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字仲伟，颍川郡长社县人。钟嵘同他的哥哥钟山元、弟弟钟屿都很好学，有见识和思想。钟嵘，齐朝永明年间为国子监生，通晓《周易》，卫军王俭当时任国子监祭酒，很欣赏他。后为本州推举为秀才。最初任王国侍郎，迁任抚军行参军，出任安国县令。永元末年，任司徒行参军。迁中军临川王行参军。衡阳王元简出守会稽，引钟嵘为宁朔记室，专门负责文书工作。
当时隐士何胤在若邪山修建居室，山洪爆发，树和石头都被洪水卷走，而惟独何胤的居室安然无恙，元简让钟嵘写《瑞室颂》以记述它，文词特别优美、规范。选用为西中郎晋安王记室。钟嵘曾品评古今五言诗，论述各自的优劣，名为《诗品》。其序言说：
“气候使景物发生变化，而景物又感动人，所以被激荡起来的感情，就表现在舞蹈和歌咏中。想用来照耀三才(天、地、人)，辉映万物，祭祀神灵，阐明幽深微妙之旨，感动天地鬼神，莫过于诗歌。从前的《南风歌》、《卿云歌》，其意义是深远的。夏歌中有‘郁陶乎予心’的诗句，楚辞中有‘名余曰正则’的诗句，其诗体虽不都是五言，但上述二句已是五言诗的开端。到汉代李陵，开始创立五言诗这一体裁。古诗年代久远，作者与创作年代都很难详细知道。从体裁推断，必是汉代而非周末的作品。汉代王褒、扬雄、枚乘、司马相如等人皆以辞赋著称，没听说有诗歌传世。从李陵到班婕妤，约百年间，除了一个女作家，就只有李陵一人而已。东汉两百年中，只有班固著五言《咏史》诗一首，议论缇荥救父之事，枯燥而没有文采。到了建安年间，曹操父子很爱好文士，成为文坛领袖。陆云、陆机兄弟，俨然文界栋梁。刘桢、王粲可算是曹氏父子左右辅佐之人。较次一等的人物，攀附曹氏父子，可作他们的部属的更多，数以百计。建安时代文学大盛。建安以后文学逐渐衰微，这种颓废局面直到晋代才停止。太康年间，张载、张协、张亢兄弟，陆机、陆云兄弟，潘岳、潘尼叔侄及左思等人继承了前人的成就，使文学得以中兴。永嘉时期，尊崇黄老学说，崇尚清谈玄学，诗的内容多谈玄学的道理，使议论这些玄言诗味道平淡，没有诗歌的意味。到东晋，玄言的余波仍在流传，孙绰、许繤、桓温、庾亮等人的诗像玄学论文，丧失了建安文学慷慨悲凉的情调和富于现实性的内容。郭璞、刘琨已开始在改变玄言诗体，只是挡不住写玄言诗的人多，在当时影响不大。到义熙年间谢益寿继起创作，很有文采。元嘉初年，谢灵运才高词丰，文学成就很高，超过了刘琨、郭璞，压倒了潘岳、左思。所以说曹植是建安时期的杰出代表，谢桢、王粲是辅佐人物；陆机是太康时期精英，潘岳、张协是辅佐人物；谢安是元嘉时期的首脑，颜延年为之辅佐。这都是五言诗的首要人物，文辞名高一世。
“四言诗体文辞简约而含义广泛，学习《国风》、《离骚》便可获得很多，但每每苦于文辞繁多而写出来意思较少，所以近世很少有人娴熟四言。五言在诗歌中很重要，是各种诗体中最有味道的一种，所以很适合于世人的口味。世人爱好五言，是因为它用来抒情写景最细致贴切！所以诗有三种不同的写法：一是兴，二是比，三是赋。文字已写完而意义还没有完称为兴；借物喻志称为比；直书其事，用寓言反映事物称为赋。兴、比、赋的作用很大，作诗时斟酌运用三种手法，以风力作骨干，加以文采的润色，使人玩味到它的诗意而觉得余味无穷，听到它的吟诵则心中深受感动，这是写诗的最高造诣。作诗若专用比、兴，则必然产生意思深奥、文辞生硬的毛病；若只用赋体，则意思肤浅，文辞松散，轻浮油滑而无所归依，必然产生芜杂散漫的毛病。就好像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酷寒这四时气候影响诗歌一样。欢聚的诗亲热，别离的诗哀怨。至于屈原受谗言所害被放逐，王昭君远嫁匈奴和亲外交。或者横尸朔野，或者魂入蒿丛，人民在战乱年代流离死亡，无所依归；或者挥戈戍边，驰骋疆场，征战边塞，保卫国土；征夫思妇心情哀怨，这些题材的诗篇很多。