,也是大仁至厚之人——不知我是什么人,遭了什么嫌疑甚至真有什 么“问题”,谁不躲远点儿?可这三位却关怀地到那地方去探我,这是何等善心至意!然而旅 途人生“一面之缘”,再无相会之期,连姓名也不能尽知。每念及此,无限的怅惘和感激之 情,难以悯默。
快五十年了,久怀在心,无由纪念他们,今日方以小文志之。
诗曰:
秦岭盘纡落照昏,深山曾叩野人门。
助听“新物”原难识 同车者有上海徐志森先生,见我是个知识分子,谈得来 ,后来成 了通信朋友。他曾叹道:四川地方太闭塞了,助听器上海商店橱窗摆着,人人皆见的,在此 却出了大麻烦。 ,感激仁心格最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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