又有的抒写士人辞官，隐居山林的情志，解去..绶，一去不返；女子有的因容貌姣好入宫得宠。上述放逐、和亲种种事情很感动人，这些思想感情不用诗歌不足以表达出来。所以说：‘诗歌可以表达友爱，也可以表达怨恨。’若要使穷困贫贱的人得以心安，隐居者没有烦闷，更加悠闲，就没有比‘陈诗’、‘长歌’更好的了。所以文学家没有不爱好诗歌的。现在读书人中作诗之风盛行。儿童稍微长大、身体能够承受得住衣服，刚刚入小学，便一心为写作诗歌而奔走努力。至于富家子弟耻于自己的诗歌达不到水平，就整天写作，整夜苦吟，这些作品，作者独自看看以为很不错，但众人一看，就觉得平庸鲁钝。更次的是，当时有些轻薄的人，嘲笑曹植、刘桢的诗古朴笨拙，而说鲍照和谢緿的成就超越古今。而学习鲍照，最终赶不上他‘日中市朝满’的诗句，学谢緿而学不到他的好处，勉强得到‘黄鸟度青枝’这样的句子。上述这些人，白白地抛弃了高尚的文学趣味，在文学上是未入流的门外汉。
“我看上层人士，当官之人在广博的谈论之余也谈论诗歌，他们谈论诗歌时，随着各自的爱好，意见也各有不同，或混淆不清，或相持不下，议论纷纷，没有可以依照参考的标准。近人彭城的刘士章是一位杰出的文学欣赏家，他不满于上述这种混乱情况，想品评当代诗歌，有所标榜。刘士章的著作没有完成，我有感于此而作《诗品》。过去班固品评人物分为九等，刘向的儿子刘歆著《七略》分七类评论作家，若从名与实两方面加以考核，确有不恰当的地方。至于说诗歌也是一种技艺，这是显而易见的，以类相推，几乎和棋戏相同。当今皇上怀有不学习便知晓的天才，体察深幽的文思，文学成就辉煌，赏析精深广博。齐竟陵王开西邸，招延文学之士，梁武帝萧衍与沈约、谢緿、王融、萧琛、范云、任日方、陆亻垂交游时已是诗坛领袖，他们在当时号称“竟陵八友”。况且奄有天下，作了皇帝后，有很多人出来辅佐君王，涌现出很有才学的作家。当代诗人的成就已超过汉、魏、晋、宋(指刘宋)，这的确是我这像农人的歌谣、赶车人的议论、粗浅的著作所不敢于区分其派别而加以品评的。我在这部著作中收录的只不过是流传于民间，与一般谈笑相同的作品而已。”
不久，死于官任上。
当时隐士何胤在若邪山修建居室，山洪爆发，树和石头都被洪水卷走，而惟独何胤的居室安然无恙，元简让钟嵘写《瑞室颂》以记述它，文词特别优美、规范。选用为西中郎晋安王记室。钟嵘曾品评古今五言诗，论述各自的优劣，名为《诗品》。其序言说：
“气候使景物发生变化，而景物又感动人，所以被激荡起来的感情，就表现在舞蹈和歌咏中。想用来照耀三才(天、地、人)，辉映万物，祭祀神灵，阐明幽深微妙之旨，感动天地鬼神，莫过于诗歌。从前的《南风歌》、《卿云歌》，其意义是深远的。夏歌中有‘郁陶乎予心’的诗句，楚辞中有‘名余曰正则’的诗句，其诗体虽不都是五言，但上述二句已是五言诗的开端。到汉代李陵，开始创立五言诗这一体裁。古诗年代久远，作者与创作年代都很难详细知道。从体裁推断，必是汉代而非周末的作品。汉代王褒、扬雄、枚乘、司马相如等人皆以辞赋著称，没听说有诗歌传世。从李陵到班婕妤，约百年间，除了一个女作家，就只有李陵一人而已。东汉两百年中，只有班固著五言《咏史》诗一首，议论缇荥救父之事，枯燥而没有文采。到了建安年间，曹操父子很爱好文士，成为文坛领袖。陆云、陆机兄弟，俨然文界栋梁。刘桢、王粲可算是曹氏父子左右辅佐之人。较次一等的人物，攀附曹氏父子，可作他们的部属的更多，数以百计。建安时代文学大盛。建安以后文学逐渐衰微，这种颓废局面直到晋代才停止。太康年间，张载、张协、张亢兄弟，陆机、陆云兄弟，潘岳、潘尼叔侄及左思等人继承了前人的成就，使文学得以中兴。永嘉时期，尊崇黄老学说，崇尚清谈玄学，诗的内容多谈玄学的道理，使议论这些玄言诗味道平淡，没有诗歌的意味。到东晋，玄言的余波仍在流传，孙绰、许繤、桓温、庾亮等人的诗像玄学论文，丧失了建安文学慷慨悲凉的情调和富于现实性的内容。郭璞、刘琨已开始在改变玄言诗体，只是挡不住写玄言诗的人多，在当时影响不大。到义熙年间谢益寿继起创作，很有文采。元嘉初年，谢灵运才高词丰，文学成就很高，超过了刘琨、郭璞，压倒了潘岳、左思。所以说曹植是建安时期的杰出代表，谢桢、王粲是辅佐人物；陆机是太康时期精英，潘岳、张协是辅佐人物；谢安是元嘉时期的首脑，颜延年为之辅佐。这都是五言诗的首要人物，文辞名高一世。
“四言诗体文辞简约而含义广泛，学习《国风》、《离骚》便可获得很多，但每每苦于文辞繁多而写出来意思较少，所以近世很少有人娴熟四言。五言在诗歌中很重要，是各种诗体中最有味道的一种，所以很适合于世人的口味。世人爱好五言，是因为它用来抒情写景最细致贴切！所以诗有三种不同的写法：一是兴，二是比，三是赋。文字已写完而意义还没有完称为兴；借物喻志称为比；直书其事，用寓言反映事物称为赋。兴、比、赋的作用很大，作诗时斟酌运用三种手法，以风力作骨干，加以文采的润色，使人玩味到它的诗意而觉得余味无穷，听到它的吟诵则心中深受感动，这是写诗的最高造诣。作诗若专用比、兴，则必然产生意思深奥、文辞生硬的毛病；若只用赋体，则意思肤浅，文辞松散，轻浮油滑而无所归依，必然产生芜杂散漫的毛病。就好像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酷寒这四时气候影响诗歌一样。欢聚的诗亲热，别离的诗哀怨。至于屈原受谗言所害被放逐，王昭君远嫁匈奴和亲外交。或者横尸朔野，或者魂入蒿丛，人民在战乱年代流离死亡，无所依归；或者挥戈戍边，驰骋疆场，征战边塞，保卫国土；征夫思妇心情哀怨，这些题材的诗篇很多。又有的抒写士人辞官，隐居山林的情志，解去..绶，一去不返；女子有的因容貌姣好入宫得宠。上述放逐、和亲种种事情很感动人，这些思想感情不用诗歌不足以表达出来。所以说：‘诗歌可以表达友爱，也可以表达怨恨。’若要使穷困贫贱的人得以心安，隐居者没有烦闷，更加悠闲，就没有比‘陈诗’、‘长歌’更好的了。所以文学家没有不爱好诗歌的。现在读书人中作诗之风盛行。儿童稍微长大、身体能够承受得住衣服，刚刚入小学，便一心为写作诗歌而奔走努力。至于富家子弟耻于自己的诗歌达不到水平，就整天写作，整夜苦吟，这些作品，作者独自看看以为很不错，但众人一看，就觉得平庸鲁钝。更次的是，当时有些轻薄的人，嘲笑曹植、刘桢的诗古朴笨拙，而说鲍照和谢緿的成就超越古今。而学习鲍照，最终赶不上他‘日中市朝满’的诗句，学谢緿而学不到他的好处，勉强得到‘黄鸟度青枝’这样的句子。上述这些人，白白地抛弃了高尚的文学趣味，在文学上是未入流的门外汉。
“我看上层人士，当官之人在广博的谈论之余也谈论诗歌，他们谈论诗歌时，随着各自的爱好，意见也各有不同，或混淆不清，或相持不下，议论纷纷，没有可以依照参考的标准。近人彭城的刘士章是一位杰出的文学欣赏家，他不满于上述这种混乱情况，想品评当代诗歌，有所标榜。刘士章的著作没有完成，我有感于此而作《诗品》。过去班固品评人物分为九等，刘向的儿子刘歆著《七略》分七类评论作家，若从名与实两方面加以考核，确有不恰当的地方。至于说诗歌也是一种技艺，这是显而易见的，以类相推，几乎和棋戏相同。当今皇上怀有不学习便知晓的天才，体察深幽的文思，文学成就辉煌，赏析精深广博。齐竟陵王开西邸，招延文学之士，梁武帝萧衍与沈约、谢緿、王融、萧琛、范云、任日方、陆亻垂交游时已是诗坛领袖，他们在当时号称“竟陵八友”。况且奄有天下，作了皇帝后，有很多人出来辅佐君王，涌现出很有才学的作家。当代诗人的成就已超过汉、魏、晋、宋(指刘宋)，这的确是我这像农人的歌谣、赶车人的议论、粗浅的著作所不敢于区分其派别而加以品评的。我在这部著作中收录的只不过是流传于民间，与一般谈笑相同的作品而已。”
不久，死于官任上。
